先秦法家法治教育思想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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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育是思想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社會政治、經濟具有重大的反作用。先秦時期法家“法治”的教育思想不同于儒家“德治”教育，主張實行“法治教育”。本文主要從先秦法家法治教育目的、教育內容、教育主體和教育手段四個方面來揭示其法治教育的基本特征。

【關鍵詞】法家；法治教育思想；特征

先秦時期社會大變革，法家思想家在政治上主張以“法”治國，提倡法治，在文化上主張實行法治教育。法家所倡導的法治教育有別于儒家所倡導的“德治”教育，更不同于當今社會的法治教育。在綜合各方面文史資料的基礎上，筆者認為，先秦法家法治教育思想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征：

一、法治教育目的的功利性

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教育是由社會關系決定的，隨著時代的變化，教育也隨之發(fā)生變化，教育的目的、內容和方法在各個時代也是不同的。從階級產生之日起，教育就以成為階級統(tǒng)治的工具。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說：“統(tǒng)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tǒng)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tǒng)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tǒng)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資料，因此，那些沒有精神生產資料的人的思想，一般是隸屬于這個階級的?！盵1]自古以來，統(tǒng)治階級總是想通過教育來支配被統(tǒng)治階級的思想，總是想把教育變作奴役被統(tǒng)治階級的工具，變作鞏固本階級統(tǒng)治的工具。法家從李悝到韓非子生活的時代，正值戰(zhàn)國時代。各諸侯國為爭霸天下，對外求得生存，對內謀劃變革。在這種情況下，法家為加強君主權力，實現(xiàn)富國強兵，在變革政治、經濟的同時，也對意識形態(tài)、文化教育等整個上層建筑做了革命性的變革。法家認識到，教育作為上層建筑，是服務于社會政治經濟的，在當時，就必須為發(fā)展和鞏固地主階級專政，壯大軍事實力做出它應有的貢獻。在教育措施上，實行“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法治教育，排斥法律和政策之外的一切教育，把統(tǒng)治階級的成文法作為教育的唯一內容，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民眾的思想自由，也使得一些賢人的聰明才智得不到應有的發(fā)揮；讓處于統(tǒng)治階層的官吏做老師，使教育話語權牢牢地掌握在統(tǒng)治階級手中，這在一定程度上取消了“學而優(yōu)則仕”的教育政策，降低了民眾學習的積極性。法家所倡導的法治教育把鞏固地主階級專政和實現(xiàn)富國強兵作為唯一的教育目的，抹殺了法治教育的根本目的，其法治教育的功利性可見一斑。

二、法治教育內容的單一性

在法治教育內容方面，商鞅則堅決主張實行以法治和耕戰(zhàn)為基本內容的教育，他倡導“燔詩書而明法令”和“禁游宦之民而顯耕戰(zhàn)之士”。他視儒家所倡導的詩書、禮樂、仁義、孝悌等為禍國殃民的“六虱”，認為儒家的禮治教育內容是不切實際的“浮學”。由此，商鞅主張實行“壹教”來統(tǒng)一教育，“所謂壹教者，博聞、辨慧，信廉、禮樂、修行、群黨、任譽、清濁，不可以富貴，不可以評刑，不可獨立私議以陳其上?！盵2]他所主張的“壹教”，其根本是統(tǒng)一教育內容，僅僅對民眾進行法治教育和耕戰(zhàn)教育。他主張無論男女老幼，唯一所學的內容只有耕戰(zhàn)法治而已。商鞅的這種法治教育主張，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具有一定的現(xiàn)實意義和積極作用，培養(yǎng)了一大批為國而戰(zhàn)之士，對富國強兵和農業(yè)發(fā)展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但從長遠看，只是一種急功近利的教育，不可能對民眾進行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教育，民眾的積極性會逐漸下降。韓非在繼承商鞅重視法律教育的基礎上，提出了“以法為教”的教育思想，精辟地概括了法家法治教育內容。在教育內容上，韓非主張不學歷史文化典籍和道德說教，只教官府制定的成文法律、法令，把新興地主階級所頒布的成文法律、法令成為教育的主要內容。此外，韓非還將新興地主階級制定的法律、法令編輯成書，成為宣傳和教育民眾的唯一法律教材，使民眾的思想、言行統(tǒng)一于統(tǒng)治階級主張的社會政治經濟措施上來。在韓非的思想中，除了法律教育，不要其他任何教育，即反對學校教育，除了官吏，不要其他任何教師。取消了文化知識的傳授，抹殺了教師和學校在法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韓非沒有看到，教育服務于政治經濟的同時，還具有一定的相對獨立性，有其自身發(fā)展的規(guī)律，同時，韓非也忽視了一點：教育并不等于法律，教師也不同于官吏。

三、法治教育主體的獨斷性

法家在韓非提出“以法為教”的教育內容后，為響應“以法為教”的教育方針，確立了“以吏為師”的教育實施途徑?！耙岳魹閹煛本褪亲屘幱诮y(tǒng)治階級的官吏當老師，不要其他人做法治教育的老師。這在客觀上決定了作為法治教育主體的官吏在法治教育過程中具有獨斷性，這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唯有官吏擁有法律、法令、政策的制定權。“法者，憲令著于官府、刑罰必于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盵3]官府掌握著制定法律、法令的權力，憲令制定的具體內容、法律的側重點、法令的等都由官員牢牢地掌控著。在制定法律的過程中，本著服務于社會政治經濟的原則，法令充分體現(xiàn)國家的“公利”，而忽視了民眾的“私利”，制定什么，如何制定，民眾幾乎沒有一點的參與權和發(fā)言權，這一切都由官員決定著。其次，唯有官吏擁有宣傳和解釋法律、法令、政策的解析權和執(zhí)行權。法律、法令一旦公之于眾，官吏就要負責向民眾宣傳和解釋法律、法令的職責，“凡術也者，主之所執(zhí)也；法也者，官之所以師也?！狈姨貏e提出，宣傳、解釋和執(zhí)行法令的老師只能是官吏，那些只注重修辭善辯的學者和游宦之民是沒有權力和資格向民眾宣講法令的。當然，那些官吏對法令講解并不是按照自己的主觀愿望，隨心所欲地想怎么解釋就怎么解釋，而是經過嚴格的法教訓練，附之定期考核，是按照統(tǒng)治階級的意愿來解釋和執(zhí)行法令的。

四、法治教育手段的激勵性

民眾在日常生活中是否知法、懂法，在行為上是否守法，這是檢驗法家法治教育實施效果好壞的標準之一。在境之民行為上守法是法家普及法治教育的根本目的所在，因為只有全體民眾守法，社會秩序才能有序、和諧，才能為富國強兵提供一種良好的社會氛圍?；诖?，法家為實現(xiàn)全體民眾守法，采取了一些獎賞措施，這些措施反映在教育上，則激勵著民眾為得到那些具有誘惑力的獎賞而努力守法。管仲在《管子•明法》中認為君主治理國家，要學會使用官爵俸祿來引導和勸說民眾走上其預定的軌道，用官爵俸祿來激勵和教育他們，民眾覺得有利可圖就會蜂擁而至，去爭搶那些獎賞，“明主之治也，縣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于上，故主有以使之；”他還說：“人主之治國也，莫不有法令賞罰?！闭J為，君主治理國家，沒有哪個不用法律、政策和獎勵懲罰措施的。商鞅也認為，君主要想治理好國家，要善于利用賞罰激勵手段。商鞅的法治教育思想是以農戰(zhàn)為基本內容的，他認為法治教育的作用就是引導民眾集自身人力、物力和財力于農戰(zhàn)上，要想使民眾在戰(zhàn)場上不膽怯，英勇奮戰(zhàn)，就要給予那些立有戰(zhàn)功的民眾更多的獎賞?！百p多威嚴，民見戰(zhàn)賞之多則忘死，見不戰(zhàn)之辱則苦生?！鄙眺庇衷凇渡叹龝?#8226;君臣》中說：“民之于利也，若水于下也，四旁無擇也。民徒可以得利而為之者；上與之也。”商鞅抓住人性趨利避害的特點，把民眾對利的追求比作水總是往低處流，來說明只有對民眾有利，人們就會紛擁去爭。韓非也認為，法治教育要使臣民明白一點：努力耕作，拼命作戰(zhàn)，就可以建立功勞，就會得到相應的官爵和俸祿，就會成就自己的富貴之業(yè)?！笆故棵衩餮桑M力致死，則勸伐可立而爵祿可致．爵祿致而富貴之業(yè)成矣。”[7]韓非建議君主施行獎賞的時候要毫不猶豫，并且賜賞一定要豐厚，這樣才能使民眾認為它有利，他說：“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所以，圣明的君主要堅決施行獎賞措施來激勵民眾。先秦法家法治教育思想作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有精華亦有糟粕。在當代法治教育實踐過程中，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在批判繼承先秦法家法治教育思想精華的基礎上，創(chuàng)新法治教育的方式以適應受教育者個性心理特征的需要，有針對性的開展法治教育；要不斷增強受教育者自我教育的能力，拓寬法治教育主體的范圍；應避免法治教育的空洞說教，使法治教育內容更加貼近學生、貼近生活、貼近實際，只有這樣，才能提高當代法治教育的有效性和實效性。

參考文獻：

[1]程耀明,程明欣.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導讀[M].鄭州:鄭州大學出版社,2007.

[2]馮國超.商君書[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2005.

[3](戰(zhàn)國)韓非.韓非子[M].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3.

作者：劉玉香 單位：山東師范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