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英語理想化認知教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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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來，“中國文化失語癥”現象引起了外語教師和外語教學研究者的普遍關注。很多學者對此進行了大量研究。本文擬從理想化認知模型這一認知語言學理論的角度出發，探討中國文化引入英語教學的意義。
近年來，隨著跨文化交際學對大學英語教學的深入影響，大學英語教學越來越重視目的語文化滲透對語言學習的積極影響。而在我國的大學英語教學中，人們一直強調母語在英語學習中的負遷移作用，卻忽視了母語及母語文化在英語學習者有效建構目的語和目的語文化中的作用。因此，大學英語教師一直強調英語學習中的英語思維，同時，除了大學英語聽、說、讀、寫課以外，一般都會開設英美文化類的選修課。這導致了很多英語語言水平較高的中國學生表現出對中國文化了解的匱乏，從而無法用英語表達中國文化。從叢（2000）指出中國文化的英語表述作為跨文化交際主體意識的對等一方被我國外語界所長期忽視，形成所謂“中國文化失語癥”。認為應將英語表述的中國文化作為文化交際的主體意識貫穿到英語教學中，成為我國各層次英語教學工作者的共同責任。“中國文化失語癥”這一概念提出后引起了大學英語一線教師和研究人員的興趣。張為民和朱紅梅（2002）以清華大學非英語專業的在校學生為研究對象，使用訪談和測試的方法，就大學英語教學中有關中國文化英語表達的教學情況進行了一項調查。山東師范大學的宋伊雯和肖龍福（2009）對本科院校英語專業學生、非英語專業學生以及大學英語教師的中國文化知識掌握情況、中國文化的英語表述能力，及調查對象對我國大學英語教學中廣泛存在的“中國文化失語”現象的態度和對改進這一狀況的期望等進行調查。已有研究表明“中國文化失語癥”背后是我國英語教學中本國文化意識和表述的缺失。本文擬從認知語言學中理想化認知模型（ICM）理論出發探討中國文化引入英語教學的意義。
一、理想化認知模型（ICM）
Lakoff于1982年和1987年提出了理想化認知模型（IdealizedCognitiveModel，簡稱ICM）這一概念，并以此為基礎進一步解釋了范疇化、概念結構和語義范疇。ICM可以被看作是具有特定文化背景的人對某個領域中的知識和經驗做出的統一的、抽象的、理想化的概括和解釋，這是一種整合的、復雜的完形結構（acomplexstructuredwhole，agestalt），是具有格式塔特性的，建立在很多認知模型（CM）基礎之上的復雜認知模型（Lakoff，1987:68）。一個ICM可視為由若干CM組成的集合，即原型或概括性圖式。按照理想化程度、普遍性和代表性可將認知世界的知識分為ICM和背景知識。可被接受的認知世界也是能夠建立統一關系的認知世界，生成和進一步理解意義的必要條件即在于此。多重因素決定了ICM和背景知識之間的區別，然而被一個社團較普遍接受的背景知識也可能成為ICM，因此兩者存在互動性。因此，語言交際必須從認知角度進行動態性分析。由于ICM是“理想化的”，在實際的認知過程中不一定能與客觀事實相吻合，會以不同程度來適應現實世界。某一語義的原型效應正是來自相關ICM與真實世界之間的差異，用這一理論來解釋語義是一個十分有效的手段。語義通過ICM來解釋，而ICM與客觀世界之間的適應程度不同，這解釋了各種多變、模糊、不確定的語義。因此ICM更為全面靈活，更具解釋力，充分考慮了人在認識客觀世界中的主動性。
二、ICM的特性
（一）ICM的體驗性
認知語言學認為ICM具有體驗性。人類在對外界體驗和感知的基礎上，通過主客體互動和認知推理形成了ICM。對現實世界的感知和體驗決定了人們對意義的建構，因此必須從體驗和認知的角度來分析意義。
（二）ICM的完形性
ICM具有完形性，它是由各組成部分構成的一個整體的完形結構。ICM還具有開放性，可隨著人類認識的發展而不斷發展，并從背景知識中選擇出典型模式。具有共性的、常見的、突顯的背景知識就可能在某社團中形成相對固定的CM，若干CM形成ICM，內化于人們的意識中，成為人們對事體的認識方式，并進一步穩定、內化。背景知識主要來自人們對世界的體驗，即使間接習得，也可在直接體驗實踐中找到根源，或是在此基礎上通過認知能力推斷得出。
（三）ICM的關聯性
ICM具有關聯性，不僅各個CM之間具有關聯性，而且一個CM內各成分也具有關聯性，不具關聯性的成分不會存在于同一個CM或ICM中，但是，人們也可能通過認知能力在不同的事體之間建立關聯。
三、ICM理論對于中國文化英語教學的意義
（一）構建以中國文化為根本的心智世界
人們通常是將一個事物與已知的原型樣本相比較，發現兩者之間的異同來識別事物，在這一過程中就會將一個事物看作好像是另一個事物，此時，真實世界（theRealWorld）與人類通過感知建立起來的認知世界（theCognitiveWorld）或叫做心智世界（thementalWorld）不一定完全相同（王寅，2007:219）。現象學大師胡塞爾和他的學生海德格爾都曾認為意義應該是背景知識和信息的結合。Garfinkel（1967）認為日常談話必須依賴無窮無盡的、未經言明的背景知識。Brown&Yule（1983）也強調了語言使用者所掌握的背景知識對生成和理解語篇連貫性的重要性。我們都有這樣的常識，當我們看某一物體時，是不能看到其背面的，但通常能運用背景知識就很有把握地猜出背面的有關情況，即心理學中的缺省值（DefaultValue）。這種情況同樣適用于語言。因為語言交際常常傳遞了比其字面意義要多得多的信息，同時這也為接受方在語篇理解過程中主動建構認知世界模型，尋得各種連貫線索提供了廣闊空間。
（二）改變學生的認知方式
“事件域”通常是人們體驗和認識世界的單位，是儲存于大腦之中的知識塊，這完全符合人們一般性的認知規律。在對許多具體事件體驗和認識的基礎上，人們逐步概括出事件的抽象概念結構，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語言表達。ICM和體驗哲學強調，概念、范疇、心智并非單純來自客觀世界，也并非來源于大腦中的語言機制（languagedevice），而是源語體驗。語言知識并非只是對世界的反映，更是身體對世界體驗的結果。英語教學中中國文化的引入是通過不同的方式體驗中國文化從而通過英語這一媒介建構不同于已有認知世界的中國文化認知模式。此外，我們的認知方式是隱喻性的，隱喻使我們的認知方式，甚至可以說是生存方式。而隱喻具有普遍性，存在于我們的生活、語言、思維和哲學中，是一種普遍語言，是人類的普遍特征。中國文化的引入通過不同的隱喻范式來構建ICM，提高英語學習者隱喻能力，從而促進認知方式的轉變，促進更好的語言學習。
（三）傳播中國文化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對情境中的不同部分的關注程度差異，會導致不同的范疇化方式，因而獲得了不同的意義。唯物論認為我們的概念和意識來自客觀世界和人與自然的互動實踐。基于這一觀點，人們通過體驗逐步理解了現實世界中的各種關聯，通過自身的認知處理掌握其規律，形成了許多認知模型，進而形成ICM。人們正是基于這種認識規律才認識到意義之間關聯性。在現實世界和認知世界中毫不相關的東西置于同一個語境中，缺乏必要的經驗基礎和邏輯推理依據，就形不成關照性，難以看出命題發展的索引性。語碼信息的接收者在構建意義的構建意義的過程中必須激活相關知識，不斷根據語境作出推理和解釋。
綜上所述，ICM作為認知語言學中的重要理論可以作為中國文化引入英語教學的重要理論支撐，具有極大的指導意義。尤其是在中國文化引入英語教學尚處于起步階段的時候，ICM及相關理論可以進一步指導具體教學模式的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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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宋伊雯，肖龍福.大學英語教學“中國文化失語”現狀調查[J].中國外語，2009(6):88-92.
[5]王寅.認知語言學[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7.
[6]Lakoff，G.Women，Fire，andDangerousThings:WhatCategoriesRevealabouttheMind[M].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7.
作者：賁雪 高延宏 單位：哈爾濱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