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方法導向到問題意識教學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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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隨著學科知識分支日益細化，不同的學科領域的成就也日新月異。在這種新形勢下涌現的問題也逐漸超出了一個學科所能解決的范疇，逐漸出現了以問題意識為核心的采取多學科合作方式進行聯合突破的學習和研究范式。問題意識決定了個體的求解路線。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鄭州大學考古學專業在人才培養中碰到長期以文科生為主且調劑生源占相當比例等問題，推進以方法為導向教學轉向以問題意識為主的教學改革，培養人才的問題意識，把自身遇到的問題不斷地轉化為科研意識。

關鍵詞：教學模式；人才培養；方法導向；問題意識

進入21世紀以來，尤其是近五年來，隨著國家對文化遺產建設的日益重視，傳統文化作為治國方略的主要資源，文化遺產或考古學發揮了既有歷史深層時間的思考，又有鮮活的生命體驗的其他學科所不能替代的獨特優勢，需要強化人才培養方略的思考，推進傳統文化向現代化轉變，增強文化自信，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思想資源。分析考古學教學和人才培養中遇到的問題并試圖探索問題解決對策。

一、以方法為導向的原課程大綱設計及其問題

鄭州大學考古學專業設立于1976年，隸屬于鄭州大學歷史學院。1978-2000年每隔兩年招生，2001年以后為適應高等教育改革每年均進行招生，招生人數由原來的20人逐漸增加到30人左右。2003-2006年為二本錄取，2006年后又調整為一本錄取。錄取生源以高中畢業的文科生為主，近年來高考平行志愿錄取促使生源形勢更加嚴峻，不但文科生居多而且調劑生源也占了相當比例，本科教學中以方法為主導的科技考古教學問題更加嚴峻。鄭州大學科技考古課程設置于2004年，由《科技考古學概論》編者之一的朱君孝先生按照該書進行設計，內容包括考古勘探技術、物相與結構分析技術、文物成分分析、考古測年、古DNA技術等。2010年，朱君孝先生調至陜西師范大學，崔天興、陶大衛分別于2011年、2012年介入相關內容的講授。目前科技考古參考書目主要有四本：趙叢蒼先生主編的《科技考古學概論》；陳鐵梅先生主編的《科技考古學》；袁靖先生主編的《科技考古的方法與應用》；王昌燧先生主編《科技考古進展》。這四本教材中，趙從蒼先生和袁靖先生主編的科技考古學均以田野考古發掘、整理、研究過程中所使用的方法為主進行編纂，為學生和教師提供清晰的教學和研究思路。陳鐵梅先生主編的《科技考古學》則以專題進行組織案例進行介紹。作為一線科技考古教師，我們在教學大綱設計中遵循朱君孝先生的考古發掘、研究過程中可能遇到的方法進行課程設計。但這樣的課程設計針對以文科生為主要來源的考古本科生的教學效果并不理想。2011年科技考古作為專業必修課設計為閉卷考試，不及格率高達20%；部分同學補考仍然不能通過，對學生順利完成學業以至于隨之而來的評先、評優乃至推薦研究生工作都造成阻礙。根據考試的實際結果，2012-2016年降低了考核要求，期末課程考核形式由閉卷考試改為課程論文考查的形式進行，但學生仍然在課堂注意力不集中，常見的問題，如玩手機、看小說等仍然存在，期末課程論文完成質量并不高。針對這種現象，我們做了以訪談為主的質性調查。根據調查結果，學生意見多集中在以方法為主包含大量的數理化知識科技考古的課程設計。文科出身的考古專業本科生一遇到數理化知識就很畏懼，形成刻板印象。在大學課堂上很難迅速理解可以作為一門學科的科技方法在考古學中的應用，一看到數學公式和化學符號就自然地認為自己根本聽不懂。很多調劑本科生源本來對考古就熱情不高，再加上很難懂的數理化知識，認真聽講的積極性就更加不高。在研究生的入學考試中很少學生把學科前沿的科技考古作為自己的專業方向，相關的研究生課程除必修課外，其他選修課如植物考古、科技考古等課程響應寥寥。這與以方法為主導的科技考古在世界范圍內興盛情況出現嚴重偏差。我們多次向歷史學院及學校反映考古本科生的錄取應文理兼收或者以報考志愿為標準降為二本錄取，但高考平行志愿錄取和調劑政策牽扯太多的現實利益，不能從政策角度輕易改變。2016年起，鄭州大學校本部全部一本錄取，降為二本或者改變平行志愿，文理兼收的招生政策改革根本不可行，我們必須改變課程設計，降低學生對科技考古的焦慮和不安情緒。韓國河教授在《關于考古學人才培養的思考》指出考古學人才培養面臨的問題：考古學向為“冷門”專業，就業面窄，崗位容納量小，工作條件艱苦，待遇不高，招生方面存在較大的困難，導致考古專業本科學生不少為調劑生，專業不適情緒嚴重；受某些大眾媒體和社會輿論的誤導，考古專業往往被視為和收藏、鑒寶密切相關的專業，呈現出一種誤解下的“虛熱”。

二、以問題意識作為主導的課程設計

人類在發展中通過知識生產、積累和傳承解決問題。學科是已獲知識的一種組織形式。學科一旦定型，研究者僅從自己設定的領域里自說自話，使問題逐漸脫離實踐，最終隱匿了問題。就學術研究而言，問題意識有其獨特的學理邏輯，大致應包括發現問題、界定問題、綜合問題、解決問題、驗證問題，這些環節構成了學術研究中的問題意識。我們意識到科技考古課程存在的問題之后逐漸更新自己的教學大綱，從以方法為主進行課程設計逐漸過渡到以問題為主組織相關案例、研究方法的課程設計，把方法的介紹降低到最短的有效時間，以案例教學為主進行組織和批判。2015年，鄭州大學考古學獲得鄭州大學學科振興計劃的財政支持，逐漸改善了實驗條件，購置了一批科研器材，包括臺式掃描電鏡、便攜式XRD、Raman、超景深顯微鏡、熒光體式顯微鏡等。2015年，向鄭州大學申報的新課程大綱添加了新的教學實驗計劃，主要包括金相顯微鏡、偏光顯微鏡、XRD衍射分析儀、Raman、以微形貌研究為代表掃描電鏡和超景深顯微鏡的使用。2016春季新的課程大綱正式施行。我們在組織課程時不再以方法為主，而是以問題為主進行設計，如設計陶器研究、玉石器研究、考古年代學等問題進行課程設計，以鄭州大學科技考古實驗室為基礎組織學生進行實驗設計。為減少課程隔閡，組織文科畢業的相關研究生介紹自己的科研設計、內容、結果和經驗等方面。學生課堂參與程度明顯提高，逐漸改變教師講課滿堂灌的課堂現象，逐漸變成以學生為主體，學生參與度明顯提高的課堂氣氛。尤其是在研究生介紹相關經驗的課程時，課堂秩序、參與程度均為最優。在學生分組完成相關的實驗設計之后，任課教師對實驗設計進行審核和差別化處理，鼓勵學生只要能解決相關問題的科技方法都可以使用，使各種不同的方法獲取的信息能互相補充、印證，促使學生在實驗的過程中加深對科技方法的理解和應用。自2016年以來，共收到完整的實驗報告14份。其中8份為微體植物遺存的實驗報告，分別為小麥類、塊根塊莖類、粟黍類、豆類等現生淀粉類分析報告。另外6份為鄭州大學承擔的國家文物局主動發掘項目類陶器（泥質灰陶、夾砂灰陶、夾砂褐陶、夾砂黑陶）遺存的分析報告，實驗設計分別為使用掃描電鏡配合能譜和粒徑分析軟件對夾砂陶的摻合料情況形貌、成分、粒徑進行統計分析，以區別不同器類的微觀制作工藝。對夾砂陶的摻合料進行XRD分析，區分同類器物但不同風格的器類的摻合料進行區分，如周式鬲和商式鬲，看風格背后人們的制作理念是否體現不同人群的差異。設計的實驗流程包括切片、磨片、拋光、偏光顯微鏡鏡下觀察、掃描電鏡觀察等實驗步驟。學生參與這些實驗課程之后，從心理上降低了對科技考古包含方法和技術的畏懼情緒，積極性顯著提高，改善了對科技考古的刻板印象。這些實驗報告不但完成了相關的教學實驗計劃，也使他們對整個實驗流程有了全面的了解，支撐了相關的科研計劃。2015-2016級本科生共56人，參與培訓人數達600多人次，獨立完整實驗過程的人數達到近40%，參與完整實驗過程的人數近80%，參與實驗人數100%，完成新教學實驗計劃，學期末課程論文的完成質量優于往年。

三、反思與總結

考古學在中國是近代化的產物，誕生于20世紀20年代。在近代新史學運動中“疑古”風潮盛行，摧毀了傳統的古史研究所依據的文獻史料的可靠性。如何重建中國上古史不僅是新史學面臨的新問題是考古學面臨的最基本問題。傅斯年提出“歷史學即史料學”，以史料的擴充作為歷史重建之首要目標和手段，提出“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口號，開展田野考古、發掘“地下資料”，成為獲取新史料的重要方式，是當時學術界重建中國上古史的唯一被認可的途徑。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考古學完成了基本問題的構建，如何重建中國上古史仍然是考古學面臨的最基本的問題。目前，考古學逐漸完成夏商周斷代工程、文明探源預研究、文明探源I期、文明探源II期工程，考古學回答問題能力也有根本性的提升，在此基礎上學術界對中國文明形成的模式、過程、機制有了深入的認識。隨著學科的轉型，作為有著近40年學科史的教學單位：在人才培養方面需把新方法、新技術、新認識等納入本科生教學體系；當下考古教學招生以平行志愿招生、文科生為主體，在嚴進寬出的教學體系下，需考慮科技考古在本科教學中的地位和作用；需要積極探索以問題為導向的教學方法，樹立學生的問題意識，根據問題的不同組織科研方法、技術和課堂教學，把人才培養效果的瓶頸突破建立使用長時間追蹤機制來進行評價；把自身置于學科的論題和困擾之中，把論題和困擾轉化為考古學的問題，獲得深刻的學術機緣。不能再拘泥于考古學的學科邏輯，從實踐中遇到的問題出發，用不同的學科視角、不同的話語分析問題，闡述對問題的不同理解。

參考文獻：

[1]汪丁丁.行為經濟學講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2]韓國河.關于考古學人才培養的思考[J].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

[3]勞凱聲.教育研究的問題意識[J].教育研究，2014

作者:崔天興 單位:鄭州大學歷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