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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創辦難童學校
陶行知先生和父親的學生朱澤甫先生生前告訴我，育才學校的創辦與父親有關。1938年8月30日，陶行知先生結束了兩年零一個月的國民外交活動，抵達香港。在港停留期間，他見到了許多老朋友，其中包括專程從內地趕來迎接并向他匯報工作的生活教育社負責人張宗麟。張宗麟向他匯報兩年來生活教育社在上海及其他各地開展的工作。當談到父親在上海從事難民教育、熱心兒童保育事業、開辦報童學校卓有成績時，陶先生非常興奮地說：“陳先生做得對，做得好，這些工作在抗戰中都很重要，我回國后要創辦一所難童學校。”這所難童學校就是后來的育才學校。在《陶行知全集》第11卷，刊載了一篇題目為《祝賀<魯迅全集>出版——致張宗麟》的信函。摘錄如下：陳、趙、黃諸先生發起難民教育協會，對難民進行戰時教育，成立兒童保育會，舉辦報童學校，培養難童人才幼苗，均為善舉．甚合我意。衙（即陶行知，音“ya”）立定志愿，回國后盡力保育難童工作，培育人才幼苗，為抗戰積蓄力量，為建國培養專門人才，請你和澤甫弟代我向陳、趙、黃諸先生致敬意上述文字中所提到的陳、趙、黃諸先生是指陳鶴琴、趙樸初、黃定慧三位“上海慈聯會”難民教育委員會的主要負責人。不久，陶先生又發表了一次談話，即著名的《回國三愿》，內容是：我有三件大事要做：（一）創造曉莊學院，以培養高級人才。（二）在港創辦中華業余補習學校，以教育方式，發動僑胞救國。（三）創辦一難童學校，選拔有特殊才干之難童，作人才幼苗之培養。其中的第三項內容與創辦育才學校的初衷有關。陶行知先生與父親不僅是同學，而且是同道、同事，長期以來相互信任、密切合作，因此，父親與趙樸初先生等在上海開展的難民教育工作，對于陶行知先生決心創辦培養難童中優秀人才的育才學校曾產生過積極的影響。
二、“十字口訣”與“八個學術顧問”
父親非常贊賞并推崇陶行知先生在育才學校的許多創新之舉。他們都主張“活的教育”，強調“做人”和培養學生全面發展的綜合素質。在他們的教育學說中，自然、社會和生活都是知識的來源和教育的課堂。而“做”即“實踐”，不僅是學習知識的必然途徑，也是對學習結果的最好鑒定。在父親的講述中，育才學校的教學內容豐富多彩，教學方式也令人耳目一新。1945年，父親寫過一篇題目為《八個學術顧問》的文章，刊載于當年出版的《活教育》雜志第三卷第八期。在這篇文章中，父親對陶行知先生編制的“十字口訣”予以高度評價。“十字口訣”是：“一個大腦，兩只壯手，三圈連環，四把鑰匙，五路探討，六組學習，集（七）體創造，八個顧問，九九難關，誓（十）必克服”。他寫道：“這個口訣完全是指導我們青年如何求學的，實際說來，稱它是指導我們做人做事的，亦未嘗不可。因為這口訣里面，每一句都包含著一種很深刻的意義，我們如能照它去做人做事做學問，必可獲益不少。”關于“十字口訣”，他寫道：一個大腦——就是我們遇事都要用腦筋去想。兩只壯手——這是說凡事都要實地去做，要勤于用手。所謂“雙手萬能”，就是這個意思。三圈連環——什么是三圈？就是“個人、國家、世界”，三者息息相關，不可或分。四把鑰匙——哪四把鑰匙呢？一是國文。就是本國的文字，凡為國民，當然要具備相當的基礎才是。二是數學。因為各種科學都是以數學為基礎的。三是科學。科學是救國所必不可少的。四是英文。我們要了解世界，光靠本國的語文，一定不夠，所以要研究另外一種外國文字，以資相輔為用。而外國文字中間，要算英文最普遍，流傳最廣，所以英文也是求學問的一把鑰匙。五路探討——所謂五路，是指體驗、看書、訪友、求師、思考。這五路是指求知時所取的步驟。六組學習——這是指育才學校的學生依照各自的興趣，分組研究。他們所分的有六組：文學、音樂、圖畫、社會（包括社會、史地、時事）、自然、勞作。集（七）體創造——這是說我們要創造新的世界、新的國家和新的社會，必須群策群力，以求意志力量之集中，爭取最后的成功。八個顧問——這八個顧問最有意義，是我在下文中要特別鄭重介紹的。九九難關——這是說在學習過程中，一定有許多困難，猶之唐僧取經要經過八十一個磨難。誓（十）必克服——這是順上句“九九難關”來的，意思是在學習過程中遇到任何困難，必須立志克服，決不中途退縮氣餒。同時，育才學校有“八個學術顧問”，它們分別是什么（what）、怎樣（how）、何時（when）、誰（who）、為什么（why）、哪里（where）、到哪里去（或趨勢，whither）、多少（much）。父親曾在自己的著作中回憶，陶行知先生曾對他講起過，“八個學術顧問”學習方法在育才學校所獲得的成功。陶行知先生還親口告訴他，學校有一位14歲的學生，有一次閱讀了一本蘇聯作者描寫中國情形的書，其中講到馬可•波羅來華的事。關于馬可•波羅來華的具體時間，這個學生請教了“八個學術顧問”中的“何時”（when）后，發現了該書作者的錯誤——馬可•波羅來華的正確時間應是在1275年5月忽必烈當朝期間，而非原書中所說的成吉思汗時代。此外，還有一位學生通過研究“鄭和下西洋”，并將其與哥倫布航海相比較，得出了結論，即中國在明代時造船技術比外國好。每談至此，父親經常難掩內心的興奮，滔滔不絕。這“八個學術顧問”在陶行知先生的筆下，被稱作是“八個好朋友”，在《陶行知全集》第五卷中有一首由陳貽鑫作曲的歌曲《八個好朋友》，歌中唱道：“我有八位好朋友，肯把萬事指導我。你若想問真姓名，名字不同都姓何：何物？何故？何人？何如？何時？何地？何去？好像弟弟與哥哥。還有一位西洋派，姓名顛倒叫幾何？若向八賢常請教，雖是笨人不會錯。”
三、名師薈萃
1944年，我獨自一人從江西泰和來到重慶。到達山城后，我先是在青木關幼稚園當教師，安頓下來一邊工作一邊復習功課。這時，正在育才學校執教的著名舞蹈家戴愛蓮帶著她的助手吳藝、隆征丘借用我們幼稚園舉辦暑期舞蹈訓練班，教授少數民族舞蹈“青春舞”及各種民間舞，我也隨班學習，耳濡目染，由此打下了舞蹈初步的基礎。1945年，在進入中央大學前，我曾于夏天在復旦先修班學習數月，每逢育才學校的同學在北碚演出戲劇和文藝節目，我們都會在傍晚搭渡船過江到北碚觀看。戲劇組演出的方言戲《啷格辦》等，對于當時人們普遍存在的困惑給出了答案，喚起了人們的抗戰信念和力量；音樂組演出的節目《朱大嫂送雞蛋》、《兄妹開荒》、《山那邊呀好地方》等，帶來了解放區的新鮮氣息；揭露、諷刺國民黨當局黑暗統治的歌曲，如《茶館小調》和《五塊錢鈔票沒人要》等在當時更是風行一時，許多人都會唱上幾句。“反內戰”、“要和平”、“要民主”是當時廣大人民群眾的共同心聲。上世紀40年代初，育才學校在山城的名聲很響，一是因為陶行知先生在育才學校實行的是“生活教育”，培養“智仁勇兼修的人”，因而學校的校風好。二是因為育才學校民主、開明、進步的社會形象。陶先生是著名的民主戰士，因而受到各階層人士的尊重與廣大民眾的愛戴。、鄧穎超、董必武等中共南方局領導人與陶先生保持聯系，將一些革命后代送到育才學校學習。曾擔任過黨和國家重要領導職務的李鵬同志就曾經是育才學校的學生。三是因為育才學校聚集著一大批名師，如音樂組的任光、賀綠汀、姜瑞芝、李凌、任虹、范繼森等，戲劇組的章泯、水華、舒強、沙蒙、劉厚生等，舞蹈組的戴愛蓮、吳曉邦、盛婕等，美術組的陳煙橋、張望、汪韌鋒、許士祺、豐子愷、王琦、葉淺予、華君武等，文學組的艾青、力揚、魏東明、鄒綠藏、陸威特、徐薦等，社會組的孫銘勛、廖意林、蘇永揚、屠公博等。當時在重慶的許多名流,作家如翦伯贊、何其芳、田漢、吳玉章、鄧初民、周谷城、秦邦憲、薩空了、徐遲、姚雪垠、黎國荃、陸詒等在學校兼課或講學。此外，學校還開設“林間講座”，邀請郭沫若、夏衍、曹靖華、劉白羽、周而復、邵荃麟、艾蕪、戈寶權、沙汀、程今吾等發表演講。在中國的辦學歷史中，還沒有一所學校能像育才學校這樣“名師薈萃”，從中我們可以感受到陶行知先生所具有的人格魅力和巨大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