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發展下技術創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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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技術創新是未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利用技術創新促進消費公平，構建更富彈性的國內消費市場是未來擴大內需的關鍵。本文基于我國城市面板數據，實證檢驗了技術創新對城市消費公平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技術創新具備一定的“社會排斥”特征，在短期內會加速消費分化，不利于消費公平。但技術創新的外溢效應在長期內會促進城市消費公平。數字技術被證實能夠加速技術進步的外溢效應，緩解技術創新帶來的短期“社會排斥”問題，更及時地發揮技術創新對城市消費公平的賦能效應。因此，在堅持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同時，要注重提升技術創新的普適性，同時為消費公平提供充足的物質保障。

關鍵詞：數字經濟；技術創新；消費公平；城鄉一體

引言

在全球疫情持續蔓延、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時代背景下，構建更高質量的國內消費市場對于提振國內經濟，將改革開放成果惠及全體居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現階段，我國消費潛力尚未被完全激發，區域之間以及城鄉之間的消費差距和消費不平衡問題較為嚴重，這不僅嚴重制約了內外雙循環市場的運轉，同時也不利于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消費公平被認為是最基本的公平，也是被視為推進共同富裕的必經之路。在我國快速城市化發展過程中，大量資金、人才、技術在城市區域范圍內的集聚擴大了科技創新對生產力的正向影響，成為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繁榮的中堅力量。隨著數字技術的不斷發展與進步，大量新的消費場景開始出現。一方面，以移動支付為代表的技術創新便利了居民消費，提升了居民消費體驗。另一方面，數字技術的下沉與推廣應用需要一定時間，技術賦能的效果會先從經濟發達地區凸顯，這可能產生“數字鴻溝”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會加劇消費不平等，反而會擴大區域消費差距，偏離了共同富裕的應有之義。因此，在我國擴大內需，發展經濟內循環的關鍵之際，利用好技術創新來促進居民消費公平，實現消費升級，就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價值。

一、相關文獻綜述

隨著我國數字經濟不斷發展，以“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為代表的數字信息技術被廣泛嵌入生產、流通與消費的全過程，對居民的消費選擇和消費方式產生了重要影響。在技術加持下，居民的消費場景更趨多元化，有利于加快居民消費結構升級，帶動國內消費市場繁榮發展。在技術創新與消費的互動關系研究上，學者們展開了豐富的討論。金曉彤（2019）基于供給側改革視角，分析了我國技術進步與居民消費需求之間的耦合協同關系與互動機制，研究結果表明技術進步與我國城鄉消費需求之間存在著互為因果的關系，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夠有效釋放我國技術進步的發展動能，促進我國消費升級。賈竇潔（2020）在研究中指出，為了進一步強化好技術進步在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效果，需要堅持市場化的要素配置策略，提升供給側的生產效率。馬香品（2020）基于中介效應模型，證實了產業升級能夠通過技術創新這一中介渠道影響消費升級，但他也指出這種中介效應存在著東中西逐步遞減的特征。不可否認的是，技術創新雖然是經濟社會發展的趨勢，但在技術發展過程中如果忽視技術進步的普惠性，則極有可能造成嚴重的“數字鴻溝”問題。例如王明明和孟程程（2019）指出，以移動支付為代表的數字支付方式的出現，雖然給居民消費帶來了便利，但這種技術進步也提高了支付門檻，給農村居民和老年人的消費帶來了不便，因此在技術發展的過程中要兼顧普惠性。焦帥濤和孫秋碧（2020）則認為，技術進步難以消除結構性不公平的問題，從消費領域來看，技術創新僅能夠帶來更便利的消費體驗，但無法帶來更高程度的消費公平，即技術創新在消費市場上能夠帶來效率增長，但難以產生消費公平。黃彩虹、張曉青（2020）認為，技術創新本身是一個具有較高門檻的經濟活動，在前期需要大量經濟資本投入，其適用人群和范圍有限，容易帶來更明顯的“偏見”，因此要想帶來更高程度的消費公平，需要花費更多成本來加以改善。安娜（2019）也指出，新技術產品的出現如果在一開始便沒有考慮到多元化的社會需求，則可能會加劇社會排斥。因此為了消除技術創新帶來的社會歧視，技術創新的發起者應該同時兼顧技術進步帶來的效率與公平問題。縱觀現有研究成果可以發現，在技術創新與城市消費公平的關系上，國內學者尚未展開專門討論。事實上，消費公平是共同富裕的一項重要表現形式。一方面消費公平意味著能夠將改革開放成果惠及全體居民，提高我國城鄉居民的生活幸福感；另一方面消費公平也能夠縮小城鄉消費市場的發展差距，有利于構建更具發展彈性的國內消費大循環市場。基于此，本文將在數字經濟發展視域下，實證檢驗技術創新對城市消費公平的影響，旨在為進一步引導國內消費市場的健康發展提供有效的政策意見參考。

二、研究方案

（一）主要變量的度量

消費公平。消費公平主要是指消費機會的公平，既包含規模平等，也包含結構平等。值得注意的是，收入是消費的決定性因素，在我國城鄉之間、區域之間收入差距的問題仍然存在。因此消費公平短期內仍然是一種相對的概念。由于城市級別的消費結構數據難以獲取，因此本文以相對消費規模來表示城市消費公平。具體是以城鄉居民人均消費規模之比來表示。一般而言，當這一比重越高時，意味著城鄉居民消費規模差距變小，即消費公平得以體現。技術創新。本文參考北京科技創新研究中心（2021）公布的城市科技創新指數的評價方法，對我國2013-2020年236個地級市的城市技術創新指數進行了重新度量，以此作為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進一步的，本文也用各個城市歷年申請的專利數量作為衡量一個城市技術創新水平的代理變量，進行穩健性檢驗。

（二）模型設計

由于本文使用了236個地級市的面板數據，為了充分考慮不隨時間和個體變動因素的影響，本文構建了固定效應模型，檢驗在數字經濟發展背景下技術創新對城市消費公平的影響，具體公式如下：Consumei,t=β0+β1Innovationi,t+λiXi,t+ui+vt+εi,t          其中，Consumei,t為本文的被解釋變量，表示各個城市消費公平。Innovationi,t為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表示各個城市技術創新水平。Xi,t為本文所涉及到的控制變量的集合，具體包括經濟發展水平、城市化水平、城鄉收入差距、社會保障、對外開放水平。ui、vt以及εi,t分別表示個體固定、時間固定以及誤差項。

（三）數據來源與變量描述性統計

本文以我國各個城市為研究對象，基于實證分析的方法檢驗技術創新對城市消費公平的影響。研究周期為2013-2020年，在剔除掉數據缺失嚴重以及非地級市的樣本后，本文最終保留了236個城市樣本。對于部分年份缺失的數據，本文采用插值法處理，同時為了減少變量異常值對擬合結果的影響，本文對所有數據都進行了0.5%水平上的雙縮尾處理。本文所涉及到的主要變量及其描述性統計具體如表1所示。從消費公平變量來看，我國不同城市間消費公平差異較大，其中，東部沿海地區城鄉之間的消費差距較小，相比較而言中西部地區城鄉消費差距較大。整體上來看，我國經濟發達城市技術創新水平較高，不同區域間的差距問題仍然比較明顯。本文涉及到的所有數據均來源于歷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知識產權局、中國統計信息網以及EPS數據庫。

三、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基準回歸分析

表2為本文的固定效應模型回歸結果，其中第（1）列為全樣本回歸結果，從核心解釋變量的擬合結果來看，技術創新與城市消費公平的相關系數為負，且通過了1%水平上的顯著性檢驗，這說明技術創新會抑制城市消費公平，技術創新會加劇消費分化。對此本文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資源的有限性，使得與消費相關的技術創新會優先服務于高收入群體，由此帶來了技術進步的社會排斥問題。這一現象的存在就使得技術創新會優先激發高收入人群的消費潛力，對農村低收入人群的消費賦能效果不顯著，技術創新帶來的“數字鴻溝”問題將不利于農村消費市場的長遠發展。在其它控制變量上，經濟發展水平與社會保障變量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這說明經濟的增長以及社會保障體系的不斷完善將有利于促進消費公平。對此本文認為，經濟增長能夠帶來就業機會的增加，提高居民收入，因此會帶來城市消費公平。城市化率以及收入差距變量的估計系數顯著為負。對此本文認為，隨著城市化的不斷發展，具有極強消費意愿的年輕群體涌向城市，擠壓了農村地區的消費空間，因此不利于消費公平。在基準回歸的基礎上，本文將做如下穩健性檢驗。首先，以各個城市申請專利數量來表示技術創新的發展水平，檢驗結果見第（2）列。可以發現，在改變核心解釋變量后，技術創新變量的擬合系數仍然顯著為負，其它控制變量的系數及其顯著性并未發生明顯變化，這說明本次實證回歸的結果具有一定的穩健性。進一步的，考慮到我國不同地區區域發展存在差異，因此本文將樣本城市劃分為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樣本，回歸結果分別見表2第（3）-（5）列。結果顯示，在東部地區樣本中，技術創新與消費公平顯著正相關，而中西部地區城市技術創新與消費公平顯著負相關，這說明技術創新與消費公平并非是簡單的線性關系，在技術創新水平更高的東部城市，技術創新有利于促進消費公平。對此本文認為，在東部地區由于城市化起步較早，使得城鄉一體化水平較高，技術創新的門檻相對較低，但中西部地區城鄉發展差距較大，資源過度集中在城市地區，因此技術創新的門檻相對較高，不利于消費公平。

（二）滯后回歸分析

正如前文所言，由于市場經濟的存在，技術創新具備一定的“社會排斥”性，但由于技術進步能夠產生明顯的溢出效應，因此其對消費公平的影響可能具有滯后性。為了檢驗技術創新是否存在滯后性的影響，本文進行了動態固定效應模型回歸檢驗。表3為本文的滯后期回歸結果，從擬合結果來看，在基準模型中逐步加入滯后項，技術創新變量逐漸變的不顯著，而滯后期變量逐漸由負相關向正相關轉變。這說明技術創新在前期雖然會降低城市消費公平，但隨著技術外溢效果的不斷凸顯，可能會帶來顯著的正向效果，帶來更高水平的城市消費公平。

（三）異質性檢驗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數字經濟的不斷發展，數字技術能夠加快技術創新的擴散速度，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會緩解技術創新帶來的“社會排斥”問題。因此，本文基于歷年《中國城市數字產業發展報告》，將樣本城市劃分為數字產業發達地區和數字產業落后地區，分樣本進行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結果顯示，在數字產業發達地區，技術創新有利于城市消費公平，但在數字產業落后地區，技術創新并不利于城市消費公平。由于電子商務是數字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本文按照各地區電商銷售額，將樣本城市劃分為電商發達地區和電商落后地區，結果顯示僅在電商落后地區，技術創新會抑制城市消費公平。綜上，本文認為，數字經濟的發展能夠緩解技術創新帶來的短期“社會排斥”問題，更及時地發揮技術創新對城市消費公平的賦能效應。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在數字經濟和產業發達地區，城鄉間的“信息鴻溝”會變弱，技術創新的傳播速度和應用深度會加速提升，這使得技術創新能夠快速轉變為社會生產力，應用到城鄉消費場景中，刺激城鄉消費升級，由此帶來消費公平。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技術創新是未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的有效性決定了技術創新可能存在一定的“社會排斥”問題，帶來消費分化，從而不利于構建更富發展彈性的國內消費市場。本文基于我國城市面板數據，實證檢驗了技術創新對城市消費公平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第一，技術創新具備一定的“社會排斥”特征，在短期內會加速消費分化，不利于消費公平。第二，技術創新的外溢效應明顯，這使得技術創新在長期內會促進城市消費公平。第三，數字技術加速了技術進步的外溢效應，能夠緩解技術創新帶來的短期“社會排斥”問題，更及時地發揮技術創新對城市消費公平的賦能效應。基于以上研究成果，本文現提出以下政策建議以供參考：第一，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為導向，要加大科技創新投入力度。一方面，要加大對基礎教育的財政投入，以技術創新帶動產業變革，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消費公平提供更豐富的產品和服務。另一方面，要完善國家創新體系。構建更完善的產學研平臺，鼓勵高校和企業進行深度合作，將科技創新成果及時轉化為生產力，從而為國內消費市場的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動能支持。第二，發揮政府宏觀調控職能，提高技術創新的普適性。在數字經濟時代，技術創新帶來的“社會排斥”問題集中表現為智能基礎設施覆蓋面窄，用戶范圍受限。因此，要加強各類“新基建”等智能基礎設施的普及力度，提高農村地區互聯網的有效覆蓋率，基于數字技術，將我國農村地區建立在我國智慧產業鏈條上，為促進消費公平提供技術賦能。第三，多措并舉為消費公平提供充足的物質基礎。收入是消費的基礎，收入差距過大以及社保體系的不完善都是抑制我國消費公平的重要因素。基于此，要充分利用鄉村振興的發展契機，通過產業振興提供農村就業機會，提高農民收入，以此來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為農村地區的消費需求提供物質基礎。同時，要在廣大農村地區構建更完善的社會保險體系，免除農民消費的后顧之憂，以此來促進消費公平。

作者:張品茹 單位:中共陜西省委黨校（陜西行政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