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OFDI對企業技術創新影響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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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2010—2016年中國95家A股上市對外直接投資企業面板數據，從企業微觀層面實證檢驗了對外直接投資促進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從結構柔性、學習能力、整合能力等三個維度實證分析了組織柔性對二者影響關系的調節效應，并進行分樣本檢驗。研究結果表明：中國企業ofdi對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較為顯著；結構柔性、學習能力具有顯著正向調節作用，整合能力則不顯著。非公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對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更為顯著，投向發達國家比投向發展中國家的促進作用更為顯著。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技術創新；組織柔性

一、引言

改革開放40年來，企業一直是推動中國經濟增長和技術創新的重要力量，當前我國經濟對外開放的力度不斷擴大，企業“走出去”的步伐加快，已經深度嵌入全球經濟發展的大格局中，對外直接投資將為中國經濟增長發揮巨大貢獻，進一步助推國內經濟轉型升級，創造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對于新興的中國企業而言，提高技術創新已成為各界的研究共識，但是自主創新能力的形成速度較緩慢，“走出去”尋求技術創新逐漸成為越來越多中國企業的選擇。轉型經濟背景下的中國企業所處的外部經營環境面臨更多的不確定性和多變性，研究企業如何在動蕩的外部環境中獲得可持續發展能力成為企業“走出去”面臨的迫切問題。組織柔性與技術創新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組織柔性在企業技術創新中具有基礎作用，企業運用組織柔性，根據環境的變化進行資源的重新整合配置，有助于技術創新。事實上，對外直接投資的績效關鍵取決于企業資源整合的能力，這與組織柔性理論在邏輯上一致。本文從組織柔性角度分析，選取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中國上市公司作為研究對象，將分析的變量細化到企業微觀層面，實證分析了組織柔性在企業OFDI對技術創新的影響過程中的調節效應，為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成效研究提供了一種嶄新的分析視角。

二、數據來源與變量說明

1.數據來源本文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上市公司樣本數據選定于2010—2016年，選擇在國內A股上市的對外直接投資企業作為樣本來源保證了數據的可信度和可獲得性，具有較強的代表性。本文借鑒張海波（2017）的處理方法，樣本選擇的程序是：首先，根據國泰安數據庫（CSMAR）中提供的不同股權性質的上市公司名稱確定“上市公司名稱集”[1]；然后，與商務部提供的《境外投資企業名錄》進行匹配合并，初步挑選出“已上市的OFDI企業名稱集”。在這個基礎上，對數據進行再辨別與挑選，刪除僅投資于避稅天堂的部分企業；最后，為了保持數據的連貫性和計量結果的可靠性，選取了95家上市的對外直接投資企業樣本的完整數據，能夠滿足本研究的數據需求。

2.變量說明①企業全要素生產率（TFP）。本文選取企業全要素生產率代表企業技術創新能力。在全要素生產率的測算方面，本文重點參考魯曉東和連玉君（2012）以及廖冠民“TheBrainGainofCorpo-rateBoards:EvidencefromChina”中對上市公司全要素生產率的計算方法，其中，ln_sales是對企業營業收入取自然對數，ln_size是對公司固定資產總額取自然對數，ln_num是對公司當年的員工總數取自然對數，ln_material是對購入商品和勞務的那部分金額取對數。②對外直接投資流量（ofdi）。選取上市公司歷年年報中“對子公司、聯營企業長期股權投資”作為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對海外子公司的投資流量數據。③其他控制變量。研發投入用研發強度（rda）和研發人員占比（rdl）來代替。研發強度，用研發費用占營業收入比值來表示；研發人員占比，以企業研發人員總數與企業總數之比表示；資本密度(k)用固定資產與營業收入之比表示；企業規模（size），以固定資產凈值表示；企業年齡（age），從企業注冊之日開始計算。④組織柔性調節變量。結構柔性（M）主要指管理跨度，間接代表企業組織結構的層級多少和扁平化程度，用平均每位管理層所管理的職工數量表示；企業學習能力（learn）主要指新知識、新理念的學習吸收轉化，用大學及以上學歷人員數量表示；整合重構能力（res）用上市公司并購重組、吸收合并的累計次數表示。

三、假設提出與模型選擇

1.假設提出在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企業面臨瞬息萬變的市場環境，這就要求企業具備應對動態變化環境的快速反應能力，而這其中最關鍵的是信息獲取、信息傳播和信息處理的效率。柔性化的組織結構相對于機械式的組織結構更有利于提高技術信息的傳遞和知識的共享，進而促進企業各類創造性研發活動的開展。較好的組織結構柔性帶來了企業內部高效率的信息傳遞和技術知識轉移，從而在某種程度上也影響了OFDI逆向技術溢出效應。提出假設H1：結構柔性對OFDI與技術創新之間的影響具有正向調節作用。組織學習對技術創新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組織柔性中的學習能力會影響OFDI逆向技術溢出的模仿跟隨效應，從而促進技術創新。提出假設H2：學習能力對于OFDI與技術創新之間的影響具有正向調節作用。跨國并購作為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出現明顯上升趨勢，尤其是中國制造業企業“走出去”過程中跨國并購案頻現，比如吉利汽車收購沃爾沃。母國企業擁有的整合重構能力越強，在跨國并購過程中則對外直接投資的技術創新績效更明顯。提出假設H3：整合能力對于OFDI與技術創新之間的影響具有正向調節作用。

2.模型構建全要素生產率主要源于技術進步、組織創新、專業化和生產創新等，是企業技術進步的指標。國勝鐵和鐘勇（2014）、李書彥（2014）等在研究直接投資逆向溢出效應時采用TFP表示企業的技術創新[2]。因此，本文參照上述學者的方法，選取全要素生產率（TFP）用以表征企業技術創新。基于Griliches-Jaffe知識生產函數，技術創新包括自主研發投入和吸收國際技術溢出兩部分，而國際技術溢出效應是由對外直接投資的反向技術溢出決定的，而技術獲取能力則是由企業特征所表現出來的。[3]因此構建OFDI與技術創新的函數如下：基于上述模型進行優化后，構建計量分析模型如下：基于上文關于組織柔性的調節作用機理分析，下面從結構柔性、學習能力和整合能力三個維度引入交叉項，分別構建組織柔性對OFDI與技術創新影響的調節效應函數模型如下：其中，i，t分別代表企業和統計時間。通過F檢驗和Hausmam檢驗，本文模型的最佳模型為隨機效應模型。

四、實證分析1.結構柔性的調節作用

由表1列（2）可見，對外直接投資和結構柔性的交叉項系數為正數，且通過了5%顯著性水平檢驗，說明結構柔性在企業OFDI與技術創新的影響效應中具有顯著地正向調節作用，這與H1的假設一致。這主要是因為，組織結構的扁平化會提高企業應對變化環境時的及時響應和決策速度，有助于提高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績效。這會在一定程度上促進OFDI逆向技術溢出效應的水平效應，從而更好地發現技術溢出機會。

2.學習能力的調節作用學習能力在非公企業OFDI與技術創新的影響效應中具有顯著地正向調節作用。由表1列（3）可見，對外直接投資和學習能力的交叉項系數亦為正數，且通過了5%顯著性水平檢驗，說明企業通過對外直接投資促進技術創新的影響效果受學習能力的正向調節作用，H2的假設得到驗證。原因主要是，學習能力是企業能力柔性的重要組成部分。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面臨語言溝通、知識學習等方面的挑戰，學習能力在對外直接投資的逆向溢出效應中起到關鍵作用，促進了技術的交流、吸收和轉化。這也說明，企業學習能力越強，從東道國獲取知識溢出就會越明顯，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也就越顯著。

3.整合重構能力的調節作用整合重構能力在非公企業OFDI與技術創新的影響效應中的調節作用并不顯著，由表1列（4）可見，整合能力和OFDI的交叉項系數為正但是并不顯著，H4的假設并未得到驗證。

五、結論建議

本文基于2010—2015年中國95家A股上市的對外直接投資企業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對外直接投資對中國企業技術創新具有顯著地正向促進作用，因此應當鼓勵企業“走出去”獲取技術創新，特別是應該注重投向技術要素密集的發達國家。其次，本文從結構柔性、學習能力、整合重構能力等三個維度深入分析了組織柔性在OFDI與技術創新之間的中介調節作用。主要有幾點發現：第一，總體來說，中國企業OFDI對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較為顯著；第二，結構柔性對于企業通過OFDI促進技術創新具有顯著地正向調節作用；第三，學習能力對于企業通過OFDI促進技術創新同樣具有顯著地正向調節作用；第四，整合重構能力對于企業通過OFDI促進技術創新的中介調節作用并不顯著。綜上，組織柔性對于企業通過OFDI促進自身技術創新具有一定的正向調節作用，面對日益多變復雜的環境，企業在“走出去”獲取技術創新的過程中要注重自身組織柔性的提升，以便更好地提升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提高應對復雜多變環境的能力。

參考文獻：

[1]張海波.對外直接投資能促進我國制造業跨國企業生產率提升嗎———基于投資廣度和投資深度的實證檢驗[J].國際貿易問題，2017(04).

[2]國勝鐵,鐘廷勇.制度約束、FDI技術溢出渠道與國內企業技術進步[J].經濟學家，2014(06).

[3]羅軍.民營企業融資約束、對外直接投資與技術創新[J].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17(01).

作者：葛振林 單位：寧波職業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