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作家的啟蒙現代性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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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林小葉 單位：鄭州大學

小說塑造了具有美好品德的主人公，他們生活在遠離城市塵囂的菜園，甚至使人覺得打破了他們的這種安然、恬靜的生活，就是一種暴殄天物的罪過。然而在小說發展到給人感覺最美好溫馨的時候(玉家少主人與新媳婦在整理菊苗，而玉太太在做著抱孫的美夢)，這一對年青人被“請”去了，“從此一去，便不再回家了”［3］215。原來玉家的兒子媳婦是共產黨，因此被害了。做母親的，聽到噩耗后暈過去很多次，還是堅持著辦理后事，漠然地生活了三年，在兒子生日那天，自縊。小說的結尾，筆調依然淡淡的，敘述者仿佛是一位飽經世故的老者，用平淡的口吻講述著他人的喜怒哀樂。故事的結局是凄美、清冷的，玉家菜園最終變成了玉家花園，菜園的主人在三年的時間里相繼消逝了，只剩下滿地的菊花以及一群附庸風雅的俗人。小說在大量鋪陳后，情節陡轉，描寫了玉家主人的消殞，點出了美的幻滅。

《菜園》曾被批評為不像小說，因為小說用大量的篇幅鋪陳了玉家人的那種優美生活，作者著力刻畫的是玉家人的美好品德，而在小說情節發展中，玉家少主人及其新媳婦參加共產黨，最后被害等才是整篇小說情節的高潮，作者對此則是一筆帶過，這大大弱化了小說的敘事功能。其實這樣的情節安排是作者創作功力以及文學理想的體現，作者集中筆力抒寫美好的善良的人性，讓美到極致的人物走向死亡，美被摧殘被毀滅。這種由樂寫悲的敘述模式其實更能震撼讀者的心靈。也許小說中的悲劇結局讀者是始料不及的，這更能引起大家的憐憫與思考。

于溫婉中寫悲劇的張力

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曾提出悲劇的三種類別，“第一種之悲劇，由極惡之人，極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構之者。第二者由于盲目的運命者。第三種悲劇，由于劇中人物之位置關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質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此種悲劇，其感人賢于前二者遠甚……”［4］

《菜園》中的悲劇是屬于第三種，小說中并無出現窮兇極惡之人，也無所謂命運之說，小說所描繪的是具有美好德行的人，正是由于這些人物處于各種利害關系中，才促使了悲劇的發生。玉家少主人少琛，盡管他遺世獨立地生活在菜園中，盡管他花在園中勞作的時間比讀書的時間長，但是本質上說，他是一位緊跟著時代脈搏的讀書人，知識人的追求促使他走出菜園走向社會。具備知識分子良知的他在革命風起云涌的大都市中，必然會投入革命的大隊伍中。也許正是因為參加革命，他才與美麗的媳婦相識相知，一對年青人熱情地參加共產黨，在混亂的時代里一起走向被毀滅的不歸路。玉太太在菜園里種菜，并不與外界有太大接觸，然而她很清楚地知道，世界是風云變化的，外面的世界并不太平。雖然她并不同意兒子去北京讀書，但是太愛兒子了，這使她“不妨礙”兒子。母親的支持促使少琛走出菜園。可以說，兒子是母親存在的精神支柱，兒子媳婦犧牲了，母親也不會長久獨活于世，于是三年之后，兒子生日這天，母親覺得“這樣活下去的日子已夠了，春天同秋天都不用再來了”，［3］216便自縊了。兒子的死造成了母親的死，所有的美都不存在了，悲劇的意味進一步加深。

沈從文對作品的處理有其獨特之處，作者用抒情的筆調，淡然的口吻，來謳歌美好的人性，只在行文中不留痕跡地做一些伏筆，比如文中母親對于時代的認識，還有母子品酒是對園中白菜墳堆的冷色調的比喻等。作者用“溫馨的筆調來寫悲劇，而這種悲劇性也被作家用溫情和詩情包裹，等到最后才讓讀者看到那一點慘烈，而這樣的結局與全篇的格調形成強烈的對比”［5］。《菜園》是一悲劇，作者將玉家的大起大落的悲慘遭遇輕描淡寫，平靜的文字背后隱喻著深沉的悲哀。正如沈從文自己曾說的那樣，“神圣偉大的悲哀不一定有一攤血一把淚，一個聰明作家寫人類痛苦或許是用微笑表現的”。［6］沈從文一直微笑著寫血和淚的故事，這種平靜溫婉的筆法與悲劇的內容形成了巨大的張力，更能震撼讀者。

自由知識分子對時代的觀照

“悲劇是把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7］換句話說，深沉的悲劇在于把人生最美麗的東西毀滅給人看，沈從文的《菜園》就是這樣。盡管在表現形式上和張揚啟蒙的魯迅等作家有很大的不同，細心的讀者會發現:其實《藥》和《菜園》有異曲同工之妙。魯迅從批判國民性出發，用血和淚直接來控訴。《藥》中描寫的是辛亥革命時的青年革命者夏瑜被害的遭遇，作者極力描寫一批麻木愚昧的群眾，他們無知而又自私，甚至為了治病，用革命者的鮮血做藥引子。這里，革命者的崇高被無知的舉動消解了。作者的深刻之處在于用戲謔的筆觸勾勒了“鐵屋子”里面的蠻風陋俗，他解剖著生活在古老鄉土上愚昧民眾的精神病苦，意在“揭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啟蒙的意義在于此。

《菜園》的主人公之一少琛是年輕的共產黨員，最后被害了。作者一以貫之地用抒情的筆調建造文學上的“希臘小廟”，里面供奉著人性。然而，大多數具有美好的人性的人，最后都被毀滅了。中國人的民族品格里的堅忍性，最主要的就是體現在對生的追求上，因此有一句古話說“好死不如賴活”。那么是否像多數學者認為的那樣，沈從文的“湘西世界”中美好人性的描寫就是為了和城市現代工業文明作對比，突出現代文明的罪惡，體現著一種“反現代性”呢?其實造成菜園里的玉家母子悲劇的原因正是時代的動蕩以及青年知識分子的革命追求，這是作者對時代的觀照。小說中玉家的遭遇其實就是辛亥革命后的旗人家族的發展軌跡，而對少琛求學這期間的相關描寫更是對二三十年代軍閥混戰的黑暗時期的反映。“地方一切新的變故甚多，隨同革命，北伐……于是許多青壯年死到野外。在這過程中也成長了一些志士英烈，也出現過一批新官舊官……”［3］212等內容就是對當時一些歷史史實的直接書寫。盡管一直主張文學要疏離于政治，要遵從于文學自身發展的追求，然而，在特定時代里，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是不可能完全脫離于社會現實，棄廣大人民于水火之中而不顧的，對于沈從文來說也是如此，他的作品在謳歌美好人性的同時，也表現出了對時代的關注，啟蒙現代性一直以淡隱的方式存在著。

淡隱的啟蒙現代性

沈從文有著對文學功利性的追求，他曾回復讀者來信時說:“你們能欣賞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蘊藏的熱情卻忽略了。你們能欣賞我文字的樸實，照例那作品背后隱伏的悲痛也忽略了。”［8］也就是說，沈從文除了構造供奉人性的“希臘小廟”，他的作品是另有所指的，他希望“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蠻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態龍鐘、頹廢腐敗的中華民族身體里去，使他興奮起來，年青起來，好在20世紀舞臺上與別個民族爭生存權利”［1］。沈從文在譜寫一曲曲田園牧歌的時候，“其最終目的，是要保存、延續、發揚民族品德中優美、健康、自然、充滿人性的一面，重建民族的品格和靈魂，使這個民族在生死存亡之際獲得新生，在極貧弱中獲得自強”［9］。從最終意義上說，沈從文的文學理想是“重塑民族性格”，以完美的人性促進民族的自強與進步。

有論者指出:在追求人的現代性層面，理想人性的呼喚與國民性批判如影隨形，不可分割。除了《菜園》，沈從文的鄉土系列小說里面，有很多包含著美麗的憂愁以及美的幻滅，既體現了對湘西小城中原始生命力的頌揚，也包含著對一些古老民風中陋俗摧殘人性的批判。《月下小景》里面，寨主之子儺佑與純潔美麗的女子相戀，在月下二人情不自禁偷吃了禁果，然而“本族人的習氣，女人同第一個男子戀愛，卻只許同第二個男子結婚。若違反了這種規矩，常常把女子用一扇小石磨捆到背上，或者沉入潭里，或者拋到地窟窿里”。［10］這兩個年輕人十分痛苦，最后自殺了。在《媚金•豹子•與那羊》中，相愛的媚金在山洞里等待戀人的到來，然而也是因為古老的習俗，豹子為了尋找純潔的小羊耽誤了時間，媚金誤會自殺了，而遲到的豹子也殉情了。在沈從文的湘西小說中，類似的描述有很多。

從中可以看到，作者一面極力書寫善良的富有生命力的人與生活，一面又把這些人推向死亡，美的事物最終都不長久，這種悲劇更能引人深省。這其實是作者精神上的矛盾所在，知識分子與時代的交纏中———想要追求疏于政治的純文學，社會的變遷與動蕩又無時不刺激著他的身心，這種兩難的選擇幾乎貫穿著作者的創作生涯。“作者在提筆時，一方面很激動，一方面又很痛苦。他正是在這種復雜的情緒下，用秀麗的文字，表現了一個民族發自內底深處的沉憂隱痛。長歌當哭，而愈顯其悲，這正是他深刻之處。”［11］

沈從文作品中關于美的幻滅的抒寫，是審美現代性與啟蒙現代性相互糾纏的結果，盡管作者極力用抒情的筆調進行創作，努力詮釋現代文學中的審美現代性，但是文學的啟蒙現代性仍以一種淡隱的方式存在著。中國現代文學中的現代化的追求，最主要是對人的價值的認可，對追求個人自由的謳歌，體現在對底層人的關注和同情，對愚昧民眾的批判與啟蒙，沈從文的作品的現代化也是基于此的。沈從文幼年就離開故鄉去了都市，他筆下的故鄉似乎還停留在童年時代的印象，是以一個兒童的視角來看的，兒童的視角是超越世俗觀念的，固然故鄉的那山那水那人都是美好的。但是對于深陷都市文明與墮落泥潭中的已經成人的作者來說，兒童時代回不去了，故鄉也回不去了。這種挽歌情調說明作者對現在的故鄉的鄙陋也有一定的認識，所以他對存在很多陋俗陋習的宗法制農村有潛在的批判，對農村的生活有深深的憂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