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債危機對經濟安全運行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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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1997年通過了《穩定與增長公約》，為了防止歐元區通貨膨脹，歐盟特別強調了歐元區各國政府的財政赤字不得超過當年GDP的3%、公共債務不得超過GDP的60%的規定。但歐盟的這一規定未能真正限制成員國在經濟不景氣的時期利用財政政策刺激經濟增長的做法。以引發歐債危機的希臘為例，希臘在2001年加入歐元區后，利用歐元區當時實行低利率政策之便，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通過舉債搞投資，刺激經濟發展。從2001年到債務危機爆發前的近8年間，希臘經濟增長主要是靠借貸拉動。希臘人濫用廉價資本帶來的便利、拼命舉債的結果是對生產要素的過度的透支，一旦遭到外來的沖擊，經濟增長將很快出現停止，抗風險能力極其脆弱。為了維持日益增長的高福利和社會保障，政府舉債規模不斷擴大，造成財政入不敷出。當政府債務風險積累到一定臨界點，導致危機的爆發。
從表面上看，歐債危機是歐洲國家高福利政策導致的政府債務負擔問題，但從實質上看，一是世界主要經濟體核心利益沖突的必然結果，二是部分歐洲國家未能處理好經濟增長方式選擇、經濟可持續發展與社會福利政策的關系協調問題。就前者而言，眾所周知，美元的強勢地位是美國確保其對世界金融體系操縱的基礎。歐元的問世在為歐元區帶來一系列有益的變化的同時，卻對美國構成了一系列的威脅:削弱了美元的地位，影響了美元長期左右國際大宗商品定價權的格局;隨著美元強勢地位的弱化，其他經濟體對美元儲備數量調減，美國通過發行貨幣所獲得的收益減少;作為同樣是債務依賴性很強的美國和歐洲，歐元的地位越強大和穩固，越會在債券資源爭奪中處于有利地位，美元的弱化，將使美國逐漸失去對債務的自由稀釋便利。也就是說，歐元的問世對美元構成了直接的挑戰，歐元的問世促進了國際金融格局的調整，卻削弱了美元的霸權地位，降低了國際社會對美元的依賴程度。因此，阻止歐元的擴張，確保美元的地位
不被削弱是美國強權經濟的核心利益所在。從這個角度思考，美國對于歐元的擴張存在戒備心理，在必要的時候，通過對歐元的狙擊來捍衛美元霸權地位是維護美國核心利益的必要手段。就后者而言，一國經濟的增長和持續發展離不開實體經濟的壯大和合理的產業結構，一旦脫離實體經濟，必然出現產業空心化格局。南歐國家在“去工業化”過程中逐漸脫離制造業，片面發展服務業和地產業，形成了不合理的產業結構。缺乏堅實的產業根基，將削弱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并產生嚴重的對外依賴。在此情況下，隨著工資和物價的上漲，勞動成本增加，產業競爭力進一步減弱，加上老齡化和經濟增長方放緩，政府維系高水平的社會福利的基礎越來越脆弱，導致經濟自身運行所創造的財富無法維持高福利，需要通過舉債維持日益艱難的收支平衡。
歐債危機的原因分析
引發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外部因素、內部體制、不平衡的經濟發展、失衡的產業結構、難以協調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老齡化趨勢、難以持續的高福利政策等各種因素交織在一起導致了歐洲主權債務危的爆發。歐債危機雖然是內、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結果，但主要原因還在于歐洲的內部問題。
1．歐債危機的外部原因
就外部因素而言，次貸危機是歐債危機的主要外部原因。次貸危機迅速波及全球，歐洲在很短時間內遭受了雙重影響。一方面，為了應對危機，歐洲各國不得不救助處于困境中的銀行業，使政府負擔在很短的時間內迅速激增。當美國次貸危機波及歐洲短期資金市場時，造成流動性緊缺，一些銀行融資出現困難，引發了擠兌現象。2009年6月，歐洲央行公布的數據顯示，2008年，歐元區綜合性銀行大集團的資產大幅減少，各大銀行在債務期限陸續臨近時，普遍面臨周轉困難，加劇了歐洲銀行資本金短缺的壓力。在次貸危機爆發之后，歐盟各國提供的金融救市資金總額累計接近3．5萬億歐元［1］，其中，絕大部分用于提供擔保以擴大銀行資金，緩解信貸緊縮的局面。另一方面，歐洲向美國提供救助造成一定程度的“失血”，從而使歐洲在隨后面對自身的債務危機時顯得捉襟見肘。次貸危機改變了歐洲各國的收支狀況。受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從2008年10月起，歐洲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在經歷了十年的高速增長后出現急劇下滑。經濟增長減緩，造成消費需求減少，政府收入隨之下降。與此同時，為了應對次貸危機，全球許多國家紛紛出臺了各種各樣的龐大支出計劃，歐洲也不例外。歐洲一些原本是小政府的國家也開始向大政府轉變，以拯救經濟為由，各國政府開支急劇增加，進一步加大了原本巨大的政府債務，致使天量債務加身。各經濟體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刺激就業和經濟增長，加大了財政負擔，從而導致了主權債務風險的積聚，不斷演化為危及全球經濟的主權債務危機。
2．歐債危機的內部原因
一是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原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認為，歐元區北南之間在競爭力方面存在巨大差異是歐債危機的根源。包括希臘、意大利、葡萄牙等國家在內的“地中海俱樂部”成員國經濟競爭力一直低于德國等歐元區北部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的歐元區國家為了維持社會福利，導致政府負責攀升，形成巨額政府赤字，政府為了救助處于危局的銀行業也加大了財政負擔，政府的過度負債行為導致歐債危機的爆發。
二是失衡的產業結構。劉明康分析認為，一些南歐國家產業畸形發展，服務業和地產業快速發展，實體經濟相對脆弱，出現產業空心化狀態，產業競爭力嚴重削弱［2］。無論是引爆歐債危機的希臘，還是愛爾蘭、葡萄牙和西班牙，都存在明顯產業畸形發展的傾向，其脆弱的實體經濟和不合理的產業結構難以抵御外來因素的沖擊。
三是歐元區統一的貨幣政策與分散的財政政策的矛盾。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李勇從深層次分析了歐債危機的原因，他認為，歐盟內部的結構性問題是引發危機的根本原因。歐元區實行統一的貨幣政策和各成員國自主決定財政政策，使歐元區國家在面臨經濟問題時只能采用財政政策手段，造成巨額赤字和政府債務［3］。歐元區的制度缺陷使成員國不能通過獨立的貨幣政策而只能片面通過財政政策對經濟進行調控，造成政府對債務的高度依賴［4］。歐元區統一的貨幣政策與各成員國自主的財政政策之間的矛盾，造成了在貨幣聯盟條件下各成員國只能通過擴大財政赤字的方式刺激經濟增長、增加就業。盡管《穩定與增長公約》對成員國的財政赤字規定了上限，并對超過上限的成員國采取相應的制裁手段，但在統一貨幣政策框架內，成員國的財政赤字一旦超過限度，會迫使聯盟內利率上升，財政政策擴張所產生的負面溢出效應可以使成員國將財政赤字的代價轉移到其他國家，從而加大成員國之間的財政壓力。就歐元發行機制而言，作為歐元區的成員國，必須接受歐元的發行機制，而這一機制會使各成員國政府債務失去在極端情況下的解除機制。加入歐元區后，不能通過增發政府債券的方式實現展期限，用跨期手段為解決危機爭取充足的時間，也不能運用貨幣政策手段增加貨幣發行，通過貨幣貶值減輕債務壓力。缺乏統一的財政政策使主權債務危機無法通過財政轉移手段加以解決。
四是老齡化與高福利政策。李勇認為，危機爆發的社會原因是為了支撐高福利而導致剛性的社會保障支出。劉明康認為，南歐國家存在崇尚高工資、高福利、高稅收、高消費、高舉債的通病，使老齡化問題日益突出的國家經濟發展缺乏可持續性。由于歐元區各國缺乏必要的協調，統一的貨幣政策與分散的財稅和社會福利政策相抵觸。隨著人口的老齡化，國家的產業競爭力受到削弱，長期形成的高水平的社會福利只能通過政府舉債支出加以維持，造成財政赤字擴大、政府債務增加。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認為，巨大的政府福利支出使政府財政狀況惡化，在沒有獨立的貨幣政策，不能執行擴張性貨幣政策，在缺乏足夠經濟支撐能力的高福利制度下通過財政緊縮削減工資和福利，必然加劇社會矛盾。［5］
五是缺乏有效的監管。劉明康認為，在缺乏有效監管情況下的金融創新增大了金融系統風險，從歐盟層面看，金融監管欠缺力度。《社會科學報》報道，美國《外交政策》雜志2011年4月7日發表了英國《金融時報》副主編沃爾夫岡•明肖的文章，他認為，危機的起因是歐洲大陸宏觀經濟的失衡與未能受到有效監管且過分資本化的銀行體系聯合作用的結果。［6］
通過對歐債危機進行深入分析，對我國加強經濟安全運行有諸多啟示。
1．把握合理的宏觀政策刺激尺度
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是一個主權國家調節經濟運行的兩個最主要政策工具。兩種工具通過松緊搭配的多種組合可以對經濟運行實施有效調節，以求達到既定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目標。正如美國投資家索羅斯所言，任何一種成熟完善的貨幣體系都離不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共同作用，在出現困局時，央行提供流動性，財政部門負責處理公共債務［7］。歐債危機的爆發告訴我們，保持宏觀經濟穩定的基礎需要審慎的宏觀經濟政策，寬松的政策雖然可以刺激經濟增長，然而，一旦投資規模脫離了實際，必將隱藏巨大的風險。因此，中國面對危機沖擊和經濟下行風險而出臺相應的刺激政策時一定要掌握一個合理的尺度，既要防止因刺激而造成的產能過度擴張和政府負債的過度膨脹，又要防止政策的脈沖式調整對經濟所產生的過大波動。如前所述，歐元區統一的貨幣政策與分散的財政政策的矛盾是引爆歐債危機的一個重要因素，這一事實告誡我們，無論是動用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一定要充分考慮兩種政策的協調性，對國民經濟運行狀況的調控必須適時、相機、協調使用兩種政策手段，才能達到理想的調控效果。
2．加強監管，防范地方政府債務風險
地方政府債務問題是當前我國經濟存在的一個突出的焦點問題，雖然，地方政府債務在公益性基礎建設、促進地方經濟發展、推動城鎮化建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同時存在比較一些突出的問題。一是政府違規擔保，二是一些地方政府超越自身財力舉債，使政府償債率高企［8］。到2010年底，地方政府性債務余額大幅增加到10．7萬億元，占當年GDP的27%。雖然總量可控，總債務比也低于國際警戒線標準，但我國地方政府違規擔保問題比較嚴重，且地方融資平臺的資金絕大多數來自于銀行體系，存在巨大的結構性風險。隨著地方政府債務的激增，一旦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引爆風險，不僅會加重各級政府財政負擔，還勢必對我國金融系統造成巨大沖擊。鑒于歐債危機的深刻教訓，我們應認真審視政府債務問題。雖然這幾年我國的財政赤字從逼近3%的國際警戒線回落到2%左右，赤字占GDP的比重也遠低于國際公認的風險臨界點，但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我國地方債務迅速擴張所隱藏的問題卻不容忽視，應注意風險防范，特別是加強對潛在風險的防范，強化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債務的管理，增強財政政策的可持續性。做好地方政府債務的風險防范工作應側重思考:加強和規范債務管理，建立整體的地方政府債務管理框架，掌握各類債務的具體情況，理順和清晰界定投融資平臺與政府的關系;加強發債管理，嚴格控制地方政府無償還能力的負債;適當調整地方和中央收入分配結構，適當增加地方財政的收入分配比例;對地方政府性債務進行全面審計，實行動態監管，要防止地方債務導致的銀行體系的系統性風險，應加強對平臺融資項目的跟蹤監測，落實項目資金的用途;建立健全規范的舉債融資機制，把地方債務收支分類納入預算管理;嚴禁融資平臺公司的相互擔保，重點關注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債務風險以及由此引發的信貸風險和財政擔保風險，深入探討地方政府債務風險轉變為金融風險和財政風險的傳遞路徑，建立風險預警指標體系，防范系統性風險;嚴控借新還舊的做法;加強地方債務發債主體的培育，改變現有的單純依靠銀行信貸的籌融資方式，逐漸向市場化籌融資方式轉變，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投資，降低銀行風險和國家信用風險的幾率，促進地方債務融資平臺投資主體的多元化;明確政府的公共管理職能，逐步從競爭性行業退出，通過出售具有一定商業價值的經營性項目的方式，償還公共產品投資項目的負債，降低地方政府債務率。
3．發展實體經濟，促進地方經濟增長
實體經濟和制造業的發展狀況是一個國家經濟興衰的基礎，歐債危機最根本的原因是一些歐洲國家的經濟失去了實體經濟和制造業的支撐。以引爆歐債危機的南歐國家為例，產業結構不合理，片面發展服務業，實體經濟脆弱，經濟遭受外來沖擊時，缺乏維持經濟增長的實體經濟的支撐。相比之下，同樣是歐元區的德國，其建立在先進制造業和高科技產業基礎之上的發達而穩固的實體經濟不僅使其具有較強的自我修復能力，能夠迅速消除危局的影響，而且其明顯的產業競爭優勢能夠使之成為穩定歐洲經濟乃至全球經濟的中流砥柱。可見，只有發展實體經濟，才能夯實經濟增長的基礎，才能增強抵御外部沖擊的能力，同時，只有發展實體經濟，拓寬地方財政收入渠道，才是地方經濟發展的基礎，才能實現地方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因此，發展實體經濟，壯大制造業的實力，提升自主創新能力，是打造產業競爭力的基礎，也是應對外部沖擊的根本保障。
4．調結構，促轉變，優化經濟增長方式
長期以來，投資和出口是我國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在人口紅利不復存在、資源供給日漸短缺、老齡化問題日益突出的緊迫形勢下，怎樣改變過度依靠投資和過度消耗資源拉動經濟增長的做法，盡快調整經濟增長結構，提高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是我國經濟未來是否平穩發展的關鍵所在。保持我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最關鍵的就是要通過建立良性的機制，提高研發投入，提升自主創新能力，降低資源消耗，提高生產效率。雖然歐債危機對我國的對外貿易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這次危機也為我們提供了促進我國改變依賴出口的經濟增長方式、調整產業結構的機會。避免依靠增加投資和過度消耗資源的粗放式經濟增長，盡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從依靠外需向以內需為主轉變;通過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公眾收入預期，減少支出預期，提高內部需求，為經濟增長提供更強大的內生動力;通過合理的機制消除內外資之間的歧視，激活龐大且日益邊緣化的民間資本，降低外商直接投資對國內資本的形成有擠出效應，使民資成為推動經濟進一步增長的新的活力;加快調整出口戰略，從主要依靠歐美市場向更具廣闊市場空間的新興經濟體市場轉變;加快產業升級的步伐，提高資源配置效率，調整產品結構，加大自主研發和科技創新能力，壯大制造業，培育產業核心競爭力。
5．加快健全社會福利制度，構建多重社會保險體系
隨著老齡化進程的加快，加快健全社會福利制度已是一項緊迫的任務。雖然高福利支出是主權債務危機的一個重要因素，但應認識到，富裕的民眾是保持社會穩定、避免社會危機的基礎。次貸危機和歐債危機雖然十分嚴重，但都沒有引發社會危機，其重要原因就在于美國和歐洲的民眾自身具有很強的抗風險的經濟基礎。相比之下，處在發展階段的我國，長期以來處于高稅收、低福利的狀態，這種狀態雖然不會重演建立在高福利基礎上的歐債危機，但我國抗擊債務風險的民眾基礎極其脆弱。一旦出現系統性經濟危局，就可能因缺少福利環節的緩沖而直接引爆社會危機乃至導致社會動蕩。與福利國家相比，低福利的我國民眾更缺乏安全感，這也是制約我國公眾消費、內需低迷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通過加大福利投入，盡快建立有效的社會保障，健全社會福利制度，解決民眾的后顧之憂，提高民眾抗風險的經濟基礎，才能從根本上拉動內需，增強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
當然，推進福利制度建設、增加社會福利支出要把握合理的尺度。隨著各項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推進，相關的福利支出也會越來越大，政府加大社會福利支出需要把握合理的尺度，福利支出的增長要建立在經濟增長的基礎上，要與經濟增長相適應，實現福利增加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平衡，否則就會加大政府的支出壓力。雖然政府是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的主導力量，但如果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完全由政府負擔，勢必加重政府支出的壓力。歐債危機的一個主要教訓就是政府為維持高福利支出而背負巨大的財政包袱。因此，建立社會保障體系應充分動員社會各方的參與，除了政府以外，要充分借助市場和社會的力量，構建相互結合的多重保障體系。在這個多重保障體系中，由政府負責最基本的保障，由市場和社會各方負責商業保障和補充保障。（本文作者：李曉莉、楊建平 單位：重慶電子工程職業學院財經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