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結構演變與經濟增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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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勞動力結構變遷

1.年齡結構

當前，中國已進入低生育階段（蔡昉、王美艷，2004）。20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總和生育率在2.2左右，高于人口更替水平所要求的總和生育率，目前的總和生育率在1.6-1.8之間（郭志剛等，2006）。在此過程中死亡率也保持在較低水平，出生率大幅下降和低死亡率的雙重作用，使得人口自然增長率由70年代初的20‰以上下降到1998年的10‰以下。21世紀以來，中國的人口增長模式進入了“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階段。人口數量低增長最終會帶來勞動年齡人口數量的低增長。在人口轉變過程中，由于死亡率下降早于出生率下降，人口增長和勞動年齡人口增長之間便有一個時滯，兩者隨著時間變化并不同步。生育水平下降和預期壽命延長的雙重作用，導致勞動年齡人口比總人口更快地進入低增長和負增長的階段（王德文，2007）。表1描述了歷年人口年齡結構，勞動年齡人口占比經歷了一定程度的增長之后，增速放緩，2012年出現下降。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2年我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在相當長時期里第一次出現了絕對下降，比上年減少了345萬人。單純依靠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增加支撐經濟增長的空間逐漸縮小。

2.知識結構

描述了全國就業人員受教育程度構成，由于數據關系，我們僅能找到2008-2011年的數據。從下表可以看出即便是2008-2011短短四年期間，就業人員的受教育水平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大學及以上學歷的就業人員比例上升了5.99個百分點，大專學歷就業人員的比例上升最為明顯，上升了3.2個百分點。相應地，小學及以下學歷就業人員比例的下降幅度達到11.1個百分點。從絕對量上看，就業人員中文盲的數量從0.4億下降至0.15億，小學文化的數量從2.07億下降至1.50億，初中文化的數量從3.60億上升至3.72億，高中文化的數量從0.96億上升至1.28億，大學專科及以上學歷的數量從0.52億上升至0.99億。然而，就業人員整體的受教育程度仍然偏低，其中，大學專科及以上學歷的就業人員比例僅占12.9個百分點，小學及以下學歷就業人員的比例達到21.6個百分點，初中學歷的人員占比48.7%。當前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未來隨著產業結構的進一步升級，現有勞動力的知識儲備很可能會適應不了高端產業的發展需要。圖1描述了各行業就業人員受教育程度構成，從中可以看出，第三產業就業人員的受教育程度要明顯高于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意味著這類行業對就業人員的教育水平要求較高，而第三產業是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大方向。因而，要保證產業升級順利進行，相應的提升勞動力的知識結構是產業轉型升級過程中的應有之義。

3.地域結構

由于地區間經濟、產業發展不平衡，部分發達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產業升級層次較高，產業結構健全，二、三次產業占比大幅上升，勞動力收益高于其他地區，另外這些地區的就業機會相對較多，發展空間更大，吸引了勞動力向這些地區流動。我國東部地區擁有比中西部地區更高級和合理的產業結構，因此大量勞動力由中西部地區流向東部（李寶慶等，2013），圖2描述了中國勞動力的地區分布情況，從該表可以看出，東部勞動力占比最大；其次是中部；占比最小的是西部。勞動力的地域分布體現了我國經濟發展的地域差異。從變化趨勢來看，在2000-2008年期間東部地區勞動力的比重有小幅上升，中部和西部的勞動力比重則小幅下降，但總體波動幅度較小，地域分布相對穩定。

4.產業結構

根據配第-克拉克定理，隨著人均實際收入的提高，勞動力在三次產業中的分布存在著此消彼長的演進規律，即勞動力將首先從第一產業流向第二產業，然后再從第二產業流向第三產業。表3描述了中國三大產業就業份額的變化情況，從中可以看出，21世紀以來，中國勞動力在產業間的分布基本符合配第-克拉克定理指出的演進規律，但也不完全符合這一定理。從2003年到2011年，第一產業釋放出來的剩余勞動力主要被第二產業吸納，第一產業勞動力下降的結果是第二產業勞動力的擴張；而第三產業并沒有像通常那樣發揮勞動力蓄水池的作用，盡管第三產業勞動力的就業份額一直高于第二產業，但在此期間第三產業的就業份額出現了下降，下降幅度為5.6個百分點，第二產業的就業份額持續上升，上升幅度達到11.93個百分點。

二、勞動力結構與經濟增長

1.勞動力結構與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方向不匹配，失業與過剩并存，制約了經濟增長

產業結構逐漸轉型升級，對高端勞動力的需求日益加大，現有低端勞動力很難適應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勞動力市場存在結構性矛盾，限制了經濟增長。在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我國產業結構出現了工業化和重工業化的趨勢；在三次產業中，工業增加值比重不斷上升；工業內部結構中，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產業比重不斷上升（鄒一南等，2012）。中國產業結構一直處于升級的狀態（干春暉等，2011）。隨著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我國勞動力市場面臨著越來越突出的結構性矛盾，表現為短缺和過剩并存（張車偉，2008；魏浩等，2010），這種結構性矛盾意味著，失業并不是因為缺乏就業機會，而是缺乏合格的勞動力。總體而言，勞動力供給過剩主要存在于低端勞動力市場，而勞動力供給相對不足主要在高端勞動力市場，表現為高素質和高技能勞動力的供給不足。下文用技能工人的供需情況來說明這一問題。表4描述了2004、2009年技能勞動者的需求情況。從中可以看出隨著工業規模擴大和產業技術提高，技能、技術勞動者需求大幅度增長。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調查，2003-2009年，包括初級工、中級工、高級工、技師、高級技師在內的技能勞動者增加了1930萬人，年均增加386萬人。中級工、高級工、技師、高級技師占技能勞動者總人數比重，分別提高了4.37、2.73、0.54、0.11個百分點，而初級工占技能勞動者總人數比重減少了7.74個百分點（中國工業發展報告，2012）。然而，相對于技能、技術勞動者需求的快速增長，技能、技術勞動者供給增長緩慢。表5描述了技術工人的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比值（求人倍率），從表中可以看到2002年之后各等級技能、技術勞動者的求人倍率均超過了1，處于供不應求狀態。而且越是較高等級，供不應求的程度就越大，高級工程師的求人倍率達到2.34，供不應求的程度最深。然而，勞動者整體的求人倍率除了2010、2011年，在多數年份未超過1，這說明中國同時存在著技術、技能勞動者數量不足和勞動者總量過剩的結構性矛盾。對各類勞動力的需求狀況可以用相對工資這個指標來反映。作為市場上的勞動力價格信號，相對工資水平的變化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勞動力的供求狀況。從相對工資水平的變化來看，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勞動力的相對工資水平表現出下降的趨勢，其他較高學歷者的相對工資水平則表現為增加的趨勢（岳希明等，2008）。這說明我國對低端勞動力的需求有減少的趨勢，對高端勞動力的需求有增加的趨勢。

2.勞動力在城鄉、地區、產業之間的流動受阻，制約了經濟增長

戶籍及其他制度的限制，勞動力在城鄉間、產業間、區域間的的流動受限，限制了經濟增長。本文用相對勞動生產率來衡量勞動力在產業間、地區間的的配置效率。其中勞動生產率用各產業或各地區的產值除以相應年度各產業、各地區就業人員數量，產值數據用CPI定基指數進行了調整，以1978年為基期。其中測算產業勞動生產率的指標包括三次產業GDP、各產業就業人員數量、CPI指數，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13年；測算地區間勞動生產率的指標包括東部、中部、西部GDP、各地區就業人員數量、CPI指數，數據來源于《新中國60年統計資料匯編》，其中GDP及就業人員數量只有全國及分省（直轄市）的數據，在實際計算過程中按照三大區域的劃分，用相應省（直轄市）的數據進行加總得到各區域的數據。三大產業之間仍存在一定的效率缺口，行業保護限制了勞動力按照邊際收益原則在產業間流動，導致了一定程度的效率損失，限制了經濟增長。表6描述了中國三大產業勞動生產率情況，按照二元經濟理論，資本積累推動剩余勞動力轉向現代部門是一個平滑過程，即剩余勞動力被工業和服務業部門按照邊際收益原則吸收（中國經濟增長前沿課題組，2012）。在勞動力資源向工業和服務業轉移過程中，第三產業和第二產業的效率缺口逐漸縮小，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的效率雖有縮小的趨勢，但兩者的缺口依然很大，意味著仍有大量勞動力沒有按照邊際收益原則被第二或第三產業吸收，產業間仍存在一些壁壘限制了勞動力的自由流動，限制了經濟增長。三大地域之間存在效率缺口，中部、西部的勞動生產率僅有東部的一半左右，促進勞動力在地域間合理流動提高效率的空間很大。表7描述了地域間勞動生產率的情況。在勞動力資源向東部和中部轉移過程中，中部和東部的效率缺口先是有擴大趨勢，2007年開始又有了縮小趨勢；西部和東部之間也表現出一樣的趨勢特征，效率缺口先是呈現擴大趨勢，2007年之后逐漸縮小。意味著地區間仍存在某些壁壘阻止了勞動力按照邊際收益原則轉移，區域間仍存在一些壁壘限制了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制約了經濟增長。城鄉之間也存在一定效率損失，由于數據限制，我們無法測算城鄉的相對勞動生產率水平，但大量研究表明戶籍制度對城市勞動力就業起到了一定保護作用，對農村勞動力則具有排斥作用（蔡昉等，2001）；在勞動力市場上，勞資關系存在著戶籍差別，城鎮職工和農民工在工資、保險和工會參與等方面存在差別，其中戶口的作用在20%-30%（姚先國等，2004）。市場轉型雖帶來了較多流動機會，但戶口等級差別以及戶口對體制內流動所起的結構性影響依然存在（陸益龍，2008）。這些限制造成了勞動力的效率損失。

3.經濟城鎮化，就業未能實現城鎮化

社會保障沒有實現全覆蓋，勞動力供給結構異化、扭曲，限制了經濟增長。社會保障制度作為市場經濟運行的“潤滑劑”，在勞動力市場的運行方面起著重要作用。然而，我國除了就業制度的分割外，社會保障制度也呈現出分割的狀態，不僅城鄉之間分割嚴重，而且不同性質的部門之間（正規就業部門和非正規就業部門）、行業之間、地區之間也處于分割狀態（賴德勝等，2005）。社會保障制度的分割首先體現在城鄉之間。盡管農民工與城鎮職工同處于城鎮地區這樣一個大的市場，但兩者在崗位獲得、社會保障、公共服務以及經濟收入等方面存在諸多差異（刑春冰，2008）。他們一般處于更為不利的就業境況中：勞動合同的簽訂率低、普遍缺乏社會保障、工資水平低且時常遭到拖欠、工作環境與勞動保護情況普遍較差（謝勇等，2009）。表8描述了農民工和城鎮職工社會保障的覆蓋程度。無論是失業保險、養老保險還是醫療保險，農民工的參保率都很低，參保的比例分別只有6.5%、12.90%和17.43%，城鎮職工參保的比例分別是43.26%、60.76%、62.23%，農民工與城鎮職工參保比例的差距分別達到36.76%、47.86%、44.80%，農民工和城鎮職工在社會保障的覆蓋程度上存在巨大差距。這種制度分割同時體現在不同性質的部門之間。享受社會保障的居民主要集中在正規就業部門，而非正規部門的就業人員基本上沒有被納入社會保障體系。表8描述了不同所有制類型職工社會保障的覆蓋程度。事業單位、國有單位等正規就業部門社會保障的覆蓋程度普遍高于集體單位和非國有單位等非正規就業部門。覆蓋程度最高的是國有單位，失業保險、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的參保率分別達到68.95%、83.75%、80.21%；覆蓋程度最低的是非國有單位（包括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其他類型企業），失業保險、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的參保率分別只有9.25%、18.49%、30.44%，國有單位和非國有單位職工參保比例的差距分別達到59.7%、65.26%、49.77%，正規部門和非正規部門在社會保障的覆蓋程度上存在巨大差距。農民工主要集中在非正規就業部門，在非國有單位就業的比例占85.05%，在事業單位和國有單位就業的僅占1.30%、4.43%。

三、結論

中國作為傳統的農業大國和人口大國，人口數量大，農村剩余勞動力多，勞動力在一段時間內處于無限供給的狀態。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體制的改革，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啟動，勞動力要素得到解放，能夠與資本更有效結合，從而推動經濟發展。其中，勞動力密集型產業以大量的廉價勞動力供給為載體開始蓬勃發展，在對外開放的進程中，隨著要素的全球化配置，擁有大量廉價的勞動力供給形成了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在全球化的進程中人口紅利得到更有效的發揮。因而勞動力的投入不僅形成了我國的巨大優勢，也形成了我國的經濟增長能力。隨著經濟不斷增長以及人口政策的實施，人口結構的轉型已經基本實現，人口紅利開始逐漸消失，勞動力成本呈現上漲趨勢，廉價勞動力的優勢消失；同時伴隨著全球化進程中對外貿易產品和產量的下降，以及全球市場的吸納能力下降，已有的優勢再難以發揮以往對經濟的強勁推動作用。面對新形勢，要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相應的需要改變勞動力結構，充分發揮人口紅利的作用。首先，應該通過新型城市化，消除勞動力在城鄉與區域間的流動障礙，促進農民工向市民的轉變，進一步提高城市化水平。農民工向市民的轉變不僅可以增加勞動力供給，還可以拉動居民消費，同時有利于通過城市優質的公共服務提高轉移勞動力的人力資本，促進經濟增長。勞動力城鄉結構的優化還會推動勞動力產業結構的優化，提高勞動力在產業間與產業內的配置效率，提高我國工業發展的質量，并進一步推動產業結構升級。最后，從長遠發展來看，還需加大人力資本和教育的投入，提高勞動力的知識水平，通過學術進步、知識增長、技術消化和創業實現勞動力知識結構升級對技術進步的促進作用，保證經濟的持續發展。

作者：顧和軍 沈坤榮 劉倩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