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災害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思考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自然災害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思考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隨著災害經濟學的發展，經濟學模型逐漸被用來分析自然災害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Aghion和Howitts將熊彼特提出的“創新性破壞”思想納入內生經濟增長模型中，認為災害的發生會引發人們采用創新性成果，而以資本的替代表示的技術創新活動將大大提高生產要素的生產率和市場競爭性，因此每一次災害的發生都能推動經濟的增長［45］。Albala-Bertland對26個國家在1960年到1979年期間發生的28次自然災害所產生的經濟影響進行了實證分析，認為災害的國家經濟危害論是不存在的，因為自然災害發生之后，一國的GDP增長率都能夠顯著提高［6］。不過，這一研究結果在許多關于自然災害與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文獻中都受到質疑。徐懷禮運用哈羅德多馬模型，在假定儲蓄全部轉化為投資且資本產出比率固定的前提下，測算了無災害情況下的國民收入與經濟增長率，以此來分析自然災害對國民經濟收入所帶來的凈損失，推算自然災害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7］。然而，由于哈羅德多馬模型是一個靜態增長模型，且經濟系統本身并不具備調節能力，因此采用這一模型難以反映自然災害發生對宏觀經濟發展的動態影響。除了運用經濟學理論來分析自然災害與經濟增長的關聯性之外，也有不少學者運用實證數據來檢驗自然災害與經濟增長的內在關系。Charvériat對1980年至1996年間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的35個自然災害進行實證分析后發現，28個國家在災害發生當年的真實經濟增長率下降了，而之后的兩年間經濟增長率又顯著上升［8］。Beson選取跨部門比較分析的實證檢驗方法，對1960年至1993年間115個國家的經濟增長情況進行研究后發現，較之災害發生較少的國家，災害發生較頻繁國家的經濟增長率要相對較低［9］?；谝延醒芯砍晒氖鲈u，本文以新古典增長理論為基礎，分析自然災害的發生對資本、儲蓄和勞動力等變量的影響，以此來揭示自然災害在不同時間階段(短期和長期)對一國宏觀經濟所帶來的影響。
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模型框架
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重點探討資本積累以及它與儲蓄決策等的關聯影響①。本文關于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模型的構建主要通過三個步驟來完成:首先，探討長期經濟增長的均衡點;其次，在動態均衡的基礎上構建儲蓄曲線;最后，推導投資曲線。
(一)長期經濟增長下的均衡產出與資本
在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中，國民總產出是勞動力和資本的函數。新古典增長模型的基本假設是:勞動力和資本之間具有一定的替代性，即生產投入比K/L不是一個固定的參數，并且生產函數是一階齊次方程。
(二)長期經濟增長下的儲蓄與投資
經濟增長理論的基本假設之一就是儲蓄St是總產出Yt的一部分，且St由儲蓄率s確定。如果每一個時間周期t之間(如每年)人們的儲蓄率都為s(0＜s＜1)，那么在已知的生產函數下，長期經濟增長下儲蓄曲線有著和生產曲線類似的屬性，并且St=sYt。從上文關于長期經濟增長下的均衡產出與資本的分析中可以得出:當經濟達到均衡狀態時，人均資本占有量為k*，人均產出為y*。假設社會產出中一部分用于投資，另一部分用于消費，則投資的總量取決于社會的儲蓄。
自然災害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不同類型的自然災害對社會的儲蓄行為會造成不同的影響。一般而言，常見的氣象、水文自然災害①發生頻率高，容易對經濟造成經常性擾動，但是此類災害不容易造成儲蓄行為的改變。相對而言，地震、泥石流等地質災害的發生頻率低，但此類災害造成的破壞性強大，所以此類自然災害往往會因為消費心理或者社會捐助等因素的影響而造成儲蓄行為的改變［10］。因此，本部分將探討在儲蓄行為不變和儲蓄行為變化兩種情況下自然災害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一)儲蓄行為不變情況下的影響分析
當經濟處于穩態時，自然災害的突然發生并沒有影響人們的儲蓄行為，但由于自然災害的發生造成了人員傷亡，因此導致了勞動力L的減少，物質財產也會受到自然災害的摧毀或者破壞，從而導致了社會資本存量K的減少。此時，經濟穩態增長的軌跡受到擾動，資本勞動力比率(人均資本占有量k=KL)發生變化，不再是處于經濟穩態增長下的k*。當自然災害造成資本存量的減少超過自然災害所造成的勞動力的減少時，人均資本占有量k*下降至k1，根據公式(1)社會總產出水平為y1=αkβ1，此時y1＜y*，并且由公式(4)和公式(6)可以得出sf(k1)＞gLk1，即儲蓄超過均衡增長所需要的人均投資，這將使得資本積累加快(k＞0)，人均資本占有量逐漸增加①，資本存量和資本產出水平將會再次增長到經濟穩態下的均衡值(k*，y*)。簡而言之，當自然災害造成的財產損失大于人員傷亡時，短期內社會的產出水平會下降，但是在一定的時期內經濟內部會進行自我調整，產出水平逐漸增加，直到在足夠長的時間里恢復至自然災害發生之前的均衡產出值，詳見圖3。如果自然災害造成資本存量的減少低于自然災害所造成的勞動力的減少時，人均資本占有量k*上升至k2，根據公式(1)社會總產出水平為y2=αkβ2，此時y2＞y*，并且由公式(4)和公式(6)可以得出sf(k2)＜gLk2，即儲蓄低于均衡增長所需要的人均投資，由此導致資本積累的下降，即儲蓄無法滿足均衡增長的投資需求(k•＜0)，人均資本占有量逐漸下降，資本存量和資本產出水平將會逐漸回落到經濟穩態下的均衡值(k*，y*)。簡而言之，當自然災害造成的財產損失小于人員傷亡時，短期內社會的人均產出水平會上升，但是在一定的時期內經濟內部會進行自我調整，人均產出水平逐漸減少，直到在足夠長的時間里恢復至自然災害發生之前的均衡產出值，具體如圖4所示。除了以上探討的兩種情況外，還存在這樣一種情況，即自然災害造成資本存量的減少正好等于自然災害所造成的勞動力的減少。此時，由于人均資本占有量k*并沒有發生變化，雖然自然災害給整個社會帶來了負面影響，但是經濟穩態還會繼續維持，因此人均產出水平也保持不變。
(二)儲蓄行為變化情況下的影響分析
自然災害的發生有可能造成個人儲蓄行為的變化，這種情況普遍發生在大災、巨災之后。但是巨災之后的儲蓄行為變化又可能呈現出不同的形式:自然災害發生以后，受災群體接受大量的政府救助和社會慈善捐助，有人可能會減少消費，進一步增加儲蓄，將更多的投資用于災后重建①;有人會產生及時行樂的想法，將更多的積蓄用于消費而導致儲蓄的減少。由公式(4)可知，儲蓄曲線取決于儲蓄率和產出。如果自然災害的發生影響了人們的儲蓄行為，儲蓄曲線便會發生上下移動。假設人們擁有更多的儲蓄，則將有更多的投資用于災后重建，儲蓄函數y=sf(k)將向上移動至y=s'f(k)，伴隨著儲蓄的增加和災后重建所帶來的投資增加，y=s'f(kt)(公式(4))與y=gLk(公式(6))產生新的均衡點，此時人均資本占有量k*上升至k＊＊，人均產出增加至y＊＊。簡而言之，當自然災害的發生造成儲蓄率的變化，并且災后的儲蓄率高于自然災害發生前的儲蓄率時，自然災害的發生在長期會導致人均產出值的增加，新的經濟穩態下的均衡值為(k＊＊，y＊＊)，如圖5所示。在經歷過大的動蕩以后，受災民眾也可能會認為人生短暫，從而盡量讓自己生活得更好，在滿足自我需求的同時勢必會增加自身消費，從而減少個人積蓄。儲蓄函數y=sf(k)將向下移動至y=s″f(k)，伴隨著儲蓄的減少，當均衡增長所需要的人均投資曲線不變時，y=s″f(kt)(公式(4))與y=gLk(公式(6))產生新的均衡點，此時人均資本占有量k*下降至k＊＊＊，人均產出減少至y＊＊＊。簡而言之，當自然災害的發生而造成儲蓄率的變化，并且災后的儲蓄率低于自然災害發生前的儲蓄率時，自然災害的發生在長期會導致人均產出值的減少，新的經濟穩態下的均衡值為(k＊＊＊，y＊＊＊)，如圖6所示②。
結論與建議
近年來，自然災害的頻發與巨災的多發對社會經濟持續增長造成了嚴重威脅，這使得災害經濟學學科日益受到重視。本文以索洛創立的新古典增長模型為基礎，構建生產函數及其對應的投資儲蓄曲線，以相關生產要素的擾動為作用渠道，分析了自然災害對宏觀經濟穩定增長在不同時間內的關聯影響。結果發現:高頻率、低強度的自然災害不至于引起災民儲蓄行為的變動，從而對長期經濟穩態的影響有限。從短期來看，造成人均資本占有量下降的氣象、水文等自然災害會降低社會產出，而提高人均資本占有量的瘟疫、傳染病等自然災害則促進了社會產出水平的增加。從長期來看，由于經濟系統具有自我調整作用，產出水平仍會恢復至自然災害發生之前的均衡產出值。然而，地震、泥石流等低頻率、破壞強度大的自然災害則很可能改變人們的儲蓄行為，從而改變原先的均衡點。當儲蓄率s上升時，自然災害能夠促進經濟在長期內增長至更高水平;當儲蓄率s下降時，自然災害會對經濟造成長期持久的破壞力，使社會產出在較低值達到新的穩態均衡。
本文的研究還有三點值得關注:一是“災難經濟”的恢復必須通過合理的成本收益評估程序，及時采取配套的防災減災措施，避免毫無意義的大修大建;二是雖然基于模型可以得出儲蓄率及其帶動的投資有利于經濟持續增長的結論，但這也可能會帶來抑制消費的負面影響，因此可以進一步運用拉姆齊模型分析得出經濟增長最優的儲蓄率水平;三是基于熊彼特“創造性破壞”的理念，應注重災后的技術置換作用。經濟中新舊資本的混合程度影響人均資本的增長率，社會的技術進步率越高，災后經濟恢復的速度越快。本文基于理論模型的分析對于我國自然災害的救助與管理有著重要的參考意義。目前，我國的災害救濟體系主要是政府救災和社會救助，政府如何合理安排財政資金進行賑災，如何引導民眾進行社會捐助和災民進行災后重建需要建立在科學決策的基礎之上［12］。評估災害發生是否會給一個地區的經濟增長帶來負面影響，需要綜合分析災害對必要生產要素所造成的影響，在此基礎上合理投入災后重建的資源并實施必要的政府引導，來增強國民的儲蓄傾向和提高人口的理性增長。（本文作者：許閑 單位：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