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投公司對經濟增長的帶動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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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楊敏、馬策 單位：云南省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本文根據計量經濟學原理，利用SPSS110統計分析軟件，在收集云南10年的相關統計數據的基礎上，以云南某綜合型國有投資公司為例，將其10年的投資數據作為單獨變量納入系統進行整體分析，建立回歸模型，從定量角度客觀、獨立的對各個變量對云南經濟發展作用的大小做出評價。

數據采集

通過查閱2002～2011年的《云南統計年鑒》，提取了云南生產總值（GDP）、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和國有經濟投資3項指標的10年數據，并分別以“云南生產總值（GDP）”代表云南經濟發展指標，以“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代表投資指標，以“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國有經濟”一欄的數據代表“國有經濟投資額”。此外，還收集到云南某綜合型國有投資公司2001～2010年的投資數據，以此判斷國有投資公司對地方經濟發展的影響和作用。具體數據見表1。

變量間相關性及多重共線性檢驗

從圖1可以初步判斷各變量間發展趨勢基本呈正向相關關系。根據經驗分析，GDP與投資、國有經濟投資和國有投資公司投資之間應具有明顯的相關性，但是投資、國有經濟投資和國有投資公司投資之間是否具有相關性及強度大小，我們尚不清楚。根據計量經濟學原理，當把超過1個的自變量加入模型進行多重回歸時，不僅要處理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的關系，還要兼顧自變量之間的相互關系［1］。如果自變量之間存在很強的協變關系的話，則會導致多重共線性問題［2］。這樣，原本希望更多自變量的加入會提高擬合優度，從而提高預測的精確度，但結果卻可能是擬合優度的確提高了，而同時估計回歸方程的顯著性卻降低了，這反而又會降低預測的精確度［3］。因此，在建立回歸模型之前，本文首先對云南生產總值（GDP）與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國有經濟投資和國有投資公司投資之間的相關性和多重共線性進行檢驗。根據上述統計數據，利用SPSS110統計分析軟件，我們得出變量間相關性及多重共線性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以看出，3個變量與GDP之間的線性相關度均在094以上，為強線性相關。其中，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與GDP的線性相關度最高，達到099以上，接近于1，表明兩個變量聯系緊密，同增同減。同時，從表2中也可以看到，3個自變量之間的線性相關也均在085以上，而根據計量經濟學原理，如果兩個自變量之間的簡單相關系數r比較高，譬如超過07或08，那就意味著存在著比較嚴重的多重共線性［4］。由此可以斷定，在未來模型的構建中，為保證模型的擬合效果，增強對現實情況的說明程度，3個自變量不可能同時出現在同一模型中，而只能建立單一變量的一元線性回歸模型。為進一步驗證各變量對GDP的影響和貢獻大小，以及變量之間的相互作用機制，本文以下將分別建立一元線性回歸模型進行逐一探討。

GDP與投資的回歸模型

為驗證云南GDP與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線性相關程度，首先利用散點圖做一直觀判斷。從圖2可以判定兩項指標明顯線性相關，下一步，本文將建立回歸模型，從定量角度具體研究二者關系。首先，假設GDP為因變量yi，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為自變量x1i。利用統計分析軟件，通過對兩個變量的數據進行分析，得出如下結果，如表3所示。輸出結果表明：所擬合的回歸直線方程的截距為1565523，斜率為1061，從而直線方程為y＾i＝1565523＋1061x1i（式1）。由表4可知判決系數為0987，表明式1的擬合效果很好，因變量GDP變異性中的987％可以被自變量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所解釋。由表3和表5的分析結果看出，模型t＝24315，F＝591203。若給定顯著性水平α＝001，結合自由度n＝10－2＝8，查t分布表可得ta／2＝3355；結合分子自由度＝1，分母自由度＝10－2＝8，查F分布表可得F得上側分位數F001＝1126。因為t＝24315＞3355，F＝591203＞1126，均落在拒絕域內，表明模型無論回歸系數還是回歸方程均通過了t檢驗和F檢驗。據此，根據近10年的統計數據，可以有99％的把握斷定GDP與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之間存在著顯著的線性相關關系，其擬合直線回歸方程為式1。

其他變量間的回歸模型

采用與上文同樣的計量方法，本文又分別建立了GDP與國有經濟投資、GDP與某國有投資公司投資、投資與國有經濟投資、投資與某國有投資公司投資、國有經濟投資與某國有投資公司投資的5個模型，且均通過了在顯著性水平情況下的t檢驗和F檢驗，即根據近10年的統計數據，我們均可以有99％的把握斷定各變量之間存在著顯著的線性相關關系，其擬合直線回歸方程如表6所示，受篇幅所限，本文省略SPSS統計分析軟件的計算結果列表，僅將最終的模型結果如表6所示。五、實證分析的基本結論通過回歸統計模型，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投資中，國有經濟投資部分對GDP的貢獻超過了投資整體的貢獻，表明國有經濟投資效率較高通過對式2和式1的比較可以看出，在常數項較為接近，對模型整體影響較弱的情況下，同樣投資1元錢，國有經濟投資可以實現2328倍的放大，而在加入了其他投資后，該放大倍數則縮小到1061倍，即同樣是1元錢，若純粹由國有經濟進行投資，可實現GDP增加2328元；但若考慮其他投資，則僅可實現GDP增長1061元。由此可以看出，國有經濟投資的效率明顯優于其他投資，對GDP的貢獻更為突出。云南的投資整體放大倍數尚不足國有經濟投資放大倍數的一半，究其原因在于部分非國有資本的投資具有一定的盲目性，這部分資本由于逐利的短視行為，導致有些投資形成重復建設，或者尚未發揮效應就半途而廢，甚至對自然資源、生態環境造成一定的破壞，使得后期政府需要花費大量資金進行修復，徒耗了國民財富而對經濟社會發展沒有貢獻，甚至形成負效應［5］。因此，對云南而言，應當進一步加強國有經濟的投資示范作用，引導非國有資本的理性投資，減少或者避免無效率甚至負效率的投資。

國有投資公司是拉動地方經濟發展的主力軍，其投資的關聯帶動效應最強首先，通過式3與式1和式2的比較可以看出，國有投資公司對GDP的貢獻更大、效率更高、彈性更強。即在不考慮常數項影響的情況下，由國有投資公司進行的投資，可以對GDP產生近50倍的放大效果。其次，由式4與式5的比較可以看出，國有投資公司投資在促進全社會投資方面的作用（其放大倍數為44826）遠遠高于國有經濟投資（其放大倍數為2229），為其20倍，表明國有投資公司投資所產生的邊際效應更大，帶動力更強。再次，式6表明國有投資公司在帶動民營資本投資的同時，亦對國有經濟投資發揮了重要的促進作用。在投資國有經濟的情況下，每1單位的國有投資公司資金可以產生近19倍的放大效果。因此，國有投資公司在云南經濟發展中既在市場前沿扮演著拉動地方經濟增長，保障政府財政收入，捍衛國民經濟安全，確保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市場人”角色。同時，又在幫助政府完成諸如修建鐵路、公路、機場、醫院、農田水利設施等關系人民群眾生產生活的民生工程，這些項目均為弱盈利甚至“無利可圖”，國有投資公司能夠在此投資則是充分體現了其作政府性投資公司的使命感，體現了其強烈的社會責任感，這正是其區別于非國有資本的根本所在，也是其能夠發揮投資示范作用和帶動作用的源泉，并且為后續國有資本和民間資本在延伸產業和橫向擴張上繼續投資、推動產業升級和轉型打開了通道。

民營資本對云南的投資，需要有國有經濟的前期投資作鋪墊由式4可以看出，其常數項為負數，表明在國有經濟投資較小時，投資總額甚至可能出現負增長。只有在國有投資達到一定水平時，才能帶動民間資本跟進，從而拉動投資規模的提升。這又從另一方面佐證了云南的經濟發展水平較為落后，基礎設施建設滯后，產業層次低、關聯性弱、帶動性差，產業利潤率低，投資回報少，資本增值能力弱，從而導致民間資本投資欲望小，而只有在國有資本完成弱盈利甚至無盈利的前期投資后，民間資本才肯進入。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清楚的認識到，若要真正實現投資對地方經濟發展的拉動效應，充分釋放其帶動經濟發展的效能，則首先應對政府性投融資平臺———國有投資公司有正確地理解，在充分認識其財務風險的同時，也應充分肯定其在地方經濟發展中所做出的突出貢獻，而不能只看到風險，一味打壓。其次，應加大對國有經濟的扶持力度，尤其是對國有投資公司的扶持力度，通過財政劃撥、稅收減免、資源配套等方式，幫助其發展壯大，促使其在不斷增強自身實力的同時自然化解財務風險，從而能夠更好地發揮投資放大效應［6］。第三，為最大限度的發揮財政資金對地方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提高資金使用效率，政府在進行資源配置時，應對國有投資公司有所傾斜，更多地通過資金劃撥的方式由其將財政資金作用于市場，以此達到通過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和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雙重作用，使財政資金促進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發揮到極致［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