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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等內外挑戰,當前我國經濟面臨著較大的下行壓力,尤其在對外貿易方面。由于中美貿易戰的持續性和不確定性,經濟增長三駕馬車中的出口拉動作用不斷下降,因此,消費和投資成為促經濟增長,增加經濟活力的必要選項。黨的提出的新型城鎮化建設為增加我國居民消費和帶動投資需求提供了良好的政策平臺。通過新型城鎮化建設,有效帶動消費和投資增長,成為我國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
【關鍵詞】新型城鎮化;經濟增長;消費與投資
1引言
自2018年3月美國301條款發起以來,中美貿易爭端已經持續14個月,受其影響,相關國家貿易情況不容樂觀。此外,受貿易戰勞動力成本上升等多方因素影響,我國已經出現了部分企業產業向外轉移狀況,以紡織服裝產業為例,申洲國際、健盛集團等龍頭企業陸續將產能遷往東南亞地區。種種跡象表明,今年我國總體經濟狀況不容樂觀,因此在出口和制造業狀況低迷時,以消費和投資為我國經濟增長注入活力成為有效選項。同時,國家發改委印發了《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從總體要求上提出了加快農業人口市民化、優化城鎮布局,推進城鄉融合發展等多個重點任務,為我國新型城鎮化建設道路提供了切實的實施方案,扎實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帶動居民消費增長和拉動投資需求,能有效增強我國經濟增長動力,保持經濟活力[1]。
2相關理論
卡羅爾(Carroll,2000)從消費習慣改變方面研究發現,城鎮居民消費對新流入城鎮居民具有“示范效應”。王小化(2016)分析了社會保障水平和居民預期等因素對我國居民消費不足的相關影響。劉東皇(2017)從預期論角度分析,同樣認為,社會保障不足,使得我國居民形成高儲蓄和低消費狀況。王平(2018)[1]通過數據模型研究了新型城鎮化驅動居民消費的效應,得出了新型城鎮化是驅動居民消費增長和結構升級的格蘭杰原因。
3路徑分析
33.1新型城鎮化增加居民消費需求
隨著新型城鎮化進行,帶來新的生活模式和消費模式,首先農村人口轉為城鎮人口的過程中,農業人口之前部分商品的自我生產自我使用狀況必然改變,農業人口需要從市場購買消費品滿足生活需求;其次,根據杜森貝利的消費理論,城鎮居民消費對農村居民消費具有示范性作用,城鎮居民的消費方式和習慣,能有效引導農村居民和新城鎮居民,帶動消費升級;最后,收入是影響居民消費的決定因素,隨著新型城鎮化進程所帶來的就業方式變動,農村居民從農業轉為更高生產效率的工業生產者時,能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從而提高消費水平和消費意愿。
33.2新型城鎮化增加投資需求
物質循環和信息交換保證了城鎮化系統的正常運轉[2]。新型城鎮化進程既能提供龐大的投資需求市場,也能有效帶動投資活力,而投資對經濟刺激具有顯著性和直接性特點。同時新型城鎮化對公共服務水平提出更高質量要求,政府需要對基礎設施進行投資,從而有效帶動公共支出,促進投資需求;其次,新型城鎮化要求對城鎮化發展過程中帶來的環境問題進行有效改善和處理,著力解決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問題,環保產業需求增加,環保產品市場擴大,使環保產業成為新的投資點。
33.3新型城鎮化帶動產業集聚和產業升級
中美貿易戰帶來的科技戰,美方動用政府力量開始針對我國高科技企業,禁售禁運和斷供等手段層出不窮,抑制我國高科技產業崛起之心昭然若揭,不僅使我國意識到產業不足之處,更堅定了發展高科技產業與產業升級的決心和意志[3]。同時,國家提出構建優化布局的新型城鎮化,要求轉變傳統的城鎮化發展方式,各地區在發展城鎮化的過程中充分利用經濟和技術的溢出效應,優化產業布局,加快產業升級進程。特別是高科技企業,能依靠集聚效應產生更強的創新能力,將資金流向高附加值和高技術含量企業,提成產業總體競爭能力,從而在將來復雜的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也能有效增加經濟活力。
4政策建議
44.1改善居民消費狀況,提升消費能力
新型城鎮化進程中,國家和政府要合理優化收入分配制度,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改善城鄉收入分配不平衡狀況,以收入水平提高帶動消費增加;然后,改善公共服務水平,改善基礎設施狀況,增加民生性的社會轉移支出和社會保障支持。
44.2確立適當的公共支出政策,促進投資增長
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加大對可持續性產業、高科技產業和環境保護產業的投資力度,引導民間資金流向,增加金融行業對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重視力度,實現政府,金融行業和民間投資的有效結合,加快新型城鎮化進程,以投資帶動經濟增長[4]。
44.3引導產業集聚和結構升級,堅持可持續發展
產業集聚效應能有效降低企業的距離成本,加強同行業企業間合作,促進產業發展,因此在新型城鎮化建設中,要合理進行相關產業地理區位分配,加快產業集聚步伐,發展城市具有競爭力度的核心產業,帶動周邊產業發展,改善就業狀況。同時,鼓勵自主創新,吸取此次科技戰教訓,彌補弱勢產業不足。對于具有科技創新能力的企業,要給與一定的政策支持和資金支持,以創新為經濟發展注入活力。
參考文獻:
[1]王平,王琴梅.新型城鎮化的經濟增長效應與其傳到路徑[J].新疆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6);1-7.
[2]崔玉婕,趙海燕.城鎮化與生態環境建設的關聯性理論分析[J].黑龍江八一農墾大學學報,2017,29(01):124-126+143
[3]劉小川,汪利錟.居民消費與最優政府支出;理論與動態估計[J].財貿經濟,2014(7);21-35.
[4]楊飛虎,孟祥慧.新型城鎮化建設中公共投資政策探析[M].學習與探索.2018(4);101-107.
作者:張陽陽 單位:江西財經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