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為經濟學視角下互惠行為機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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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小群體中互惠行為是常見的交往方式，因其司空見慣和跨學科特性使其背后行為機理并未得到學術界的重視。實際上，它伴隨人類社會而生，先于市場交易機制而存在，是更加古老的交往機制。依附于人的社會性與生理性特征，它在一定范圍內一直存在著，并且比市場交易機制更加有效。與市場交易機制不同，它不需要劃分產權，也沒有交割環節，更重要的是，它是一個自我執行機制。施惠者的行為成本低廉，而受惠者獲益則較高，施惠者與受惠者的成本與收益分立且不對稱催生了互惠行為。互惠行為者的心理賬戶是小群體互惠行為的行為經濟學機制，它可以有效抑制互惠雙方的機會主義行為。小群體中當事人較高頻率的互動也有助于限制其機會主義行為。除了效率之外，互惠行為實施還可促進施惠者與受惠者的社會情感交流，提高個體應對困難與風險的能力。此理論可運用于企事業的勞動管理，以此構建在契約化的勞動團隊管理基礎上發揮勞動團隊內的互惠行為機制作用，以促進員工之間的信息、知識與技能的互補合作。

［關鍵詞］小群體；互惠行為；成本與收益不對稱；心理賬戶；機會主義行為

一、引言

很多學科都在研究人的社會互惠合作行為問題。馬里安斯基的人類學和特納的社會生物學研究發現，早期人類相對類人猿可以更好地生存與發展的根本因素就是他們可以通過社會性互惠行為進行合作。［1－2］霍曼斯的社會交往行為理論［3］是探索互惠行為的重要文獻，他對小群體中的相關行為進行了研究，認識到人類行為的基本原則之一是贊同與社會一致性，他的理論很好地解釋了小群體內部的友誼與一致性動態過程。更為可喜的是，人類社會互惠行為已經獲得神經科學證據，表明這種行為具有神經生理基礎。奎爾萬和費希巴切等神經科學家論述了很多人自愿承擔懲罰破壞社會規范的成本(DeQuervain等，2004［4］)。演化模型和經驗證據表明，這種利他主義的懲罰是人類合作演化中的決定性力量。他們運用PET技術來分析在經濟交易中對背叛者利他主義懲罰的神經基礎。對比不減少支付的象征性懲罰與減少支付的有效懲罰情況下，通過社會規范維護者腦掃描發現，對背叛者的后一種懲罰更加激活維護者的背側紋狀體，背側紋狀體負責處理回報。而且，背側紋狀體活躍的維護者愿意承擔更多利他成本，懲罰背叛者所得到的滿足通過維護者的背側紋狀體激活來體現。阿克羅夫是一個有社會學視野的經濟學家，很早就將社會學一些研究成果引進經濟學，他以禮物交換的社會性互惠行為來闡釋超量工作的原因(Akerlof，1987［5］)。然而，經濟學對理性個體互惠合作的精細化研究要數重復博弈論與演化博弈，在這方面，莫林很好地綜合了有關個體合作行為研究。［6］社會學認為，社會中的個體交換是以社會互惠行為來實現的。但是此類研究強調人的社會性，并不能充分化解經濟學家對自利個體機會主義行為的擔憂。在跨期交易中，自利個體在獲得幫助后選擇拒絕幫助別人的機會主義行為。社會學一些文獻試圖通過聲譽或宗教等其他機制來克服互惠合作中機會主義行為，但其依然欠缺說服力。日常生活中大量的互惠行為不能直接以聲譽、親情以及宗教意識形態視角來注解。博弈論與演化經濟學關于自利個體的互惠行為解釋是通過無窮博弈或者動態博弈的復雜信息與計算條件下實現的，然而它對解釋日常生活中的個體互惠合作行為更加缺乏可信度，普通個體不可能為日常互惠行為進行復雜信息收集與計算處理。經濟交易孕育于人的社會，人的一些社會行為本身就具有經濟功能。學科細化妨礙了社會學家與經濟學家跨學科思考人的行為，前者強調互惠行為的非經濟原因;后者關注行為人的“超強”信息收集與計算處理能力。大量的社會互惠行為長期存在部分源于其自身包含經濟激勵約束機制，同樣，企事業單位同事和鄰里之間的互惠行為不像市場那樣銀貨兩清式的交易，也不是簡單非經濟原因可以解釋的行為。社會學與經濟學對日常互惠行為要么司空見慣地忽視，要么以人之常情而視而不見。這種古老且常見社會經濟行為現象背后的行為機制值得研究，此機制在經濟社會管理中的價值尚未受到重視。此文將嘗試研究此類小群體互惠行為存在的特有機理，揭示其在經濟社會管理中的應用價值。

二、小群體內互惠行為特征與其機制

各類單位同事與鄰里之間發生的日常小群體互惠行為是人們社會行為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同于市場上發生的互利交易行為。它們之間的顯著差別是，互惠行為不需要界定產權，也不需要以貨幣支付來交割。互惠行為大量發生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經濟理論家對自利個體機會主義行為破壞性的擔憂，也迎合了社會學家所重視的非經濟因素情結。大量此類互惠行為的存在本身就暗示，支撐它的背后機制是有效率的，它的成因至少不能簡單視為長期形成的非經濟因素，如文化宗教等，更不可能是運行成本較高的契約機制。那么這種機制是一個怎樣的安排呢?它是如何克服或緩解機會主義行為而有效運行的呢?社會上，特別是小群體中大量互惠行為顯示，一般施惠他人的利他行為成本對于施惠者而言是低廉的。為什么會這樣呢?經濟社會發展使得個人之間的差異超越生理而更多表現為信息、知識與技能上的差異。社會分工越來越細，既包含橫向的分工，又涵蓋縱向的分工，隨之而來的是人與人之間存在日益明顯的信息、知識與技能鴻溝。伴隨信息與知識“爆炸”，工作與生活對它們的需求往往超越人們自身的擁有量。信息、知識與技能的短缺可能成為制約其工作與生活質量的瓶頸，除了學習之外，互惠行為是一個相對便捷的、成本低廉的緩解短缺的路徑。對信息、知識與技能擁有者而言，提供它們的成本是低廉的，且不改變自身擁有量，而對于接受者則可能是受益匪淺。接受者需要這些信息、知識與技能本身就表明，其價值是不言而喻的，通過學習獲得它們的成本比較高，互惠交換可以實現在信息、知識與技能分工基礎上有效交流，并促進分工和提高效率。盡管這樣，對大范圍的社會來講，提供者的意愿與主動性依然是一個問題，但是對企事業單位和鄰里等小群體而言，這個問題就不會很突出。在工作與生活中，此類群體中的成員交往頻率較高。較高頻率交往意味著提供者獲得回饋的幾率增加，提供意愿與主動性自然增加，時空距離優勢也使小群體互惠行為發生的整體成本更低廉，同時機會主義行為也受到進一步抑制。“遠親不如近鄰”的體會在工作與生活的小群體中普遍存在就是一個佐證。

(一)小群體中互惠行為的成本收益特征

實現互惠合作行為是一方愿意提供幫助而支付成本，同時，另一方獲得幫助而受益。這種行為互惠不是單期交易，而是跨期合作，不像市場里的即期交易“銀貨兩清”，因此，它不需要明確交易相關的產權，更不依賴法律制度保障。此種互惠行為合作具備如下特征。1．每次互惠行為的成本與收益對象分立。小群體中的施惠者承擔行為成本，而受惠者則獲得收益，不像普通交易行為雙方同時是成本承擔和收益獲得者。互惠必然在跨越行為之間實現，一次成本承擔者可成為下一次收益獲得者;同樣，一次收益獲得者則可變為下一次成本的承擔者。2．每次互惠行為的成本與收益對雙方來說是不對稱的。這種行為對施惠者來說，成本是低廉的，經常是舉手之勞，而對受惠者則是收益較大的。對于不同的人來說，成本與收益的看法不盡相同。然而，在互惠行為中，一方面施惠者的低廉行為成本使得他們主動地、自愿地實施該行為不需要太計較未來接受者可能發生的機會主義行為，即使發生這樣的機會主義行為給其造成損失也有限;另一方面該行為給接受者帶來較高收益，接受者也不會輕易實施機會主義行為。一次行為中的施惠者會成為另外一次行為的受惠者，兩次或多次行為互惠中，任何一方既是施惠者也是受惠者，通過一次成本低廉的施與行為換來另一次或多次的較高收益接受行為。顯然，互惠行為雙方因低廉成本與較高收益的不對稱性而產生凈收益促使其維持互惠關系，而不傾向于采取機會主義行為。3．小群體中高頻率互動催生互惠行為。小群體中的成員互動為互惠行為發生提供時空環境。小群體成員在工作或生活中需要進行一系列互動，高頻率的互動為其間互惠行為發生創造了便利條件。更為重要的是，高頻互動將抑制個體的機會主義行為，繼而強化互惠行為的頻次。越高頻率的互惠行為越可使互惠行為的收益與成本之差轉化為實實在在的收益，惠及整個小群體，提高整體福利水平。

(二)以心理賬戶為核心的小群體互惠行為決策

行為經濟學研究個體決策并不像經典經濟學那樣對決策進行精細的成本與收益分析，實現最優化選擇。薩勒首先提出心理賬戶概念，用于分析沉沒成本效率(Thaler，1980［7］)。卡尼曼和特維斯基發展了心理賬戶理論，認為人們在做出選擇時，實際上就是對多種選擇結果進行估價的過程(Kahneman和Tver-sky，1984［8］)。究竟如何估價，最簡單的、也最基本的估價方式就是把選擇結果進行獲益與損失(得失)的評價。同時，薩勒自己也不斷完善心理賬戶理論，他研究得出，心理賬戶是人們在心理上對結果(尤其是經濟結果)的編碼、分類和估價的過程，它揭示了人們在進行(資金)財富決策時的心理認知過程(Thaler，1999［9］)。科維茨也分析過心理賬戶問題(Kivetz和Simonson，2002［10］)。難能可貴的是，薩勒一直在持續相關問題的研究(VandenAssem等，2012［11］)。國內外的心理賬戶文獻非常豐富，基于本文的研究特點，不需要詳細評述心理賬戶文獻，因此，不再贅述。關于心理賬戶涵義，不同學者理解不盡相同，但是，基本都接受心理賬戶的基本特征，即心理賬戶是決策者對同類決策進行估價、分類和編碼以便以后快捷決策。這是心理賬戶理論成熟的思想。在小群體中，交往頻率比較高，互惠行為成本與收益對象是分立的，低廉的行為成本使得此類行為決策不可能進行在精確計算基礎上最優化決策，而是通過行為雙方對合作對象進行評價，分類通過心理賬戶編碼進行記錄，以便以后對類似的行為決策。社會上，偶發互惠行為給行為雙方不會留下多少印象和記憶，而且即便有，這種印象和記憶也不會長久，未來雙方再次合作的幾率很小。小群體中互惠行為的參與者則是見面與合作交流機會甚多，對合作對象進行有意識或無意識的評價，形成印象與記憶是必然的。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印象與記憶將直接成為未來互惠行為的決策依據，并形成便捷的決策機制，也就是說，以后相應的決策可以由印象與記憶直接做出，不需要過多地分析思考與權衡。行為者和在其心理賬戶上印象與記憶良好編碼的對象再次合作的決定就變得非常容易、快捷，而不良印象與記憶者被視為不宜合作對象則使得再次合作的決定變得非常困難，這種機制可以有效抑制行為者的機會主義行為。顯然，此類行為決策省去了行為者的信息收集、處理與計算成本，也符合人們日常行為決策的低成本要求。這就是人們日常交往過程中重視“第一印象”的原因。另外，行為者的低廉行為成本使得其可以進行廣泛的互惠行為實驗，形成更廣泛、深入的心理賬戶記錄。這樣的心理賬戶一方面可以避免誤判合作對象，校正錯誤的印象與記憶;另一方面擴大互惠行為對象范圍，實現更加豐富的互惠行為。

(三)小群體中的互惠行為機制

前面分析了小群體中互惠行為現實性與特征，并闡釋行為人的心理賬戶如何有效抑制機會主義行為問題。所見的社會學文獻并沒有詳細、清晰地論證小群體中互惠行為機理，在此將前面的分析進行綜合，說明互惠行為的機理，提出以成本收益分析與行為經濟學視角的小群體中互惠行為理論。互惠行為雙方因互惠行為成本低廉都有意愿成為互惠行為發起者，即使因性格原因這種意愿不強烈，也可借助一方的關系人而促成互惠行為的發生。關鍵在于，雙方心理賬戶機制能夠有效抑制機會主義行為，而且每一次互惠行為的發生都會強化雙方的互惠激勵，使得互惠行為稱為雙方的“自然習慣”。成為習慣的互惠行為對行為者來說是一個生活工作重要依靠，對小群體整體來說，也是一個信息、知識與技能有效互補合作機制，繼而推動行為人進一步深化分工。一旦互惠行為中雙方記錄良好，那么互惠雙方會通過“正反饋”的心理機制強化互惠行為，隨之而來的自愿自發互惠行為使得雙方不需要識別對方行為而自然發生，這是一個成本低廉的有效機制。隨著社會信息膨脹和誘惑增多，受制于信息成本與復雜計算的行為決策比較困難，大量的日常行為決策依賴于便捷的決策機制，互惠合作機制就是這種機制之一。需要說明的是，小群體中的互惠行為是個體之間自愿自主進行的，外在力量可能破壞心理賬戶機制的功能，難以有效抑制機會主義行為。這樣可能使得小群體中的互惠行為機制失去效率，存在利益競爭的同事間往往難以維持互惠行為機制，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鄰里間比企事業單位中發生互惠行為更為普遍的一個原因。

三、小群體互惠行為機制理論的應用

令人遺憾的是，現實中企事業單位勞動管理遵循科學管理和經濟學中的新制度經濟學契約精神對勞動進行量化管理。它通過明確劃分員工勞動邊界與績效考核評價方式進行顯性或隱性契約方式管理。這樣就忽視了不能量化的勞動合作的貢獻，繼而傷害了勞動效率，不利于員工通過互惠合作行為自然實現信息、知識與技能互補。［12］不完全合同理論發展是經濟學的自我修正，但不完全合同依然沒有改變新制度經濟學中經濟激勵約束的最優化思想，因此員工互惠合作行為被排除在新制度經濟學企業理論分析框架之外。隨著經濟復雜程度提高，企業效益與競爭力越來越依賴員工創新能力，大量的創新需要通過團隊勞動而不是孤立個體行為來實現。成員的信息、知識與技能互補是團隊勞動效率的基礎。信息、知識與技能互補不可能通過行政管理與合同契約實現，有效的勞動團隊必須是一個成員互惠合作的群體，高效益的企業也必須存在一個廣泛互惠合作行為的群體。企業是經濟組織，也是社會小群體，員工也具有社會性，這種社會性能夠發揮很好的經濟功能，經濟學家需要關注經濟激勵與約束之外非經濟行為機制的經濟功能。小群體中的互惠行為機理理論不僅有理論意義，而且也有應用價值。隨著經濟社會發展，企事業單位勞動管理問題越來越突出。員工的信息、知識與技能越來越專業化，與其勞動所涉及的信息與知識等相關要求越來越不匹配，員工在這方面互惠合作是一個緩解不匹配狀況的重要、有效的方式。［13］再加上企業員工創造性是一個企業發展的核心，創造性勞動實施不可能依賴員工個體單獨完成，信息、知識與技能限制個體員工進行創造性勞動，員工之間互惠行為機制有助于他們形成一個自愿合作小組，實現信息、知識與技能互補，促進創造性勞動，提高企業競爭能力。小群體互惠行為機理理論對于改善企業勞動管理，激發員工創造性勞動有啟發作用。將該機理理論運用于企業勞動管理中，相關管理制度需調整和改變體現在如下方面。首先，員工的勞動邊界模糊化促進互惠合作行為。明確員工勞動邊界需要承受較高的信息與管理成本而變得不可能［14］，而且勞動邊界明確將使有關員工勞動自主與自愿合作空間縮小，不利于互惠行為發生。一定程度的勞動邊界模糊化會誘發相關員工自主協商與互惠合作解決相關問題，促進他們在信息、知識與技能上互惠交流，增加交流頻率，形成互惠行為緊密的小群體。其次，避免過度量化勞動考核評價。過度量化勞動考評將破壞企業這樣的小群體中的互惠行為機制，尤其針對員工個人考核更是如此。當然，適當對勞動團隊量化考核則有助于推動互惠行為。過度量化個體勞動的考核忽略了勞動合作精神等隱性因素，過度量化考評將窒息合作精神，破壞互惠行為機制的根基，但它們對勞動效率的提高至關重要。最后，推進勞動與創新任務的項目化與團隊化管理。企事業單位將復雜勞動與創新任務的要求、評價方法以及報酬以公開競爭與契約方式交給項目與團隊負責人，由項目與團隊負責人自主組成勞動或攻關小組實施，決定小組內的勞動分工與協調、勞動報酬分配。這種方式既可簡化勞動管理，也將激勵企事業單位員工自愿加入互惠合作的小群體。以負責人牽頭的小組可以形成互惠合作行為機制，由于這是開放性的群體，所以包括負責人在內的所有成員之間沒有固定契約與行政關系，而且其他成員未來可以退出這個群體，因此能夠有效抑制機會主義行為。這種制度安排不僅發揮相對產權明晰的團隊勞動契約化管理的效率，同時發揮團隊內互惠合作行為機制的效率，繼而實現創造性的勞動管理。

四、結論與建議

這里無意全面否定科學管理與新制度經濟學關于經濟激勵與約束在勞動管理中的作用，而是關注小群體中互惠行為，嘗試研究互惠行為背后的機理。歷史地看，市場交易機制之前，社會互惠合作就已經存在了，市場交易在社會中孕育發展并不表明市場交易機制完全取代社會互惠行為機制，也不意味著社會互惠行為機制已經完全失效，相反，市場交易機制能彌補傳統社會互惠合作機制的不足。在一定范圍內，古老的社會互惠行為機制依然有效，人的社會性與生理性特征使然。這里的研究將行為經濟學中的心理賬戶理論應用于互惠行為分析，此分析與日常互惠行為非常切合，它意在深化社會學中社會交往理論關于互惠行為的理解，跨越學科藩籬研究日常的互惠行為。小群體互惠行為機理由三部分組成:行為成本與收益分立與不對稱機制;小群體中行為人較高頻率交往機制;抑制機會主義行為的行為人心理帳戶機制。小群體互惠行為機理理論表明，互惠行為有自然動力與激勵機制實現小群體內信息、知識與技能互補，不需要額外的經濟激勵與勞動管理。主要建議如下。

1.經濟學家需關注微觀現實行為，善于借鑒社會學等其他學科研究成果使其研究更具現實性。經濟學的優美數學結構一定程度上使得“經濟學科學化”程度日益提高，同時過濾掉大量現實微觀行為，降低了經濟學解釋現實的能力。恢復人的生物性與社會性是經濟學家面臨的挑戰，經濟學家需要和其他學科的科學家合作，發展具有現實微觀行為基礎的經濟學。

2.檢驗經濟學理論科學化程度的標準不在于其數學化程度，而是其理論能否經得起實驗或實踐“重復驗證”。解釋行為的經濟學理論需要在實驗或經濟實踐中得到重復驗證，這才是理論科學性的圭臬，而不是其數學形式邏輯。一般認為在經濟實踐中重復驗證經濟理論比較困難，但是神經生理學及其研究工具的發展顯示，神經經濟學將使經濟行為理論具備實驗重復驗證的可能，而且在正確的方向上推進經濟學的科學化進程。完全不同于數理經濟學與計量經濟學為此所做的努力，它給經濟學注入的是科學精神，摒棄了追求形式邏輯的科學主義。

3.經濟學應該承認人的一些社會行為具有經濟功能。經濟激勵與約束不是唯一有效的經濟行為機制，也不一定是最優機制，很多社會行為機制也可有效激勵與規范經濟行為。發揮社會行為的經濟功能不僅可以改善個人的生活工作狀況，也可減少社會的資源消耗，小群體互惠行為就是其中之一。經濟學家自身需要摒棄經濟學帝國主義，關注傳統社會里各種行之有效的經濟社會機制，它們曾經是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文明的機制，在一定范圍內修復這些機制不僅有經濟價值，也可夯實市場經濟的根基。

4.企事業單位的管理決策者以及實施者借鑒小群體互惠行為機理理論改善勞動管理。尊重勞動者的生物性與社會性是有效勞動管理的前提，遵循小群體互惠行為事實調整勞動管理體制，能使互惠行為助推本單位勞動效率的提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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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嚴維石.內部勞動市場中的互惠行為與技能外溢效應———基于經濟社會學視角［J］.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5):192－198.

［3］嚴維石.勞動合同特征及其行為經濟學研究［J］.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11(2):45－50.

作者：嚴維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