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幸福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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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典經濟理論論幸福

在古典經濟學中，幸福概念是常用的。斯密認為勞動與幸福是對立的。他對幸福的社會有一個最低期限標準，“有大部分成員只陷入貧困悲慘的社會、絕不能說是繁榮幸福的社會”，簡單地說：貧窮不是幸福。如果說幸福是個衡量標準的話，他從收入和財富的角度對幸福給予了最低界定，即幸福的必要條件是不貧困。但幸福和富裕不是同義語，他認為，不是在社會到頂端富裕的時候、而是在社會處于進步狀態并日益富裕的時候，貧窮勞動者，即大多數人民，似乎最幸福、最歡樂。即從經濟角度來看，幸福感是處于收入的貧困線與最富裕線中間，而且是在一個持續的過程中，幸福具有相對性。他認識到“看不見的手”對公眾幸福的重要作用，“完成這種革命的，卻是兩個全然不顧公眾幸福的階級（指大領主和商人工匠—作者注）”。總之，斯密區分了公眾幸福與社會幸福、今生幸福和來生幸福、幸福創造和幸福享受、幸福與富裕等的不同，肯定了財富或收入對幸福的必要性，而明確否定財富或收入對幸福的充分性，即不贊同財富就是幸福的看法，而且把神驅逐出了經濟學。在亞當•斯密之后，李嘉圖在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也使用了幸福概念，他突出了收入對勞動者幸福的決定性影響，肯定了市場經濟決定的工資收入對勞動者幸福的決定作用，主要強調收入對于人們幸福的重要性。如果說斯密的經濟理論重在富國裕民、李嘉圖的經濟理論重在勞動價值論的形式化、穆勒的經濟學在于綜合和應用的話，那么，西斯蒙第的經濟學就是重在研究如何使人幸福了。西斯蒙第斷言，財富只是人類物質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種手段；人類進行財富生產是為了滿足自身物質生活的需要，不斷地提高物質享受。因此，財富應該給所有的人帶來幸福，而且也只有全體居民的物質享受增加了，國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他非常重視在保證人民幸福的各種措施中收入同資本增長和人口增長的比例關系。當然他也認為，人的幸福是由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兩方面構成的，但是，它把人的精神幸福的責任交給了政府，認為這是政府努力奮斗的目標，與政府的完善程度具有密切關系，因為高級政治學就以這種幸福作為研究的對象，它的職責是使全國所有各階級普遍得到自由、文化、德行和希望的恩澤，通過舉辦教育，以資陶冶公民的心性，啟迪他們的聰明；通過建立宗教，使公民期待來生享福，以補償現世所受的痛苦。總之，要通過這些手段，要使公民意氣風發，精神高尚起來，追求的不該是一個人或一個階級的利益，而應當是使所有的人守法奉公，日益善良，獲致更大的幸福。上帝在西斯蒙第那里還是有位置的，這和斯密等經濟學家相比是一個退步。約翰•穆勒在他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及其在社會哲學上的若干應用》一書中，對幸福的關心是真實的，他提出了“人民幸福”、“國民幸福”、“人類幸福”、“全人類最大幸福”等外延很廣的幸福概念，視野明顯大于亞當•斯密、李嘉圖等古典經濟學家，而且還注意到了幸福應具備的環境，比如法律環境，還對如何提高幸福水平進行了具體而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擴大教育、限制人口、政府進行公共干預和限制遺產繼承、進行捐贈等辦法，這些辦法和看法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通過穆勒的研究，不僅使幸福成為衡量經濟活動的標準，也使幸福成為衡量政治、社會其它活動的重要標準，這是穆勒在經濟理論上對幸福研究的獨特貢獻。

二、新古典經濟理論中的幸福

被追認的邊際效用理論的創始人戈森是很關注幸福的。當他同時代的德國歷史學派的教授們關于如何同英國等資本主義國家競爭、如何提高國力的理論正在盛行的時候，戈森把個人的享受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認為人行為的目標就是使“生活享受總量最大化”。在他那里，“享受”與幸福是同義詞，享受即“生活享受”，包括物質享受和一些精神享受（如藝術品消費等），認為只有個人成功地做到提高享受的絕對量、提高所使用的勞動力和技能、提高生命力、加強法制，人類才能因此提高福利水平；為了有助于人類實現盡可能大的幸福，他認為“唯一應該重視的是：……消除阻礙個人建立有利的生產部門和自由地運用他的貨幣的障礙”,因此他反對封建經濟而主張自由的市場經濟。另一位邊際效用理論的創始人杰文斯則采用邊沁等功利主義學說的原則，認為經濟學的目的是“求以最小痛苦的代價購買快樂，從而使幸福增至最高度”，認為他的經濟理論“完全以快樂痛苦的計算為根據”,并試圖用經濟方法對快樂和痛苦進行測量，認為快樂和痛苦的“數字材料比任何別種科學所有的數字材料都更豐富、更準確”,可以認為，杰文斯的快樂即幸福，提出對幸福進行測量，這在經濟學領域是重要的一步。馬歇爾難能可貴地注意到了后代幸福的問題，但是他的幸福的外延比穆勒的要小，主要是個人幸福、家庭幸福，基本不提人民幸福、人類幸福等概念。這一方面是由于約翰•穆勒作為哲學家、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的寬泛的學術背景與馬歇爾純粹的經濟學家的學院式學術背景的不同所致，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馬克思主義產生以來全世界社會背景的復雜化使馬歇爾認識到追求更大范圍勻質的幸福已經不現實而采取了回避的態度，還有，在自由放任的經濟中，他研究的本身就是微觀領域的經濟活動，本身就不存在后來的宏觀經濟問題。盡管影響幸福的因素很多，但是他認為經濟因素是尤其重要的。因為，在他看來，通過追逐財富展現個人的才能本身就是實現幸福的一個途徑，而且人在具備必要的維持生活的必需品外，還應該有更大部分的維持效率（發展）的必需品，這就意味著隨著社會的進步，這部分需求（即精神需求）將會越來越大，因而對人收入的要求也會越來越高，結果是，幸福的滿足會對經濟和社會的依賴越來越強，要靠傳統的農業經濟和農業社會已越來越難以支撐，因而馬歇爾不看好小農業生產者并有貶抑之意不是沒有根據的。馬歇爾還試圖以貨幣去衡量人的幸福而忽略其它非經濟因素，這是企圖簡化幸福的測量以財富替代幸福的一種努力。由于馬歇爾使用了心理分析和邊際分析的方法，盡管沒有明確提出但是在分析中已經事實上提出了“邊際幸福”的概念，他提出的“真正的幸福”、“持久的幸福”、“子女的幸福”、“增長的幸福”等概念對于研究幸福都有一定的意義。馬歇爾最關注的其實是個人的幸福，認為個人幸福高于一切，國家也不能剝奪個人追求幸福的權力。強調個人利益，特別是物質利益，是西方啟蒙文化的核心，馬歇爾的經濟學不過得以進一步彰顯而已，也從而進一步強化了收入、財富對幸福的決定性制約作用。

三、凱恩斯經濟理論中的幸福

凱恩斯很少使用的幾個幸福概念卻恰好揭示它的主要經濟思想：國民財富持續增加、國民的充分就業和由不間斷的消費引致的持續生產。事實上，經過經濟危機的打擊，減輕資本的危機、解除工人的困苦，恢復正常的消費和生產活動就是最大的幸福。凱恩斯盡管很少使用“幸福”概念，也沒有在表面上把幸福作為經濟活動的目的加以論述，但卻在實實在在地進行如何使人幸福的研究。正是從凱恩斯開始，經濟學對幸福的關注從微觀層面真正上升到宏觀層面，真正使國家具備了關注民生幸福的可操作的實際辦法和手段。

四、福利經濟學及西方主流經濟學中的幸福

在福利經濟學中，已經基本不再使用“幸福”概念，而代之以“福利”概念。1912年，阿瑟•庇古發表《財富與福利》一書，他以邊沁的功利主義為原則，在馬歇爾等人的一般經濟理論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個福利經濟學理論體系，對福利概念及其政策、成因作了系統論述，對增進社會經濟福利的途徑和相應的改良措施進行了研究和說明。他認為福利是指一個人獲得的效用或滿足，這種滿足可以由于對財物的占有而產生，也可以由于其它原因(如知識、情感、欲望等)而產生；而全部福利則應該包括所有這些滿足。他把福利分為廣義和狹義兩種。廣義的福利即社會福利，它不但包括一個人對物質生活需要的滿足，而且包括對精神生活需要的滿足，如音樂藝術的享受，家庭的天倫之樂，夫妻之間的愛情，朋友之間的友誼，以及自由、平等、正義乃至寬松和諧的社會環境等。狹義的福利即經濟福利，是可以直接或間接用貨幣尺度來衡量的那部分社會福利，由此他認為國民收人總量愈大，經濟福利愈大，富人的財產向窮人轉移有利于社會福利的增加。可以看出，從庇古這里開始，福利、效用與滿足已經是同義詞了，他的廣義的福利概念基本上就是古典經濟學家們的幸福概念，庇古的貢獻在于對幸福的這些外延作了歸納，而不再像前輩們那樣是零碎的，但是庇古重點討論的狹義福利概念已經只從經濟和物質的角度討論幸福問題，認為幸福就是以貨幣衡量的基數效用，從而把其它方面的幸福內容在事實上驅逐出了經濟學研究范圍，這是一種退步，究其原因，在于廣義幸福的難于測量。福利經濟學在后來又對“效用”進行了大量研究，在20世紀30年代的爭論中，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效用是人的主觀感受，不能用基數來度量，而且也不能進行人際間比較，羅賓斯(1932)認為經濟學不應該涉及倫理的或價值判斷的問題，經濟學中具有規范性質的結論都來自基數效用的使用，因此經濟學應該避免使用基數效用。這場爭論促生了新福利經濟學，即以無差異曲線分析法為基本分析手段，以序數效用論和帕累托最優化原理為基礎的經濟理論。其后經濟學家們在如何測量效用方面力圖有所突破，推翻基數效用理論測量幸福的可能性，提出了序數效用理論，企圖進行個人幸福在對不同商品消費所帶來幸福的比較，提出了福利經濟學的兩大定理，證明了自由交換的市場環境對個人幸福的必要性（盡管要證明的是充分性）。但是，由于新福利經濟學的帕累托標準回避基數效用的計量和效用的人際比較，同時忽視收人分配問題，事實上人們并沒有得到幸福。經濟學家們注意到，效率對幸福是重要的，但是同時也注意到公平對幸福也是重要的，因此伯格森和薩繆爾森提出了社會福利函數理論，認為福利經濟學不僅要以帕累托最優為原則，而且不應避免價值判斷或者倫理判斷，認為社會福利函數直接決定于每個個人的效用函數，每個人的效用極大化條件是社會福利函數達到極大值的必要條件。這就從另外一個角度對幸福問題給予了答案：只有以個人幸福最大為基礎的社會幸福最大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曼昆在其《經濟學原理》中，使用名詞happiness（幸福）的地方只有不多幾處，而且成為不需要解釋的僅僅需要用“效用”加以衡量的原初概念，也從一個側面說明現代經濟學已經不大使用“幸福”概念了。如果說在薩伊那里，把效用理解為滿足人類需要的內在力量,在亞當•斯密那里理解為是使用價值的話,那么在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看來就完全是一種主觀有用性了。但是，測量效用是一個還沒有解決的問題。從總體上來看，在現代主流經濟學中，幸福也越來越具有現代的特色，但已經基本很少談及幸福了，而代之以福利、效用和滿足等概念了。

五、結論

綜上對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凱恩期經濟理論、福利經濟學及西方主流經濟學歷史考察發現，在經濟學的傳統中，受邊沁和哈奇遜等功利主義思想家最大多數人的最大福利思想的影響，認為“幸福”是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或至少是衡量經濟活動結果的一個重要標準；而隨著對資本主義制度的維護或批判的分野，幸福概念逐漸淡出了經濟學范圍，而代之以“效率”、“效用”、“滿足”和“福利”等概念。尤其是從庇古確立了福利經濟學后，“福利”概念更是取代“幸福”成為現代經濟學研究的一項重要內容，福利也就簡化為“個人福利”和“社會福利”兩種情況，現代西方經濟學基本上不再使用“幸福”概念。馬克思從對資本主義批判的角度強調了物質利益對工人階級的至關重要性，提出了幸福的最理想狀態，但是對幸福的程度并沒有進行更深入和細致的研究，而西方經濟學盡管把私有的資本主義制度看成是永恒不變的，對幸福的標準定得并不很高，但是它們卻提出了許多替代概念并試圖對幸福感進行測量，甚至試圖以物質財富及其貨幣表現替代幸福從而達到可以對幸福程度進行衡量的目的，從而使現代經濟學完成了從古典的以幸福直接測量經濟活動的結果到以效率、效用、福利等測量經濟活動結果的轉變，這種轉變的意義至少在它們看來是重大的——使經濟學對幸福的研究完成了從抽象到具體、由不可測量到可測量或試圖進行測量的轉變。當然，經濟學在討論幸福問題時深受哲學、倫理學的影響，但是又有不同，筆者打算在另文中進行討論，不再贅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