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貧困趨勢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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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演化發展經濟學的全球化理論及其政策措施

演化發展經濟學綜合了演化經濟學諸流派、亞當•斯密之前的重商主義經濟傳統、經濟政策史等理論，提出了一種新的經濟分析范式，并制定了相應的政策建議。由于與目前主流經濟理論在分析范式上有巨大的區別，它也被稱為替代性教規理論（theothercanontheory）。新古典經濟學的一個核心觀點是認為市場生產可以自發達到和諧。建立在比較優勢理論基礎上的主流國際經濟學理論認為，各個國家只要分工發展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通過開放的國際市場進行貿易，要素價格在全球范圍內將逐步實現均等化，從而提高全球的生產效率和福利水平，使所有國家最終趨同于較富裕的狀態。通過對英國、美國、20世紀后半葉的韓國以及愛爾蘭等國實現工業化過程的考察，[1（]P3）演化發展經濟理論推翻了主流經濟學對推動經濟發展基本機制的見解，即工人人均資本的增加是經濟發展的引擎。他們認為，引發經濟發展的是可以創造投資機會的新思想、新知識。分工最重要的作用是知識積累，而創新則是經濟發展的核心驅動力。在現代社會，知識分工而非勞動分工已經居于支配地位。知識積累（在生產中直接表現為技術創新和技術能力的發展）和制度創新的交互作用，導致了產業結構演進的不斷高級化。因此，不同的經濟活動具有不同的“質量”，一國的產業結構越高級，其知識分工就越細密，在國際競爭中的地位就越有利。[2（]P83-84）這樣說來，貧窮國家的停滯并非因為缺乏資本，而是缺乏引起技術創新和結構變革的經濟活動從而缺乏了對資本的需求。這樣也造成了這些國家結構的退化和創新體系的毀壞，形成了惡性循環。

經濟發展歷史表明，在某個特定的時點技術變革和人類學是專注于工商業的某一領域。如果一個國家的生產活動大量集中于某個正在經歷高增長的產業，必然會經歷實際工資的巨大提高。[3（]P237）成功實現工業化的國家，正是在各自的歷史條件下及時分工到一些正在發生生產力激增的“領先行業”當中，才最終實現了經濟的“起飛”的。現實情況也證明了這種理論的合理性，富國往往在學習曲線①較陡峭的產業中進行生產（如IT產業等），并進口學習可能性較小從而相應學習曲線較平緩的產業的產品（如紡織業等）。這些國家在進行高速學習的產業中集中使用高知識、高技能和較為昂貴的勞動力——這正是富裕國家的比較優勢。而窮國則自動分工進行學習潛力較少的經濟活動，集中使用廉價勞動力，從而自動地建立了供給廉價和缺乏知識的勞動力的比較優勢。換句話說，在國際勞動分工中他們選擇了保持貧困的方向，進行原材料的生產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4（]P2）通過世界范圍內開放市場的貿易活動，窮國和富國這種比較優勢被不斷的強化，最終造成了第三世界國家嚴重的去工業化（de-industrialisation）貧困的惡性循環，不同國家之間差距進一步拉大，呈現了分別在兩端趨同的趨勢。同時，處于工業化進程中的國家的“生產力激增”的領先行業，和其他行業間存在著重要的協作分工。

在經歷了新工業發展所帶來的一輪又一輪生產力激增后，整個工業化國家民眾的工資都隨著工業部門生產率的上升提高了。工人們不僅通過商品價格的下降，而且更大程度上通過實際工資提高得到了生產率提高的好處。[5（]P179-186）一名德國公共汽車司機的生活標準之所以會比肯尼亞同行要高出13倍，[6（]P15）就是因為富國多次的生產力激增逐步提高了該國公共汽車司機的實際工資。這就解釋了各國之間工人生產率相同但報酬非常不同的原因，也解釋了各國之間巨大生活水平差距的原因。基于上述理論，演化發展經濟學提出了他們的政策建議，簡言之，“提高第三世界國家生活水平的唯一方法就是重復這一（發達國家曾經經歷的）過程”。[7（]P19）目前盲目的全球化政策以及“發展援助”的增加，都是治標不治本的。經濟發展的真實含義是通過一系列劇烈的結構變遷產生導致陡峭向下的學習曲線，從而使生產力得到提高。在世界市場不存在競爭的初級領域培育各國可引發生產力激增的生產部門，使這些部門經過一段時間逐漸升級以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這也被稱為自主創新體系和創新型國家的建設——選擇創新機會窗口大的產業，通過建立國家創新體系推動自主創新，通過產業升級和生產效率的激增，最終提高國民收入和福利水平。這是創造向上趨同且有活力“要素價格均等化”的辦法，也是讓貧窮國家發展成為中等收入國家的唯一方法。

二、演化發展理論視角對經濟分析的啟發

與新古典經濟理論不同，演化發展經濟學的全球化理論繼承了瑞典經濟學家岡那•繆爾達爾（GunnarMyrdal）分析問題的方法，從一個嶄新的視角對世界經濟的內在機制進行了探討。該理論對我們重新審視國際貿易領域的相關理論與政策有著重要的意義，這一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重新認識和估價重商主義的經濟理論和政策

歷史上的重商主義者倡導鞏固和增強集權國家的實力，并極力主張國家采取各種立法手段和行政措施，制定保護工商業的政策，以保證整個國民經濟活動符合擴大出口和貨幣輸入的要求。演化發展經濟學繼承了這種國家干預主義思想，倡導自主創新和創新型國家的建設，通過提高“人為”稟賦或積累密集的知識來創造租金，通過人為構筑的過程使有管理的國家利用私人資本人為地創造一種外在于原材料生產的比較優勢，從而合理的參與國際貿易。重商主義理論所蘊含的貿易保護思想在當時發展到了很高的程度。早在1721年，查爾斯•金就指出，在具有同樣發展水平的國家之間進行“對稱性”國際貿易對參與各國都是有益的，而“非對稱性貿易”基本上只對兩個貿易伙伴中更發達的一方有利。[8（]P42）這一觀點關注于貿易的相對質量問題，這恰恰是主流貿易理論所忽略的。無疑，自由貿易是富裕國家的世界福利的基石。但是，來自貿易的收益并不是斯密和李嘉圖的靜態收益——對稱性貿易中雙方獲得的收益得自于協同效應、動態和以規模為基礎的貿易收益，[9（]P45）但非對稱貿易中較為貧困的一方并不能得到這種收益，從而喪失了實現生產力激增的機會。這樣看來，發源于重商主義的動態機會成本視角，相比于主流經濟學所堅持的靜態比較優勢的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對現實更強的解釋能力，也對我們制定國家發展戰略有著重大的借鑒價值。要說明的一點是，主流經濟學對重商主義的批評往往針對于它把貨幣看成是財富的唯一形態，其源泉來自流通領域，只有在對外貿易中保持順差才能增加國家財富的思想。[10（]P38）這在理論上當然是不成熟的，然而16至18世紀的重商主義政策在實踐上卻獲得了成功。其原因就在于在當時的社會經濟情況下，隨著地理大發現和美洲金銀的大量流入，在當時歐洲交換經濟的劇烈膨脹過程中，交易媒介的控制權實際就意味著經濟的主導權，現代工業生產發展必需的信用體系以及金融系統也得以萌芽。因此國家實行經濟干預政策，保證貨幣財富的流入就有其合理性了。

（二）把經濟分析的著眼點放在生產領域，而非僅僅局限于貿易領域

一般來說，討論經濟的超長期增長時，往往將可以同時增加產出總量和人均產出的經濟增長分為兩種類型。第一種稱為“斯密型增長”，即受分工的深化和市場規模的擴大所推動的增長；第二種稱為“熊彼特型增長”，即作為技術和制度創新與擴散產物的經濟增長。主流經濟理論之所以不能解釋全球化引發的諸多問題，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主要強調追求貿易領域的“斯密型增長”。僅僅依靠市場規模及其擴大的“斯密型增長”，缺乏必要的技術突破，就會面臨一個理論上的極限，即市場容量。[11（]P3）當人口增加和資源限制達到一定程度時，經濟增長便可能陷入所謂“馬爾薩斯危機”而進入停滯。換言之，單純依靠“斯密型增長”在邏輯上難以導致近代工業化，將造成所謂的“斯密極限”。“這造成了主流經濟學只能生活在一個有限的世界里，在其中，成功的經濟增長路徑不過是一條漸近線，讓經濟以指數形式遞增是不可能的；而指數增長才是近代工業革命中經濟增長所專有的標志”。[12（]P4）演化發展理論則著眼于生產部門的“熊彼特型增長”，通過對特定時期生產力激增產業的觀察，揭示出學習曲線陡峭向下對一個國家收入水平的影響，從而闡明了造成各國之間巨大差距的原因。由此提出的政策建議也直接對準了生產領域，它梳理出一條“知識創新創造投資機會——分工生產于相關初級生產部門——生產力激增提高實際工資——行業間協作分工帶動整體收入水平提高”的鏈條，強調自主創新體系對提高生產部門效率，從而提高社會整體生活水平方面的巨大作用，也揭示了“熊彼特性增長”相比于“斯密型增長”，在一國經濟發展的質量方面更為根本性的作用和地位。這一鏈條突破了“斯密極限”的限制，對經濟指數增長提供了合理的解釋并設計了實現這一路徑的基本方法，為中國等第三世界國家建立自主創新體系，保持經濟動力強勁的增長提供了有價值的啟示。除了上述兩個方面，演化發展理論還具有其他很多亮點。例如該理論注意區分經濟發展主體的異質性，闡明不同發展軌跡的內在原因。它批評主流經濟學忽視分類，在同質化的假設中必然只能得到均衡的結果。這也為主流理論不能解釋各國福利水平的巨大差異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

三、對演化發展經濟學全球化政策中兩個問題的商榷

演化發展經濟學中的全球化理論，基于上述特點，為我們研究國家發展戰略和分析國際經濟秩序的演進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但由于該理論存在的時間不長，還存在一些并不完善的地方。尤其是基于歷史經驗而引出的政策建議并沒有得到過實際操作的驗證，似乎具有某種理想主義的色彩。針對其中的兩點，筆者提出自己尚不完全成熟的思考。

（一）自主創新和創新型國家建設中的資本和制度基礎的缺失問題

演化發展理論與重商主義理論相比較，從歷史發展來看，后者先有政策后有理論，是對客觀發展規律的一種總結；而前者則是在理論分析基礎上提出了政策，主觀性的政策構想不可避免的忽略了相隔五個世紀所產生的巨大條件差異。回顧重商主義的國家干預主義政策，我們可以發現它的最終實施是基于以下兩個基礎條件的：一是地理大發現之后歐洲國家通過殖民掠奪和對外貿易使美洲金銀大量涌入。這使得歐洲內部的貨幣存量大幅度增加，引發了劇烈的“價格革命”。“價格革命”重新分配了社會財富，依賴于固定地租收入的舊式貴族衰落的同時，從事海外貿易和掠奪的商人階層開始興起。大量的資本以金屬貨幣形式集中在新興階層手中，為工商業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條件，這可以理解為資本基礎。二是“價格革命”帶來的巨大的通貨膨脹迫使統治者依靠商人階層提供財政、稅收支持，商人階層的政治地位不斷攀升。這樣國家性質逐漸發生變化，越來越傾向于滿足新興階層的利益與需求。國家“求強”與商人“求富”逐漸達到了完美的融合。[13（]P23-24）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國家統治階級與商人階層形成了共容利益，促進了有利于生產發展的產權保護制度的建立，這可以理解為制度基礎。在這兩個基礎上，國家干預主義的經濟發展政策才得以實施，通過各種立法手段和行政措施制定保護工商業的政策，保證整個國民經濟活動符合擴大出口和貨幣輸入的要求。如果我們把上述過程與本文所述的演化發展經濟理論相比較，就會發現，后者所提出的利用國家管理使私人資本人為地創造新型比較優勢的政策構想，在現階段經濟處于停滯甚至倒退的拉美、非洲等地區難以推廣。一方面，長期貧困使這些地區的私人資本嚴重不足，又由于當地制度結構不完善以及“創造新型比較優勢”巨大風險的存在，國外資本也不會大量進入，這樣產生創新體系的資本基礎就無法獲得。另一方面，在第三世界的廣大地區，由于民主系統的不完善等原因，政府和工商業階層難以形成共容利益，因此保護新興產業發展的有效產權制度無法建立，這樣產生創新體系的制度基礎也無法獲得。國家創新體系建立和經濟發展所必須的兩個條件都不具備，建立在仿效工業化國家發展經驗基礎上的政策措施也就很難達到其設想的效果了。

（二）選擇有潛力的初級生產部門存在的巨大不確定性

演化發展經濟學認為發展源于產生“熊彼特型增長”的生產部門，能從根本上改變目前第三世界國家貧困現狀的辦法是使之在世界市場不存在競爭的初級領域創造可引發生產力激增的生產部門，通過產業升級使這些部門釋放技術進步的潛力，提高本國的“經濟質量”之后再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思路清晰并有啟發性，但該理論并沒有說明這種具有技術進步潛力的初級領域如何選擇。從歷史來看，技術變革是不均勻的、間歇式的。“縱觀技術史，變革幾乎不能被視為漸次開展的研發過程的結果，它很少能具備那些經過規劃以及對成本效益進行精確計算的要素”。[14（]P9-11）首先，分析和預測技術變革必然會在整體層面和個體層面上游移。經濟增長本身是一個整體過程，而技術進步和應用的各個過程往往卻是由較小的單位（個體或企業）來執行的。因此經濟政策在對待技術創新時往往只能提供一種可以使其產生和發展的宏觀基礎，即哪類的激勵、動機和制度創造了一種鼓勵技術革新的經濟；但在對技術創造力本身的分析中僅僅將其看成社會現象而非個體現象，就不能為產生和加速“熊彼特型增長”提供解釋和建議了。其次，經濟學家往往將技術變革區分為發明和革新，前者的發生具有方向性的意義但偶然性很大，而后者則更多表現為在應用階段對發明進行的改進、糾錯和修正。發明取決于個體行為因素，因為發明者在嘗試讓某物起作用的過程中根本上都是獨立工作；革新則要求同其他個體的互動，并依賴于制度和市場，更具有社會性和經濟性。演化發展經濟學含義中的技術進步應當同時包含這兩類活動，但其政策中對初級生產部門的鎖定更強調發明的作用，之后生產力激增的過程則更強調革新。這樣一來，發明的偶然性就使得一個國家在選擇生產力部門方面具有極高的風險，無法建立一個穩固的“熊彼特型增長”對象，其后的革新活動也就喪失了可靠的基礎。而且如果發現行業選擇出現錯誤的時間較長，造成的損失將是難以估計的。通過上述兩個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現實條件的不具備，演化發展經濟學所提出的建立國家創新體系的政策建議還存在一些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然而，這一理論所提出的基于重商主義理論與實踐并著眼于工業生產部門進行分析的視角和相關結論，是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和借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