郵政史研究中經濟地理學方法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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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代中國郵政事業的發展與變遷是學術界關注已久的課題。近年來，我國近代郵政史的研究取得了長足進展，現有研究多聚焦于郵驛、民信局等傳統通信機構向近代郵政制度的轉型及近代郵政機構與業務的發展方面，運用歷史學方法從制度史角度切入，尚有利用經濟地理學方法進一步深入的空間。本文先以施堅雅的研究為例討論經濟地理學方法應用于歷史學的成果及問題，再選述近年傳統郵政史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最后討論該方法在郵政史領域的初步應用。

關鍵詞:經濟地理學郵政史

一、經濟地理學在歷史學中的應用

經濟地理學是研究經濟活動的地理空間組織(決策)的學科，即經濟活動系統及各要素在地理空間中的分布形式、相互關聯，以及布局決策和依據等問題(劉艷芳等，2006)。①將經濟地理學理論應用于近代中國研究的代表作無疑是施堅雅的《中國農村和市場的社會結構》。首先，該文運用德國地理和經濟學家克里斯塔勒(W.Christaller)提出的中心地理論(CentralPlaceTheory)考察了農村聚落的靜態分布，發現現實中的基層市場區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六邊形”這一理想模式的分布，并構建出基層集鎮———中間集鎮———中心集鎮———地方城市———地區城市的中心地等級序列。其次，該文考察了人口及交通方式的變化對基層集鎮數量的動態影響。施堅雅認為在傳統社會中，基層市場區域面積(及覆蓋的村莊數量)會隨人口密度的增加而增加，但達到一定程度后，又會因新的基層市場形成而下降，即“密集循環”理論。同時，現代交通方式(鐵路、公路)的引入能夠降低運輸成本，所經之處的集鎮會上升為高等級中心地，輻射面積擴大，并導致周邊基層集鎮逐漸消亡。學界對施堅雅理論的批評與質疑，多以現實中存在大量不符合理論模型的反例為依據，如王慶成在《晚清華北的集市和集市圈》一文舉出了數例包含90余個村莊的集市和為數更多的一村集。②除對該理論的誤解外，這些聲音更多反映出的是歷史學與經濟學在研究范式上的根本差異，以及如何看待經濟理論與“模型”在社會科學中的適用性與局限性。歷史學研究范式的影響，往往偏重歷史事實的描述，注重細節與個例，較少關注一般規律的抽象與理論構建，經濟地理學恰好補充了這一點。依筆者愚見，施堅雅的最重要的貢獻并非是基層市場區域的具體形狀(是否為六邊形)或覆蓋村莊的精確個數(6、18或更多)，而在于從大量實例中抽象出了市場邊界的兩項決定因素，即人口壓力與運輸費用，以及現代交通方式通過降低運輸費用對傳統市場區域的整合與重塑。換言之，該模型的精髓并不在于具體的數字，而在于其背后的一般規律，這些規律需要用統計學方法加以檢驗，而不是簡單的舉例。根據統計學，如果一個或多個變量在統計學意義上與另外一些變量“顯著相關”，前者與后者間便可能存在規律性的聯系，當然，這種聯系仍需通過邏輯推理與經驗常識加以驗證?；氐绞﹫匝诺睦碚?，用統計學的語言來說，便是“人口密度”與“運輸費用”會顯著影響基層市場區域的面積，這無疑符合經濟學的邏輯，也為部分經驗常識證明。但是，該理論仍然可能遺漏了一些關鍵的普遍影響因素，如收入水平，年齡結構等，以及各種原因導致的其它誤差，即統計學所謂“遺漏變量”與“隨機誤差項”的干擾，導致具體影響程度③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準，這也就是出現大量的“反例”，以及“舉例”的方式無法在統計學意義上否定該理論的原因。不過，這也反映出施堅雅的理論仍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如根據華北的情況總結出新的影響因素。但應在符合經濟邏輯的前提下、通過大量可靠數據與統計學分析進行證實或證偽，舉例的方式再多，也無助于加強或否定理論。

二、歷史學(制度史)視角下的郵政史研究

這方面的代表著作如下。吳昱的《從‘置郵傳命’到‘裕國便民’———晚清郵驛與郵政制度轉型研究》④認為近代郵政彌補了傳統通信體系的不足，并討論了轉型過程中的諸多障礙。首先，我國傳統的社會通信體系表現為官方的驛傳體系與民間的民信局“官民分立”的二元結構，鴉片戰爭后又出現了“商埠郵局”“客郵”等外國機構。缺乏統一通信體系的弊端日益明顯，驛站“歲耗三百萬兩白銀”，成為沉重的財政負擔，民間信件的安全、速率與寄達范圍缺乏統一的管理標準與保障體系，“客郵”更是肆意橫行侵犯主權，近代郵政的創辦勢在必行。但郵政的發展過程卻舉步維艱，受到諸種因素的制約。一是不同觀念之間的沖突，對郵政是否能滿足文報傳遞時效性與保密性的顧慮，以及“不與民爭利”的原則導致部分官員激烈反對。二是驛站、民信局、“客郵”等原有通信機構與大清郵政的利益沖突，減緩了新式郵政推廣的速度;三是由于運營目的的不同，驛傳體系與民信局、客郵等機構在寄遞方法、郵路設計、交通工具、人員素質等方面均存在較大差異，不同系統的整合也需要時間。此外，該文還詳細討論了大清郵政與驛站、民信局、“客郵”的博弈與競爭。劉文鵬的《清代驛傳體系研究》⑤指出，近代郵政的發展經歷了地方試辦、海關郵政局、設立文報局、臺灣改鋪為郵直到國家官辦郵政等一系列過程。他認為導致傳統驛傳體系向近代轉型的因素有二:一是驛傳體系自身的僵化，無法保證文報傳遞的安全性與效率，傳統驛路分布無法適應晚清的軍政形勢的變化(內部因素);二是國外新的信息傳遞理念已受到晚清有識之士的關注，為驛傳體系的變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可能性(外部因素)。同時，傳統驛傳體系與近代郵政體系間存在聯系，“站改為郵局，驛傳路線改為郵政路線，舊有的站差改為郵差，是中國國家郵政體制建立和發展的必有之路”。近代交通發展緩慢也是阻礙郵政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徐建國的《從興盛到衰敗:近代中國民信局(1866－1934)》①一書是目前見到的唯一專門針對民信局的研究。該書詳細討論了民信局的經營方式、理念和特色，以及與大清郵政的博弈并最終退出歷史舞臺的過程與原因，并通過大量的史料搜集，分析了民信局的空間分布與寄遞網絡。他發現民信局通信網宏觀上呈“T”字形分布，以沿海和沿江的經濟樞紐城市為中心，向周圍地區及周邊省市延伸，寄遞網絡主要呈中心城市、中等城市和城鎮三個層級展開，但并未覆蓋經濟落后地區，表現出網絡的稀疏性、線路的選擇性與地點的有限性等特征。這一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單純的制度史敘事范疇。此外，謝彬的《中國郵電航空史》、郵電史編輯室《中國近代郵電史》、龔達才《中國郵政一百年》、鄭游《中國的郵政與郵驛》、姜希河《中國郵政簡史》等論著也以通史性的研究視野和專門史的方法，對近代中國郵政及其制度分支的發展脈絡及業務拓展作了較為詳盡的梳理，側重于評論不同時期郵政發展的特性，以及在郵政發展過程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與事件，在此不再贅述。這些研究的貢獻在于提供了完整的歷史背景與進一步的研究思路。根據財政社會學的理論，財政壓力往往是推動國家制度與公共政策變革的重要原因，郵政的創辦除客郵侵犯主權，驛路僵化、文報時效性與安全性喪失等政治因素外，還包括民信局網絡的局限性、甲午戰后財政窘迫、晚清鐵路迅速發展等經濟因素。換言之，近代郵政業務的發展同經濟發展有密切聯系，郵政的經濟屬性體現在其分布中，因此有必要從經濟地理學角度進行研究。

三、經濟地理學方法在郵政史領域的應用

與制度史不同，經濟地理學關注的是郵政機構的分布及其(經濟)原因，已有少數研究初步涉及這一方面，現將這些研究關于晚清時期的內容列舉如下。史雷《晚清民國關中地區郵政發展研究———以郵政局所的變遷為中心》②一文發現，晚清時期關中地區郵政機構多設于府治、縣治所在，并認為是行政與經濟因素的雙重影響導致，傳統官路交通便利，也便于設置郵政機構。曾濰嘉《時空交織下的區域郵政版圖在線———近代四川郵政空間復原研究(1891—1845年》③一文發現，晚清時期四川地區郵政機構呈現出干線拓展與支線輻射的發展方式，并吸收了傳統郵驛的制度規范與機構設施。政區界限劃分、經濟發展程度、文化教育水平、交通區位特征、城鎮發展格局均是塑造區域郵政空間布局的重要因素。吳昱《大清郵政網絡的展開與業務拓展———基于＜大清郵政事務通報總論＞的研究》④描述了晚清時期全國各地區郵政機構數量與郵路里程的增長，發現郵政機構逐漸覆蓋內陸城鄉，網絡日益健全，并不斷向邊疆開拓。郵傳部與郵政總局的成立加快了這一進程。上述三者的雖有較多篇幅關注郵政網絡發展，但仍以歷史學敘述方式為主，以簡單的數字列舉、百分比計算等方式描述其分布，以“舉例”的方式論述影響因素，均未以統計學方式確定樣本范圍，提煉出影響因素(如人口，面積等)并加以驗證，本質上仍屬歷史地理學范疇。楊洵奕《晚清安徽郵政空間量化研究(1903—1910)》與《近代湖南郵政空間變遷(1899－1937)》⑤是目前僅見專門利用統計學與經濟地理學手段對郵政分布進行量化研究的文章。該研究的郵政數據來源為《大清郵政事務通報》與《大清通郵章程通郵局所匯編》中記載的晚清各州縣歷年郵政機構數量，包括郵局，匯局與代辦所等。在研究方法上，該文利用經濟地理學中“地理聯系率”“中心強度”“赫芬達爾指數”等概念描述郵政機構分布，并得出結論。關于安徽郵政，他認為其分布和發展的核心地域是蕪湖，并以之為中心向外擴散，與蕪湖貿易腹地的范圍大致相當;同各地區面積、人口等因素的聯系相對較弱。關于湖南郵政，他認為:從等級結構上看，近代湖南郵政空間總體上可以分為核心區、中位區、邊緣區三層，郵政發展程度依次減弱，逐步擴散。從發展性質上看，各縣郵政發展可分為傳統政治型、經濟型、交通型三類。從空間變遷上看，近代湖南郵政發展重心總體向西南遷移，并有逐步擴散達到均衡的趨勢，但東強西弱、北強南弱是湖南郵政空間結構性特點。從經濟地理學的角度講，這項研究無論在資料搜集還是研究方法上都超越了以往的研究，但仍存在進一步拓展的空間。首先，對湖南郵政的研究僅限于描述郵政分布重心與集聚程度的隨時間截面的變化，但失于泛泛而談，并未詳細考察原因。其次，對安徽郵政的研究雖初步揭示了人口，面積等影響因素，但并未識別出這些因素的“凈影響”，⑥雖引入了“口岸———腹地”的理論模式，但并未用距通商口岸距離，是否有鐵路連通等因素詳加討論，以府為單位劃分研究區域也導致精確性較低。因此，可在其基礎上利用更多省份的縣級郵政數據，運用計量經濟學方法建立郵政發展程度與人口、面積、距通商口岸距離、現代交通方式等變量的回歸模型，以期更精確地考察影響郵政發展的因素。

參考文獻:

［1］劉艷芳.經濟地理學———原理、方法與應用［M］．科學出版社，2006.

［2］王慶成.晚清華北的集市和集市圈［J］．近代史研究，2004(4)．

［3］吳昱.從‘置郵傳命’到‘裕國便民’———晚清郵驛與郵政制度轉型研究［D］．中山大學，2009.

［4］劉文鵬.清代驛傳體系研究［D］．中國人民大學，2002.

［5］徐建國.從興盛到衰敗:近代中國民信局(1866－1934)［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

［6］史雷.晚清民國關中地區郵政發展研究———以郵政局所的變遷為中心［D］．碩士論文，2012.

［7］曾濰嘉.時空交織下的區域郵政版圖在線———近代四川郵政空間復原研究(1891—1845年)［D］．西南大學，2016.

［8］吳昱.大清郵政網絡的展開與業務拓展———基于＜大清郵政事務通報總論＞的研究［J］．重慶郵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

作者：高廉 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