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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個令國人驕傲的事實說起:杰出的華人世人皆知美國硅谷的輝煌。然而,如果你瀏覽一下硅谷公司的員工名單,就會發現不少的清華大學等中國名牌大學畢業生。他們是前來美國尋求工程技術突破,在互聯網領域大顯身手或在科技上創業的數以千計的中國優秀人才的一部分。有資料表明,實際上華人控制的硅谷公司有2008家,占硅谷公司的近1/5。而且來自中國的年輕科學家、企業家越來越多。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研究人員薩克森尼安說,由移民陳洪創建的GRIC通訊公司將成為中國移民創建的第一家硅谷上市公司。在1980年以來創建的11442家高技術公司中,有17%由華人經營,而這些企業家當中來自中國大陸的比例越來越高。薩克森尼安還說,隨著成功的移民企業家回(中國)去同當地公司建立伙伴關系,開設工廠,為他們在美國設計的產品尋找客戶,“人才循環”已經開始。世界上經濟最發達的美國為什么鐘情于招用畢業于美國名牌大學或來自中國名牌大學的優秀中國人才?原因之一是因為他們發現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是推動世界經濟發展和人類文明的強大動力源。正如美國夏威夷大學成中英教授在北京“東方傳統倫理道德與當代青少年教育國際研討會”上曾說的:中國傳統的儒家倫理道德堅持高度的目標原則,講理想;堅持高度的責任原則,講德性;堅持公利原則,不講私利;堅持權利原則,注重自我修養。這對于社會的協調發展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可見傳統的儒家倫理的促進社會“協調發展”的能力——現代社會的政治經濟的巨大平衡力,已成為獲得成功者的關鍵技巧。
有學者把人類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即所謂第一、第二、第三次浪潮。2500年前,那是第一次浪潮,即中國社會在春秋戰國時期的大變革,中國從奴隸社會轉向封建社會,產生了以孔丘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其思維特點是橫向思維。200多年前的工業革命使人類經歷了第二次浪潮,人們用微觀的變化解釋宏觀現象的本質,形成了縱向思想的特征。進入20世紀40年代,人類發明了計算機,它每完成一個程序都用橫向思維方式。以計算機為代表的第三次浪潮是橫向思維的回歸。于是,在一些人看來,孔夫子的思維特征成為代表人類先進思維方式的科學。在全世界經濟一體化,而同時又面臨道德危機的今天,中國的傳統美德不僅具有民族意義,而且具有普遍的世界意義。80年代末,一批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在巴黎開會。會后在宣言中說: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就必須到2500年前的中國孔夫子那里去尋找機會。他們認為,人與人之間的和睦相處,正是孔子思想精華。正如1994年在我國舉辦的紀念孔子誕辰2545周年學術研討會上,韓國成均安大學教授、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長安炳周先生說的:儒家思想對防止隨現代化的發展而產生的私欲、利己主義等不良傾向和社會思想的墜落可以起調節作用。盡管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不同的道德觀、價值觀(比如:不同的“平等”,不同的關于“個人與社會”關系的觀念),都會導致經濟分析得出不同的結論(比如,不同的“平等與效率”的關系和不同的經濟制度等)。然而,以孔夫子“仁者愛人”為核心的儒學傳統道德,卻能調整不同的價值觀,以人為本,平衡協和。事實表明,儒學文化作為一種精神財富如今不僅屬于中國和東方,而且屬于全世界和全人類;儒學思想的經典和精華已經為世界愈來愈多的人們所崇尚。簡析一部古老的“情商”平衡倫理學:孔子的“仁”學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李鐵映在紀念孔子誕辰2550年座談會上說:誕生于中國土地上的孔子,是人類文化和文明史上一位罕見的偉人和巨人。他開創了“儒家”這一文化發展中最重要、影響最大的典籍之一。孔子創發了以“仁學”為核心的哲學與倫理政治學說。孔子的思想理論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因素。
(一)經濟師從事“以人為本”的工作,應把握“仁”的核心
《論語?子罕》記載孔子的話說:“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意思是說:我自己實在沒有別的什么知識。有人很誠懇地問我事理,我告訴他凡事要注重“兩端”,要折衷。《論語?述而》說:“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溫”和“厲”是兩端,即孔子的形象。他的學生說,孔子是“溫、良、恭、儉、讓。”是以“溫”為主,而不失“厲”。說“子威而不猛”。用當今的話來說,就是管理要威嚴、有權威和威信,但不能“猛”,即不能威嚴太過。這些都體現了“仁”。《論語》中,孔子講“仁”的地方最多。歸納起來,孔子講的“仁”所指的是:“克己復禮為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能行五者于天下為仁矣。”孔子說這“五者”即“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他的學生樊遲問,什么是“仁”。子曰:“愛人。”在這里孔子高度概括了“仁”的核心是“愛人”。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講,這叫做“以人為本”,是情商的具體體現。我國現代儒學專家給孔子的“仁”所下的定義說:“仁者,即人之性情之真的及合理的流露,而即本同情心以推己及人者也”。這與當前所研究人的情感問題是一致的。如何實現“仁”呢?孔子說:“吾道一以貫之。”也就是說,他有一個中心原則,貫穿于他的整個體系之中。這個原則正如其弟子解釋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說:恕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又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矣。”意思是說,不愿意別人這樣對待我的,我也不要這樣對待別人。我自己有什么欲求,總要想著別人也有這樣的欲求。在自己滿足這樣欲求的時候,總要使別人也能滿足這樣的欲求。這就叫“能近取譬”。這個古老的做人、做事原則,同西方古老的黃金原則是一致的:你想讓別人怎樣對待你,你也要怎樣對待別人。能否掌握這個原則,決定了一個人的“情商”高低。
(二)經濟師要治理好企業,應把握“中庸”的平衡法則
《論語》上講,古代的“圣王”堯,把帝位傳授給舜的時候,告誡他要“允執其中”。無獨有偶,在《中庸》里引用孔子的話說:“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這就是說,要確確實實地抓著“兩端”的“中”,不可“過”,也不可“不及”。《論語?先進》中記載孔子說的“師也過,商也不及。”意思是說,對于被管理者來說,管得太過、太嚴,則為過,管理松懈,則不及,過和不及,都是錯誤的。用現在的說法,那樣就會造成事物偏離平衡狀態。所以只有中才是正確的。“中”指的是“道”。正如《中庸》上說:“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這意思是說:道,是不可以片刻離開的,如果可以離開,那就不是道了。所以,君子就是在別人眼睛看不到的地方也處處謹慎小心,就是在別人耳朵聽不到的地方也加以注意。要曉得,盡管隱藏得好,沒有不被人發現的;盡管極其細微,沒有不顯露出來的。因此,君子在個人獨處的時候,也要十分謹慎。這對于在市場經濟中如何做人、做事提出了一個很高的原則。孔子把“中”和“庸”聯系起來,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論語?雍也》)又說:“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中庸》二章)按照后人朱熹的說法,“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為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法規。”意思是說“庸”是社會中現存的常規,就是定理。社會要正常運行,不能“反中庸”“而無忌憚”。按現今的說法,也可理解為必須遵守政策和法規。
(三)經濟師要在實踐中求發展,也應“時中”
孔子說的“兩端”,是兩個對立面或事物的兩種現象。要處理好“兩端”的問題,就要“允執其中”,唯此才能保持統一體的平衡。這是符合辨證法觀點的。在矛盾的各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其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方面決定著這個統一體的性質。但是,這種情形又不是固定不變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方面,互相轉化著。如果它們的量變還能保持著相對的平衡,這個統一體就保持著它原來的性質,保持著相對的穩定和平衡,即所謂“常態”。除非當它們的量變超過一定的限度,這個統一體的相對平衡,所謂“常態”就不能維持了,它就要改變性質,成為一個新的事物。對于孔子說的“君子而時中”,按照孟子后來講的:所謂“中”是隨著時空而變動的,隨著社會發展的需要而變化的。“中”并不是在與“兩端”等距離的中心點上,也并不是固定在一點上。這里含有變革和發展的意思。孔子還講掌“權”的問題。他說:“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論語?子罕)就是說,有的人也有志于學,但他所學的未必是“道”。有些人雖有志于學道,但未必能適應社會發展變革,往往把過去的“禮”當成死的規矩。執著于死的規矩、固定的辦法,以應付發展中的事物。這種對于“禮”不能靈活地應用,不懂變革的人,就“未可與權”。這種人不能掌權,不能當領導。
(四)經濟師要強化“和”的意思,應把握“節”的內涵
后來的儒家又把“中”與“和”聯起來。他們很早以前就認為整個宇宙體現一個“和”,即和諧體;整個社會也是個“和”,也應是個和諧體。兩千多年前他們就指出,這種“和”是由其中的各個對立面的“節”構成的。“節”就是“中”。“中”就是一方能夠維持對方的存在(生存)的界線。這與我們現今講的對待人和事的問題應“有理有節”是完全一致的。不僅人們的社會相處應遵循“中”和“節”的原則,就是整個宇宙萬物也是如此。《中庸》說:“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在這種理論指導下,我國古代還提出,天生的牛、羊、五谷、樹木等,都是養活人的。但是人在吃、用的時候,應有“節”,即也不能一下子殺絕吃光,應讓它們傳種接代,指出了保護萬物在自然狀態中生存,是人類生存的前提。這是一種古老的、樸素的環保意識。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我們最初的成果又消除了。世界有很多地方,如美索不達米亞、小亞細亞、阿爾卑斯山的一些地方,當初為了得到耕地毀滅了森林,最后成為不毛之地。古今中外,這樣的教訓太多了。總之,無論社會管理,還是企業管理,都是合理地組織生產力,調整和改善生產關系,充分發揮人、財、物、時間和信息的作用,以取得最佳效益。有志于新世紀成功的經濟師,在研究運用情商的同時,也應研究儒家的一些學說,借鑒其中有益的一些東西,為現代經營管理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