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文化演進對購買影響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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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王建國 王向前 王建民 作者單位：安徽理工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一、引言
沖動購買在學界已經有六十多年的研究歷史，是一個歷久彌新的話題。在美國沖動購買每年產生40億美元銷售額［1］163。中國消費者的沖動購買也越來越普遍［2］105。文化對消費者個體的影響是潛移默化和顯著的。消費文化深刻影響著人們的消費心理和行為。但是鮮有學者從消費文化的視角研究沖動購買。正如Jacqueline和Lee論證過的，文化因素顯著影響著消費者的沖動購買行為［1］164。所以，我們應該考慮當地市場的條件和文化力量對沖動購買的影響。長期以來對沖動購買的研究基本都是建立在西方共同的歷史文化背景基礎上的，以這種文化背景預設為基礎所建立起來的沖動購買理論是否適用于非西方社會，受到眾多學者的質疑。Geerthofstede創建的企業文化的定量測量模型把復雜的文化現象概括成了五個簡單的文化測量維度。雖然后來施瓦茲的研究更具科學性，豪斯和多夫曼等學者研究了更多的國家，但是他們在學術和實踐方面的影響都不及霍氏的理論［3］。盡管國內學者和企業已關注到了消費文化變遷的重要作用，但是目前多數對消費文化變遷的相關研究還停留在理論描述的定性研究階段。與現有研究相比，本文的創新之處在于突破性地以霍夫施泰德的文化模型為框架，首次系統開發并形成了關于消費文化變遷的量表，從而實現了對中國消費文化變遷的定量測量，并進一步系統地研究了消費文化變遷對沖動購買的影響。這是以消費文化變遷為基礎，從消費者和社會的互動的角度研究沖動購買，是對中國消費者沖動購買更深層原因的探索挖掘。
二、文獻回顧及假設的提出
(一)沖動購買
沖動購買是一種突然發生的、沒有經過深入考慮的、難以抵制的和帶有享樂性的復雜購買過程［4－5］。自20世紀50年代至今，對沖動購買行為的研究已有將近60年的歷史。學者們在沖動購買的研究上已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研究主題主要包括:沖動購買的概念、影響沖動購買的因素［6，7－10］和沖動購買的作用機制模型等［8，11，12］。縱觀沖動購買的研究，絕大多數學者的研究興趣都在集中于探索影響沖動購買的因素。早期的研究主要以廠商因素為主，主要研究什么產品引起沖動購買以及營銷刺激對沖動購買的影響。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學者們開始將研究重心轉移到顧客身上［13］。研究成果主要分為內部影響因素和外部影響因素。前者是指個人因素和心理因素，包括沖動購買特質、自我控制［14］、購買時的情感［15］和自我建構等。后者是指文化因素和社會因素，包括社會規范、社會影響傾向［16］和面子［17］等。雖然有學者研究了個人主義、獨立型個體建構和權力距離與沖動購買的關系，但是鮮有學者從消費文化變遷的角度系統地研究文化對沖動購買的影響。
(二)中國消費文化變遷
所謂消費文化，國內外學者頗有爭議。比較有代表性的有尹世杰和倫德爾•卡爾德的觀點。尹世杰認為，消費文化包括物質消費文化、精神消費文化和生態消費文化，是社會文化一個極重要的組成部分［18］。倫德爾•卡爾德認為，消費文化是一種特定的生活方式，是大多數人從得以生存的銷售、購買、使用以及處置商品的關系中獲得的意義［19］。作者比較認同倫德爾•卡爾德的觀點，是因為他的觀點更適合研究消費文化變遷對沖動購買的影響。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隨著經濟和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中國社會文化呈現出復雜性、多樣性、可變性和持續性，并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基本信仰、價值觀念和生活準則。與之相適應的消費文化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動態的變化過程。從學者們的研究現狀來看，目前多數對于中國消費文化變遷的相關研究還停留在理論描述的定性研究階段。
(三)中國消費文化變遷與沖動購買
迄今為止，已有一些學者研究了霍氏文化維度對沖動購買的影響。下面我們分別從權力距離、個人主義、不確定性規避、社會的男性化程度和長期導向五個文化維度研究消費文化變遷對沖動購買的影響。
1．權力距離。Seeley和Gardner研究證明來自東方文化的人們更傾向于被認為順從社會規范和控制他們的沖動欲望，而西方人的低權力距離指數導致更多的沖動購買［20］。Zhang，Winterich和Mittal指出權力距離信任比其他相關文化維度更顯著地影響消費者的沖動購買行為，而且低權力距離信任更容易激發沖動購買，因為高權力距離信任社會中消費者更容易形成自我控制。Albert指出處于高權力距離社會中的消費者具有享樂主義的購物價值觀，他們通過購買聲望產品和地位導向的產品來顯示自己所處的社會階層［21］。中國傳統文化權力距離指數較高［22］。由于經濟的快速發展和西方文化的影響，一方面中國消費者受到傳統高權力距離指數影響具有炫耀性和攀比性的特點，面對自己快速增長的物質財富，“先富群體”開始學會選擇用具有符號與象征色彩的奢侈性消費來表明自己新的經濟和社會地位。另一方面文化的西學東漸導致中國文化向低權力距離指數變遷，使得社會規范對中國消費者的約束減弱，消費者自我控制力也在減弱，因此，沖動購買更加普遍。據此，我們假設:H1:中國消費文化從高權力距離向高低權力距離交叉的變遷將會導致更多的沖動購買。
2．個人主義/集體主義。中國一直被認為是典型的集體主義文化國家。我們的道德規范和為人處世之道并不同于西方國家，而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積淀。［23］集體主義/個人主義維度反映了個人與社會的感知關系。西方個人主義文化強調自由、隱私和享樂體驗將促進沖動性購買行為，然而東方集體主義文化強調相互依賴、感情控制和群體需要會削弱沖動性購買行為。Kacen等人以澳大利亞、美國、香港和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的消費者為樣本研究了文化對沖動購買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個人主義/獨立型個體比集體主義/互相依存型個體更容易導致沖動購買。不斷增長的研究表明中國集體主義傾向正在弱化。最近的一項研究表明中國大陸X一代就是二元文化的［24］。中國年輕一代逐漸擁有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混合的二元文化價值觀。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非此即彼的兩極文化已不能準確地描述中國現代文化。據此，我們假設:H2:中國消費文化從集體主義向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混合的二元文化的變遷將會導致更多的沖動購買。
3．不確定性規避。不確定性規避指社會成員在面對風險、新生事物或不明朗事件時所采取的態度。不確定性回避程度大的社會，人們比較保守，不愿意冒風險，可能排斥新生事物。而對不確定性回避程度小的社會，人們能夠泰然地接受不確定情景，對未知的情景、觀念和人物表現出較大的容忍度，容易接納各種新生事物，不太關注制度和規則。中國傳統文化表現為高不確定性規避傾向。但是，由于近30年的改革開放，經濟快速發展、人均收入持續增加和社會保障體系的不斷完善，中國消費者在購物時更加樂觀和愿意冒險，人們的不確定性規避傾向逐漸降低。而沖動購買正是一種低不確定性規避的購買過程。據此，我們假設:H3:中國消費文化從較強的不確定性規避向較弱的不確定性規避變遷將會導致更多的沖動購買。
4．社會的男性化程度。即陽剛/陰柔文化指社會成員對個人成就和生活態度的看法。在陽剛社會中，性別的社會角色非常清楚，男性應該自信果斷，進取好勝，追求物質財富上的成功。在陰柔社會中，性別的社會角色是重疊的，男性和女性都應該謙虛和重視生活質量。中國傳統文化表現為較高的社會男性化程度。很多學者從性別的角度對沖動購買進行研究，結論基本一致，即女性總體上比男性具有更高的沖動購買水平。而且不同文化背景下消費者沖動購買選擇也不相同。陰柔文化背景下人們經常沖動購買具有象征性和與形象和自我情感表達相聯系的產品，而陽剛文化背景下人們經常沖動購買具有功能性和社會認可的產品。隨著中國女性越來越多地進入社會工作，女性的社會地位逐步提高，男女平等正在實現。在當代中國消費不但主導著生產的方向，而且也是提高消費者生活質量的最重要的方面。在勤奮工作之余，人們開始關注自己的休閑生活。假日消費、體驗消費和運動消費等觀念正在中國廣泛傳播并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消費行為。據此，我們假設:H4:中國消費文化從社會的男性化程度向男女平等的變遷將會導致更多的沖動購買。
5．長期/短期導向。東方文化的許多方面更看重未來而不是現在，延遲滿意和克制被認為是最高的品德。中國的傳統文化具有突出的長期導向傾向。近年來，雖然節儉的傳統文化繼續影響著人們的行為，但中國80后出生的年輕消費者越來越重視當前的消費，出現了消費短期導向現象，表現在超前消費文化的空前發展與量入為出消費文化的弱化。“月光族”群體的存在就是很好的例證。部分中國年輕消費者對超前消費和負債消費從感到恥辱正在轉向欣然接受。由于沖動購買就是帶有享樂性的和短期導向的購買過程。據此，我們假設:H5:中國消費文化從長期導向向短期導向的變遷將會導致更多的沖動購買。綜上所述，中國消費文化變遷對沖動購買的研究框架如圖1所示。
三、實證研究
(一)構建測量量表
1．消費文化變遷測量條目的形成。Albert研究了霍氏文化維度對購物價值觀的影響，以霍氏文化模型為框架構建了對個體消費者購物價值觀的測量量表。雖然霍氏的文化測量量表在個體文化測量方面已經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和普遍的認可。但是，Jeffrey研究發現霍夫施泰德文化測量量表在測量個體消費者行為時，效度和信度較低［25］。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東西方文化交融，中國消費文化正處于從傳統到現代的變遷過程中。盡管越來越多的學者和企業已關注到了消費文化變遷的重要作用，但是目前多數對于消費文化變遷的相關研究還停留在理論描述的定性研究階段。所以必須開發一套全新的適合中國消費文化變遷的測量量表。本文以霍氏文化模型為框架，結合已有的對中國消費文化的研究成果［2］110，構建了中國消費文化變遷的測量量表，如表1所示。對于各個指標我們采用Likert5點量表進行測量，1表示非常不同意，2表示不同意，3表示中立，4表示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
2．沖動購買測量量表。關于沖動購買的測量，我們采用Rook和Fisher(1995)的量表，該量表已被證明有著較好的信度和效度。按照該量表，我們向參與者描述了一個想象的場景，并讓參與者設想自己就是故事中的主人翁，讀后做出他們自己的選擇。馬麗是一個21歲的大學生，家里每月定期把生活費400元給她打到卡上。目前，離下次錢上卡還有5天，而她手下還剩50元僅夠用于購買日常生活必需品。今天，她和她的好朋友蘇珊一起逛商場。本打算買一雙襪子以便于周末去參加同學的生日宴會。但當她們經過一個攤位時，發現一件非常漂亮的毛衣，顏色和款式都正是她渴望已久的。該毛衣配上旁邊那條圍巾就更漂亮了。該毛衣需要花費200元，圍巾花費20元。現在設想您就是馬麗，請您在下面五個選項中選出一個答案(注:您的朋友蘇珊帶有足夠多的錢，錢不夠您可以向她借):A、只買襪子，毫不考慮買毛衣的事;B、買襪子。想要買毛衣，但最終不買;C、不買襪子，買毛衣;D、向朋友借錢，把襪子和毛衣都買下;E、向朋友借錢，不僅買襪子和毛衣，還買下圍巾。情景模擬法是研究沖動性購買行為中學者們常用的方法之一。由于情景模擬方法一方面施測程序比較方便，另一方面改善了以往研究方法上的不足，因此，目前學者們廣泛采用該方法對沖動性購買行為進行研究。然而，此研究方法也存在一定的研究局限性，即模擬情境與真實場景間存在的差距，對于時間壓力等一些較為抽象的影響因素很難通過模擬情境進行考察等。此外，采用情景模擬法測量的沖動性購買行為實際上仍然是消費者進行沖動性購買的一種意愿。另外，沖動購買對同一個消費者而言可能發生一次或者經常發生。所以，我們在問卷中增加了沖動購買頻率的問項，用沖動購買意愿和沖動購買頻率共同測量消費者的沖動購買行為。
(二)模型構建
我們以霍夫施泰德文化差異模型為框架構建了中國消費文化變遷對消費者沖動購買的影響模型，如圖2所示。在圖2中，權力距離(F1)、個人主義(F2)、不確定性規避(F3)、社會的男性化程度(F4)和長期導向(F5)五個維度作為對沖動購買(F0)影響的潛變量，“我在購物時不喜歡社會規范的約束或自我控制”(X1)等18個二級指標作為消費文化測量的顯變量，沖動購買意愿(X19)和沖動購買頻率(X20)作為測量沖動購買行為的結果變量，綜上構成了中國消費文化變遷對沖動購買的影響模型。根據結構方程模型的原理，通過該模型，不僅可以定量和系統地評價各個變量之間的直接和間接路徑系數關系，而且可以對變量形成的原因及引發結果進行研究，找出變量之間內在聯系，研究了消費文化變遷對沖動購買的影響、完善了沖動購買的作用機制模型并為企業提高營銷策略的文化適應性指明了改進方向。該模型適合大樣本研究，實現了中國消費文化變遷對沖動購買影響的定量研究。
(三)數據來源
本文采用Bush＆Hair建議購物商場攔截調查的方法［26］。我們從上海、北京和廣州的購物商場收集數據。經過訓練的調查人員隨機地攔截某購物商場的消費者，在請求他/她參與之前，對調查內容做一個簡單介紹。有興趣的購物者被邀請填寫調查問卷，并把填好的問卷歸還給調查人員。為了減少使用購物商場攔截方法引起的樣本偏差，我們選擇一天中的早晨、中午和傍晚分別進行調查。經過三周的調查，共發送問卷280份，成功回收有效問卷258份，回收率為92%。樣本的男女比例是46%與54%。參與者的年齡69%在20－30歲之間，27%在30－40歲之間，其他在40歲以上。被調查對象79%的人是大專及本科學歷，12%是碩士及以上學歷，其他屬于高中及中專以下學歷。被調查對象人均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為21%，人平均月收入在2001－3000元之間的為28%，人平均月收入在3001－5000元之間的為31%，人評價月收入在5001元以上的為20%。雖然購物商場攔截方法傾向于收集隨機樣本，但是，我們發現我們樣本中大部分的參與者是年輕消費者。未參與消費者絕大部分也是年輕人，他們不愿意參與的原因是沒有時間。我們認為樣本以年輕消費者為主的原因是年輕消費者比年長消費者更頻繁地光顧購物商場。
(四)模型檢驗
1．信度檢驗。信度(Reliability)即可靠性，它是指測量工具所測結果的可信度和穩定性以及測量的一致性程度。本調查采用Cronbachα信度系數進行信度分析，使用SPSS16．0進行計算。Cronbachα系數值介于0與1之間，α值越大表示內部一致性可信度越高。據Nunally研究，α大于0．8表示內部一致性極好，α在0．7～0．8表示較好，0．7為最小可接受值。本文各分量表和總量表的Cronbachα介于0．803～0．916之間，表示該量表信度較高，基于該問卷進行的數據統計分析結果也較可靠。
2．效度檢驗。效度(Validity)是指測量結果的有效性或正確性。結構效度方面，本文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來對問卷的結構效度進行檢驗。將數據調入SPSS16．0軟件，進行因子分析，得到問卷調查總量表及各分量表的主成分特征值、方差貢獻率及評價指標因子負荷。根據Anderson和Gerbing的觀點，因子負荷大于0．7，表明模型具備了收斂效度和區別效度。總量表和各分量表第一主成分的特征值均大于1，方差貢獻率均大于0．7，各評價指標的因子負荷均大于0．7，絕大部分在0．8以上，表明因子對變異量的解釋程度比較高，證明各分量表的結構效度比較高，問卷中設置的測評指標的影響是顯著的。
3．擬合檢驗。模型的擬合評價是通過擬合指標的參數來驗證理論模型是否符合標準。本文應用AMOS7．0軟件對文化變遷對沖動購買的影響模型進行擬合修正，得到該模型的各項擬合指標參數。模型擬合指標評判標準如下:(1)卡方檢驗，即CMIN/DF，其中，CMIN為卡方統計量，DF為自由度，公認的良好模型與數據的擬合標準為CMIN/DF＜3;(2)比較擬合指數(CFI)，在0．95以上表示模型擬合得較好，在0．90以上也可以接受;(3)均方根殘差(RMR)和近似均方根誤差(RMSEA)，其值小于0．05表明模型擬合得很好而在0．08以下的擬合結果也可以接受;(4)擬合優度指數(GFI)和修正擬合優度指數(AGFI)，這兩個指標一般要求大于0．85。從表2模型的擬合指標參數可以看出該模型擬合良好，屬于可以進行研究的范疇，模型結構較為合理。
(五)結構方程的路徑圖分析
本文研究了消費文化變遷對沖動購買的影響，發現以霍氏文化模型測量的中國消費文化五個維度的變遷都與沖動購買正相關。這強烈地支持了我們的假設。從AMOS輸出的模型中各變量間的標準化系數，可以看出各變量間的關系及相互作用的強弱程度，有利于找出影響沖動購買的關鍵因素，以便有針對性地加以改善提高。
1．結構變量之間的關系分析。結構變量間的系數表示某一變量的變動引起其他變量變動的程度。如圖3中個人主義與沖動購買之間的系數為0．766，表示個人主義提高1個百分點將直接使沖動購買提高0.766個百分點，這驗證了H2，即中國消費文化由集體主義向個人/集體交融的二元文化變遷會導致更多的沖動購買。權力距離、不確定性規避、社會的男性化程度和長期導向與沖動購買直接的系數分別為－0.168、－0．551、－0．463和－0．166，負數表示權力距離、不確定性規避、社會的男性化程度和長期導向提高1個百分點將分別使沖動購買降低0．168、0.551、0．463和0．166個百分點，這反證了H1、H3、H4和H5，即權力距離、不確定性規避、社會的男性化程度和長期導向由高向低變遷會導致更多的沖動購買。一般系數在0．80以上，說明兩個變量之間具有較強的影響關系。圖3顯示，結構變量間的系數都在0．80以下，說明消費文化變遷雖然影響沖動購買，但是并不顯著。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中國消費文化正處于變遷過程中，消費文化的動態性和多元化，導致其對沖動購買的影響相對較弱;另一方面由于沖動購買是一個復雜的購買過程，僅僅考慮文化對沖動的影響，而將其他因素作為控制變量進行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2．結構變量與觀測變量之間的關系分析。通過路徑系數圖中結構變量與觀測變量之間關系的分析，可以發現哪些觀測變量與結構變量的關系重大，并可進行觀測變量間的比較。(1)權力距離與觀測變量之間的關系由強到弱依次為:炫耀性消費、“面子”消費和追求產品檔次。說明中國“先富群體”把炫耀性消費作為顯示其社會地位的最重要的表現方式，依次才是“面子”消費和追求產品本身的檔次。而由于西學東漸，社會規范對消費者權力距離的影響并不顯著。(2)個人主義與其觀測變量的關系。相對于個性購物態度，消費者更喜歡通過個性購物行為來凸顯個人主義。相對于朋友對所購商品的購后評價，消費者更看重與朋友或親人一起購物。(3)不確定性規避與其觀測變量之間的關系。購物的新奇性比沖動性更顯著地影響著消費者的不確定性規避傾向，而購后顧慮比購前朋友的建議更顯著影響消費者的不確定性規避傾向。(4)社會的男性化程度與其觀測變量之間的關系。體驗消費比購物休閑更顯著地影響著社會的女性化傾向，說明相對于一般的購物休閑活動，現代女性正在追求更高層次的體驗消費。而收入依然是社會男性化程度的重要標識。(5)長期導向與其觀測變量之間的關系。節儉比實用主義更能體現消費者的長期導向，而信用卡的廣泛使用正在使得消費者越來越注重當前的消費。
四、結論、啟示與展望
(一)研究結論和啟示
1．中國消費者文化變遷實質上是傳統文化價值觀主導下的購物和娛樂等邊緣文化的變遷。中國消費文化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西方文化的影響也在變遷。一方面，中國的傳統文化，集體主義導向、高權力距離和長期導向等繼續影響著人們的消費;另一方面，個人主義、物質主義、享樂主義、低權力距離和短期導向等新的消費文化開始出現并正在變得越來越強大。當中國消費者被問及屬于個人主義還是集體主義或男性化還是女性化時，他們通常感覺很困惑，因為他們認為這取決于時點和場景。西方人感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難以理解，但是絕大多數中國人對其非常認同。這說明，中國文化不是非黑即白的兩極文化。太極中的陰陽就是證明，陰陽不但和諧共存而且不斷地在相互轉化。這與霍氏理論是相互區別的。雖然霍氏認為中國是集體主義文化，實際上，中國人是二元文化的，究竟表現為集體主義還是個人主義取決于當時的消費場景。例如，在工作等正式場合人們一般表現為集體主義傾向，但是像購物、休閑和娛樂這樣的非正式場合人們往往表現為個人主義傾向。可見，中國消費者文化變遷實質上是傳統文化價值觀主導下的購物和娛樂等邊緣文化的變遷。
2．由于消費文化的變遷，沖動購買在中國正在變成一種普遍現象。沖動購買流行的根本原因是以節儉、量入為出和理性消費等為基本特征的中國傳統價值觀的轉變［2］112。雖然傳統消費文化繼續影響著人們的消費行為，但是先富群體中的一些人開始宣揚炫耀性消費、面子消費、時尚消費、體驗消費和超前消費等，倡導消費就是快樂。這些消費文化的變遷促成了現在沖動購買在中國的流行。
3．中國消費文化變遷對沖動購買影響的批判。中國消費文化的變遷一方面是由于本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民眾生活水平的逐漸提高，另一個方面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消費主義發展模式的影響也是密切相關的。中國的消費文化變遷是有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對工業化尚未最終完成的中國來說，消費文化變遷引發更多的沖動購買也帶來了很多負面的影響。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消費主義作為消費文化變遷的結果，是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的自然結果，以中產階層為主體的大眾消費成為刺激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高生產、高收入和高消費這三者是基本相統一的，這是一種成熟的消費社會形態。而在中國這樣的廣大發展中國家，消費水平與生產能力以及大眾的購買能力常常是不協調、非均衡的。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使得經濟增長所帶來的社會財富主要集中在“先富群體”手中，這些人形成了一個特殊的消費群體。由于先富帶動后富需要一定的時間跨度，所以大多數民眾則被排斥在這種“消費群體”之外。如果消費主義成為了社會主導的消費觀念，而廣大民眾的收入水平不能與消費水平同步提高，勢必會造成“先富群體”的無節制的沖動購買和普通民眾中的部分人對沖動購買的盲目模仿，使得消費不再是作為經濟增長所帶來的收獲，而變成了身份的象征和富有的炫耀，社會的不平等和貧富的兩極分化問題也將會更加突出，甚至還會埋下經濟和社會動蕩的根源。
綜上可見，消費文化變遷引發的沖動購買是一把雙刃劍，它在刺激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可能導致消費者的過度消費。同時它也是發展中國家在邁向現代化過程中的一個必經階段，其間機遇與挑戰并存。所以，我們的政府要在消費文化變遷的過程中要因勢利導，通過政策制定和輿論引導等因勢利導和趨利避害，才能最終迎接以共同富裕為基礎的現代消費主義的到來。對企業來說，根據消費文化變遷方向，及時調整其營銷策略，提高自身的文化適應性，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
(二)研究不足和未來的研究方向
雖然國內外學者已經將霍夫斯泰德的組織文化測量模型應用于消費者個體文化的測量及其對沖動購買的影響，但是本文借用這一模型來研究消費文化，解釋起來仍有些勉強。例如，用權力距離和男性化程度等直接描述消費文化也許有些不貼切，雖然作者已對霍氏文化測量量表進行了修正。所以，構建直接反映中國消費文化變遷的測量量表和理論模型將是未來的研究方向。本文選取的樣本中年輕人比重較高，若要反映中國整體消費文化變遷，在后續研究中應該提高其他年齡段消費者的比重。最后，人口統計變量對消費文化變遷和沖動購買之間關系的影響需要進一步研究，這樣才能更充分地理解消費文化變遷對沖動購買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