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時代下的公民法治意識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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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隨著近年來互聯網信息技術特別是移動互聯網技術的飛速發展，公民法治意識培育迎來了新的挑戰，主要體現在互聯網平臺的開放性與公民涉法信息鑒別力不高、互聯網交往的匿名性與公民理性表達意愿缺失、互聯網技術的更迭性與法治意識培育方式落后三對矛盾關系上。當前，公民法治意識培育的最佳方式，即在國家主動構建一個良好的法治建設大環境的基礎上，讓公民通過參與法治實踐，切身感受法治煥發出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從而發自內心地認同法治、相信法治、理解法治、踐行法治，進而自然地形成法治意識。因此，在互聯網時代，國家可從立法、執法、司法、守法這四個法治建設的關鍵環節來綜合施策，形成全面化解新矛盾、借勢突圍發展、更高效地培育公民法治意識的良性循環。

關鍵詞：互聯網時代；公民；法治意識；培育路徑

2020年9月，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了《第46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報告顯示，截至2020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達9.40億，我國已經全面進入互聯網時代。隨著網絡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互聯網以其開放、包容和迅捷的優勢，與人們的工作生活深度互融，不僅顛覆性地改變了人們的生產生活消費方式，還使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經濟社會發展方式經歷著深刻而系統的變革，也對推動全社會樹立法治意識、深入實施全面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帶來了新的挑戰。深刻研判互聯網時代公民法治意識培育面臨的現實挑戰，從法理學的高度提出既順應法治發展規律又符合中國法治建設實際的應對解決方案，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一、互聯網時代公民法治意識培育面臨的挑戰

學術界一般認為公民法治意識是指現代社會公民在對法治的基本原則、主要內容、價值取向、重要功能正確認知的基礎上，所形成的尊崇、理解、支持、恪守法治的內心立場和觀念。公民良好的法治意識對國家法治建設和自身權益的保障具有不可或缺的積極作用。面對當下的互聯網洪流，公民法治意識培育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

1.互聯網平臺的開放性與公民涉法信息鑒別力不高的矛盾。開放性是互聯網的本質特征。開放的互聯網平臺徹底顛覆了傳統信息生產傳播方式，徹底改變了人們的溝通交往習慣，有力促進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但隨之而來的，一些不法分子通過互聯網平臺制造網絡謠言，實施網絡炒作、網絡暴力甚至網絡犯罪，境外敵對勢力對我國進行網絡滲透、發起意識形態斗爭等等，這些都對我國公民的思想以及正常生產生活帶來了負面影響。公民涉法信息鑒別力是公民對與“法”有關的各類信息的鑒別判斷能力，是公民法治意識培育成效的重要參考指標。當前，我國公民涉法信息鑒別力培養的主要途徑在于學校教育、普法宣傳以及參與法治實踐等。從我國龐大的人口基數來看，參與或接觸過上述途徑的公民數量極其有限，更不用談參與的深度和實際效果了。所以，互聯網平臺的開放性與公民涉法信息鑒別力不高的矛盾是當前公民法治意識培育面臨的首要挑戰，對此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科學謀劃，多措并舉，積極應對挑戰。

2.互聯網交往的匿名性與公民理性表達意愿缺失的矛盾。互聯網的出現與發展打破了常規社會生活的空間壁壘。正是因為互聯網交往的匿名性，公民個人的社會角色被隱匿，自我社會評價和社會角色期待的約束消失，行為責任意識也大大降低，只要公民個人不主動公開自己的身份，其生產傳播信息的受眾就無法知道他是誰，他人也不會對其在現實生活中的社會角色有任何的行為期待，個人可以在網絡中大膽地放下“自我”、回歸“本我”。所謂“本我”，簡而言之，就是無需理性。人們傾向于在自由的互聯網空間里，卸下“面具”，肆意發泄對現實社會生活空間中的不滿，并且在“法不責眾”的大眾心理助推下一些欠缺考量的不理性言論。如此，極易滋生“網絡暴力”，對法治意識的培育產生負面影響。

3.互聯網技術的更迭性與法治意識培育方式落后的矛盾。隨著國內互聯網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互聯網技術高速更新迭代。與技術同步發展的，還有急速增長的用戶群體和市場規模，源源不斷產生的新反饋新需求又倒逼著互聯網技術持續優化創新。特別是近年來，隨著智能終端和移動互聯網技術的迅猛發展，每隔一到兩年，都會有大量新的互聯網產品和應用進入大眾視野并迅速吸引海量用戶，在極短的時間內成為人們生活的必需品。與互聯網技術的快速更迭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國公民法治意識培育的方式鮮有創新，無外乎歷時長達30余年的全民普法運動、大中小學法治教育課、新聞媒體法治宣傳報道以及傳統的家庭法治教育等。不可否認，法治意識培育的具體內容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法治的進步在不斷地擴充，但培育的方式并未跟上互聯網技術發展的腳步。如近年來，人們通過手機上網獲取信息的概率要遠遠大于從報紙、雜志、廣播、電視等傳統媒介獲取信息的概率，如果國家對公民法治意識培育的舉措不與互聯網技術的最新表現載體有機融合、無縫銜接，這些舉措的實效必然會受到限制。

二、互聯網時代公民法治意識培育的出路

公民法治意識的培育過程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通過自然進化的方式培育公民法治意識具有標本兼治的功效，即在國家主動構建一個良好的法治建設大環境的基礎上，引導公民通過參與法治實踐，切身感受法治煥發出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從而發自內心地認同法治、相信法治、理解法治、踐行法治，進而自然地形成法治意識。因此，在互聯網時代，國家有必要從立法、執法、司法、守法這四個法治建設的關鍵環節來綜合施策，以形成全面化解新矛盾、借勢突圍發展、更高效地培育公民法治意識的良性循環。

1.立法層面。黨的報告強調，“以良法促進發展、保障善治”。良法是法治的前提，善治是法治的目標。伴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大量新型違法犯罪行為應運而生，一些傳統的違法犯罪行為也因“互聯網+”的作用具備了新的特征。這就要求我國立法機關必須適時制定新法予以回應或對舊法進行相應的調整，對該違法犯罪行為給予有效規制，規范網絡自由的限度，為公民法治意識的培育營造良好的網絡環境。當前，我國互聯網立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立法主體的層次不高、立法宗旨的權利保障不強、立法內容的協調性不足以及立法時效滯后等突出問題。[1]要制定既符合法治精神，又順應互聯網時代規律，能贏得公民普遍認可、信賴并主動遵守的良法，推動立法從“數量”到“質量”的跨越，引導公民依法使用互聯網、規范網絡言行，激發公民法治意識的自然生成。第一，貫徹管制與保護并重的立法原則。保障人權是互聯網立法的應有之義。具體而言，立法必須能切實保護網絡服務提供者和網絡用戶的合法權利，依法、審慎設立互聯網行政許可和行政處罰，完善對互聯網平臺以及互聯網用戶權利的保護與救濟制度。在保障人權的基礎上，對互聯網行為加以管制，以維護網絡空間正常秩序，實現管制與保護、自由與秩序、權力與權利的平衡。第二，保持立法內容的統一性與協調性。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國務院要加強互聯網立法的頂層設計，重視互聯網立法規劃和計劃的制定，并提高立法規劃和計劃的制度剛性。同時，權力機關與行政機關之間要加強立法協調，在立法前充分征求和聽取另一方的意見，避免互聯網立法分散化，保證互聯網立法的內容統一協調。第三，提高立法的前瞻性。立法機關必須適應互聯網高速發展的要求，準確研判把握互聯網發展的趨勢，適當簡化互聯網立法程序，加快立法進程。同時，還要注重聽取互聯網專家、技術人員以及網民對互聯網立法的建議，切實提高立法的前瞻性。

2.執法層面。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實施。深刻地指出，“天下之事，不難于立法，而難于法之必行”。在互聯網時代，各級政府，特別是網信部門、公安機關等互聯網執法機關，應當充分發揮自身職能作用，嚴格執法、依法執法，為培育公民法治意識營造良好社會環境。一方面，要嚴格執法。無秩序則無自由，自由只有在秩序的框架內才能夠發揮作用，自由一旦被濫用，超越了秩序的范疇，必將對法治造成嚴重的傷害。在當今互聯網時代，公民通過互聯網信息、自由交往是自由價值的體現。但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每一個看似自由的行為背后，都將產生一定的現實社會影響及相應的法律后果。因此，在充分保障公民互聯網行為自由的同時，必須對公民的互聯網行為進行嚴格規制。比如，網信部門應當加強對各類互聯網行為的日常監管，對網絡有害信息要及時屏蔽刪除，并將有關線索通報公安機關；公安機關要始終對各類網絡犯罪活動保持高壓態勢，“打早打小”“露頭就打”，從嚴懲處，確保網絡空間的清朗。另一方面，要依法執法。今天中國所處的時代，既是互聯網高速發展的時代，也是依法治國方略全面推進的時代。執法機關要全面貫徹依法治國的基本要求，嚴格按照法定權限、范圍、對象、程序，公平公正地開展執法活動，堅決摒棄專制思維，杜絕粗暴執法、暴力執法等對政府形象和法治權威有嚴重損害的行為。通過執法機關嚴守法治底線、規范言行、以身作則，公民自然會增進對政府和有關執法機關的信任，從而使公民發自內心地相信政府、相信法治、配合執法，逐步尊法、學法、守法、用法，形成法治意識。

3.司法層面。司法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也是最能讓公民感受到法治強大力量的法治實踐活動。司法活動對互聯網時代公民法治意識的培育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要嚴厲打擊網絡犯罪。近年來，網絡犯罪高發多發態勢仍在持續，犯罪手段不斷翻新，呈現出隱蔽化、智能化、波及面廣、與傳統犯罪相互交織等新的特點。同時，網絡犯罪也從僅僅對公民合法權益產生侵害，逐漸演變為對誠信社會和法治社會建設造成破壞，社會危害性大幅增加。依法嚴懲網絡犯罪，不僅關系到維護人民群眾合法權益和社會和諧穩定，還關乎國家網絡安全乃至國家主權安全、政權安全。當前，囿于電子證據制度尚待完善和立法對網絡犯罪的危害性評價偏低等因素，網絡犯罪司法存在輕刑化傾向，震懾效果偏弱。網絡犯罪成本低風險小，收益高追訴難，遏制成效不明顯。筆者認為，司法機關應當在依法的前提下，進一步加大網絡犯罪的懲治力度，堅決克服輕刑化思想，量刑就高不就低，對網絡犯罪產生強力震懾，以有效遏制犯罪多發蔓延勢頭。另一方面，要公正行使司法權。英國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Bacon）指出：“一次不公正的審判，其惡果甚至超過十次犯罪。因為犯罪雖是無視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審判則毀壞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2]（P136）如果司法權得不到公正地行使，司法就沒有公信力，社會公正將成為空中樓閣，公民法治意識更無從談起。因此，在互聯網時代公正依然是法治的生命線，司法機關只有公正行使司法權，公正辦理每一個司法案件，使正義以公民看得見的方式得以實現，上好這堂最有效的法治宣教課，才能引領社會公正的實現，增加公民對法律乃至法治的信賴和依賴，促進公民法治意識的形成。

4.守法層面。開展法治教育活動是促進公民守法、培育法治意識的重要方式。互聯網時代的法治教育活動，最重要最迫切的是創新宣傳教育的方式方法，以適應互聯網及其應用場景的快速發展變化和公民接受信息來源渠道的深刻變化。一方面，整合社會資源，優化學校法治教育課的教學力量。不可否認，學校法治教育課是培育公民法治意識的重要方式之一，但在互聯網時代，公民接收的信息海量繁雜，單純靠課堂教學，特別是靠依附在大中小學思想政治教育課中的法治教育課程，實際效果不容樂觀。與其被動地開展“填鴨式”法治教育，不如求教于實踐這個最好的老師，將大中小學法治通識教育與法治實踐教育深度融合，探索一條學校法治教育的新路徑。各類學校可積極發展校外法治教育實踐基地，拓展法治教育課的內容和形式，創造機會讓學生走進法院、檢察院、公安機關、律師事務所等法律實務部門，通過庭審觀摩、實地調研等方式，讓學生親身經歷法律的運作機制，感受法治的溫度和力量。各級教育行政部門可以整合學校、家庭和社會各方資源，協助學校邀請法律實務部門工作人員來學校授課，以鮮活的法治實踐實例引導學生樹立法治意識。另一方面，創新普法載體，深度融合公民信息來源新渠道。隨著移動智能終端的高速發展，傳統的報紙、雜志、廣播和電視已不再是人們獲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人們更樂于通過移動智能終端上網來獲取信息、開展社交、娛樂互動。要從根本上提升普法工作的成效，必須順應互聯網發展的新趨勢，創新普法載體。比如，政府有關部門可協調大型網絡服務提供商在人們常用的APP，如微信、微博、支付寶等中嵌入普法宣傳的內容，在信息獲取的源頭上提高法治宣傳的“曝光率”，促進公民知法、學法、守法。

參考文獻：

[1]段傳龍.中國互聯網立法的成就、問題與完善[J].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3）.

[2][英]弗蘭西斯•培根.培根隨筆[M].吳昱榮，譯.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13.

作者：李俊明 單位：武漢大學法學院法學理論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