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環境治理中的農民主體性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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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城鄉一體化進程中，河南省農村地區的環境污染問題日益嚴峻，點源污染與面源污染同存、隱蔽性和分散性兼備，而行政干預對農村環境治理效用微弱，同時市場機制在農村環境治理中又相對缺位。因此，應根據農民天然“在場”的特點以充分發揮其主體作用，進而為農村環境的長效治理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最終順利實現“美麗鄉村”建設目標。

關鍵詞：農村環境治理；農民主體性；法制建設；組織嵌入

一、農民自覺：喚醒內在的主體意識

環境意識是人們對自身與環境之間關系的態度和認識，農民的環境意識體現了其對環境狀況的追求程度。近些年來，河南省糧食產量實現了持續穩定的增長，這其中雖然離不開農業科技的貢獻，但各類經營主體特別是分散經營的農戶為了提高農業產量，大幅增加化肥、農藥和地膜等生產資料的投入量，而對超量使用給農村生態環境帶來的破壞漠不關心，導致農村的生態系統形成斷層極難修復。以化肥使用為例，河南省的綜合利用率僅為33%左右，過量施用造成農田氮素通過徑流、淋溶和硝化等方式滲入地表水和地下水當中。另外，河南省農業部門的統計數據顯示，一些農村耕地中有機質平均含量不到1%，遠遠低于1.5%的全國平均水平，造成全省50%的耕地缺鉀、22%的耕地磷鉀俱缺。因此，廣大農民對農村環境治理保持的“肉食者謀之”的消極隔閡態度，導致對發生在自身的環境破壞行為不在意，對周圍存在的環境破壞行為不制止。梁漱溟先生認為：“農民自覺，鄉村自救，鄉村的事情才有辦法。所以我們說鄉村建設頂要緊的便是農民自覺?！币虼耍b于農民普遍文化水平不高的現狀，政府有關部門有必要通過通俗易懂的講授和清楚明了的案例進行環保宣傳，讓農民認識到農村環境保護的重要性，鼓勵農民按照低碳可循環方式進行生活和生產，并向農民傳授環保、綠色、簡易的垃圾處理知識，以充分調動農民參與農村環境治理的積極性，扭轉長期以來存在的自我主義傾向。眾所周知，河南省是名副其實的“天下糧倉”，2017年全省糧食產量為5973萬噸，但糧食豐收帶來了嚴峻的秸稈處理問題，因為草谷按照1：1.3的比例進行換算則產生的秸稈約為7765萬噸，如果隨意焚燒秸稈則不但會破壞土壤微生物結構和土壤表層團粒結構，影響農作物對土壤養分的充分吸收，應促使農民改變過去對秸稈“一燒了之”的不良習慣，積極發展秸稈制作飼料和秸稈栽培食用菌等項目，發揮農民在農村環境治理中的主體作用。

二、法制建設：確立農民的主體地位

長期以來，我國在農村環境治理方面的立法明顯滯后，直到2018年8月31日才正式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壤污染防治法》，而在農村清潔生產和農村污水治理等方面的立法至今仍處于空白狀態。因此，由于農村環境法律法規建設的薄弱性，阻滯了農村環境治理工作的規范化和制度化，抑制了農民主體性的發揮。河南省是一個水資源十分匱乏的省份，人均水資源占有量為455m3，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18%，水資源量與人口數量和耕地保有量嚴重不匹配，如豫東、豫北平原地區是全省耕地最集中的區域，耕地面積占全省的52%，人口占全省的54%，但該地區水資源量不足全省的30%，因而河南省的水資源污染狀況著實讓人擔憂，由于缺乏法律制度的約束導致污水排放的長期放任，周口市的沙穎河近年來平均污水排入量為2.24億m3，占該河流全年總水量的十分之一，這不僅影響到農村生產用水的質量，還直接威脅到城市人口的用水安全。因此，當務之急是健全農村環境保護法律體系，確立農民在農村環境治理中的主體地位，在城鎮化發展背景下“資本下鄉”導致農村生態環境問題愈發顯得嚴峻，究其原因在于部分資本的真正意圖是為了套取國家資金和騙取優惠政策，因而經常以非可持續的資源掠奪模式來經營農業，農村生態環境的保護并沒納入其考慮范圍，因而建構長效化、常態化的污染防控機制，以應對農村環境治理中可能出現的各種異化問題至為關鍵。首先，保障農民的環境權。必須進一步完善基礎性立法中保障農民環境權的體系性和框架性規定，以消解當前法律條文內容的零散化和碎片化問題，確保農民的環境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在農村環境治理的各個階段均能有效保障農民的主體地位；其次，健全司法救濟制度。“無救濟則無權利”，因而應在司法中完善農民環境權的救濟途徑。農村復雜的環境問題導致各種糾紛不斷出現，針對農民在環境訴訟中存在的取證困難、專業知識匱乏以及無力承擔訴訟費用等問題，應建立一套農村環境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制度，并由政府提供經費逐步建立起專門的、免費的農村法律援助機構，為進行環境訴訟的農民提供咨詢、和辯護服務。

三、發展經濟：夯實農民參與的基礎

落后的農村經濟發展現狀導致大量村民外流，而青壯年勞動力恰恰是農村環境治理的主體，因而實際上農民已成為農村環境治理的缺場者和失語者，農民的主體性地位無法顯現。據河南省政府新聞辦公室2018年7月25日的數據顯示，2018年上半年河南省新增農村轉移勞動力總量為44.92萬人，轉移就業勞動力總量高達2983.92萬人，在鄉村地區出現了嚴重的勞動力“萎縮”問題。同時，據河南省地方經濟社會調查隊的調查結果顯示，這些轉移勞動力大多為擁有一定知識和技能的青壯年，而留守在農村的勞動力則年齡明顯偏大，且從事第一產業的勞動力中女性人數占到總量的60%以上。因此，農村環境的有效治理首先需要壯大鄉村經濟，如果城鄉之間的經濟差距不斷拉大，農民連基本的生活都無法保障，則讓他們去關心農村環境保護問題不啻于異想天開。首先，完善農業生產基礎設施建設。由于河南省旱災較為頻繁，決定了農田水利建設在農業生產中具有特別重要的作用，因而需將農業生產基礎設施建設作為基本的公共產品納入政府預算當中，并確保高于政府財政經常性收入的增長幅度，以切實保障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安全性；其次，種植特色經濟作物。許昌市鄢陵縣成功打造出全國知名的“現代名優花木科技示范園區”，有效解決了當地農村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因而河南省其它地區可以借鑒鄢陵縣的成功經驗，并結合當地的實際情況調整農業產業結構，種植瓜果蔬菜等經濟作物以促進農民增收；最后，發展鄉鎮企業。長期以來，河南省以發展第一產業為主，在鄉鎮企業就業的農民其工資性收入占總體收入的比例不高僅為40%左右，因而政府應加大對鄉鎮企業的扶持力度，鑒于河南省種植業和畜牧業分列農業結構中的第一、二位主體，因而可鼓勵鄉鎮企業大力發展食品加工業。

四、組織嵌入：通過聚合優化治理效果

當前，河南省大多數農村公共服務機構名存實亡，使得很多農村地區出現了組織“真空”，由于資本占據了強勢地位，一旦喪失了污染治理的公共精神而過度追求資本的增值，則非組織化的農民個體由于在環境治理過程中處于原子化的分散狀態，在面對高度組織化的制污主體時處于事實上的弱勢地位，兩者之間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一定程度的沖突，使得本應平等的主體間協作關系演變為以實力來決定結果的叢林競爭關系。同時，少數農民受資本蠱惑或囿于自身利益，可能會從治理的主體淪為附庸的客體，進而導致本應一致的農民群體內部利益關系也發生了異化。如四川青川縣天運金屬開發有限公司之所以能夠先后多次將總量高達460余噸電鍍污泥垃圾順利轉運到商丘市睢陽區高辛鎮、李口鎮、宋集鎮境內的五個村莊，一定程度上體現出農民自組織化程度的低下，沒有成立強有力的環保組織應對此類問題，導致農民個體在與利益集團的博弈過程中喪失了話語權。因此，農村環境治理能力的提高不是僅通過自上而下的監督和考評即可實現的，而是需要農民的組織化參與予以保障，這種組織嵌入不但強調農民個體的積極參與，同時又對個體的行為進行約束與規范，形成與農村環境治理相一致的生產行為和消費習慣，進而以組織為載體實現農村環境治理的秩序重構。一方面它能夠將分散的農民個體聚合起來，通過集體行動獲取更多的生態收益；另一方面，作為社區治理架構的有機組成部分，便于與其他治理主體之間進行良性的互動。當前，河南農民合作組織大多是以“產品”或“產業”為紐帶建立起來的，這類非社區性的組織無法惠及全體農民，因此需要建立能夠真正體現農民“統”之功能的組織載體，如農民環保協會和生態家園協會等，破解農民長期處于“被通知者”地位的窘境。需要注意的是，這些組織的發展需要政府投入資金和設備等予以扶持，以充分發揮農民集體參與的整體優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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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芷婧 單位：黃淮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