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理論視域下的海洋環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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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指出了從源于生物學的共生概念到經濟學共生理論的誕生，共生的運用領域在不斷延伸，公共管理領域也具有其適用性。我國海洋生態環境不容樂觀，雖已形成主體多元化和方式多樣性形態，但多元主體間博弈分割導致地位不等、利益失衡局面。以共生理論為基礎，構建了“資源相互依賴性—組織自主性”分析框架，對其進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海洋環境治理的優化途徑。

關鍵詞：海洋環境治理；共生理論；資源依賴；組織自主性

1研究背景

多元主體治理下利益訴求與沖突不斷，而經濟發展與環境治理相沖突的解決機制還未成體系，難以達成多元主體間的互惠共生局面［1］。多元主體不對稱性共生的局面必然阻礙我國海洋環境治理與保護，進而阻礙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引入新的概念和構建新的分析框架，重新審視各主體間關系，成為治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建設的必要選擇。

2共生理論與海洋環境治理的契合性分析

共生理論是起源于共生這一生物學名詞并由之發展而來的，德國學者德貝里最先提出共生一詞并做出正式闡釋。袁純清認為“共生的本質就是不同生物密切生活在一起”，提出了共生的三要素———共生單元、共生模式、共生環境。共生關系的過程在于共生關系主體物質、信息和能量的有效產生、交換和配置，共生理論的核心內涵強調生態系統從非對稱性向互惠共生的演變發展過程，旨在強調通過合作互補、平等公正、共同發展的思路，達成對稱性互惠共生格局。基于各類主體間資源交換的客觀事實，并借鑒共生及共生理論核心觀點的基礎上，我國學者嘗試將分析對象從生物學的種間關系和經濟學的經濟組織間關系拓展到公共管理領域內的各類組織及相關主體中來。海洋環境治理是公共管理的重要領域，對進入海洋強國戰略發展階段，實現海洋環境的有效治理有重要作用，與共生理論的學術意蘊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在海洋環境治理模式中，治理理論從管理向治理變遷，治理主體由單一向多元優化，說明海洋環境治理在結構與行動層面都與共生理論相契合。

3共生視角下的海洋環境治理的共生模式分析

3．1海洋環境治理的共生組織模式

海洋環境作為生態系統重要組成部分，解決其治理難題與共生理論的運用不謀而合，共生理論強調共生單元在一定的共生環境下向著互惠共生的模式進化，將海洋環境視為一個共生系統，其治理的過程就是實現多元治理主體向著互惠共生模式發展，達成治理目標。涉及主體主要有四大類：政府、市場、公眾、社會組織，可視為共生單元。將其細分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海洋監管部門、企業、社會組織和公眾。

3．2海洋環境治理的共生行為模式及分析框架

環境治理屬于公共管理領域，公共管理領域組織間資源交換和能量產生與分配由于組織的特殊性難以像經濟組織間關系以利潤、效率、效益等來衡量，且資源流向不存在著絕對的單向，單一維度還不能完全反映出組織間關系的互動，因此將資源依賴性作為衡量共生關系的一個維度［2］。生物之間資源流向所形成的不同依賴關系并不會影響到生物體的自主性，依照資源依賴理論形成了資源依賴強弱控制進而影響組織自主性［3］。

3．3海洋環境治理非對稱性共生表現及問題

3．3．1央地關系

將央地政府互動移植到共生系統中，地方執法隊伍執法受制經濟發展等多重壓力而呈現地方保護主義和政企合謀狀態。中央通過聯合執法向地方以行政命令方式下達任務，迅速查獲多項問題項目和違規違法行為。結束后，地方政府領導表態，中央提出整改建議，地方出臺整改方案，執行行動結束［4］。在運動式執法結束后，由于監管不善，地方政府對違法違規行為將會持續放縱，兩共生單元之間也恢復到相互對抗的局面，海洋環境問題持續惡化。因此呈現出：信息、資源、能量從中央向地方單向流動，中央花費人力物力財力通過強制手段進行聯合執法，中央對地方是資源依賴性較低、自主性較強的一方，而地方的回應性和治理效果可視為是地方向中央的信息和能量輸送，屬于資源依賴較高、自主性較低的一方，呈現的是一種偏利非對稱性的共生模式。

3．3．2政府與企業間關系

從資源依賴視角分析，政府需要通過企業解決社會就業、稅收等問題；企業受到政府出臺的產業政策、地方法令法規影響。政府擁有著制度、政策的制定權，企業需要從政府手中獲取合法性和政治資源，形成非對稱性共生模式。從自主性角度分析，地方監管部門可選擇監管與不監管，企業可選擇污染與不污染。政府原本目標為社會福利最大化，但在分級行政體制和績效、晉升等壓力下迫使其借助監管體制漏洞，選擇以環境為代價實現經濟增長［5］。在常規的監管執法下，政府與企業主動性較低，“醞釀”出政企合謀現象。總體看來，政府與企業相較于其他組織是發展較成熟的組織，已不可分割，但地方政府財政過度依賴于龍頭企業稅收，導致污染與治理的悖論，形成二者間的非對稱性共生關系。

3．3．3政府與社會組織間關系

社會組織作為新興主體對推進海洋環境保護起著重要作用，在共生系統中，政府與社會組織作為共生單元，由于社會組織的發展不成熟，政社二者還處于非對稱性共生模式。從資源依賴性角度看，海洋環境治理中政府與社會組織存在高度的資源相互依賴關系。其一，表現為政府對社會組織服務的依賴。從組織自主性視角來看，政社間地位不平等，資源流動未實現雙向交流。社會組織自主性強弱不均，總體成自主性弱化態勢。被政府視為一種政策工具，通過“權力控制”和“資源引導”牢牢控制其發展的主動權。

4海洋環境治理優化路徑

4．1優化共生單元

首先，推動政府與企業共生共治。優化當前的共生模式需要調和二者間的矛盾，可使第三方組織介入，以改變原有兩共生單元的對立局面，促使政企關系朝向互惠共生發展。其次，促進政府與社會組織間共生。基于政府與社會組織各自的自主性和較高程度的相互依賴，要實現政社間互惠共生，需厘清政府與社會組織各自的疆域，使政府發揮宏觀的制度供給作用，減少微觀干預，社會組織注重自身組織建設，增強自主性和獨立性。政府和社會組織的共生關系優化要實現權力和功能雙重轉變與回歸，將政府集中的權力通過政社分開使其回歸社會組織手中。最后，達成政府間共生，實現生態治理。中央政府加強監督機制建設，加快海洋督察制度長效化建設，激勵機制和績效考核機制的改良工作應加快進程。

4．2提高要素共生度

實現對稱性互惠共生，需要增強各治理主體間的共生度，以增加共生能量，提升治理效果。通過跨界合作提高要素的共生度，運用制度和機制改善要素間關系，減少互動阻礙。做到上下級政府間的“縱向協同”，即條塊執法機制、中央監督機制發揮作用；同級政府及職能部門間“橫向協調”；政府與企業、社會組織、公眾的“內外協同”。壓縮治理層級，減少信息失真、資源損耗，加快理順海洋環境治理央地政府間關系及制度建設。

4．3減少共生損耗

完善供給的運行機制，減少各主體間協作治理中的障礙和阻力，加強監管機制和法制建設，以制度保障治理實施，培育有利于多元主體共生的環境。同時，還需要建立起高效的績效評估體系和問責機制，以促進社會組織和公眾的有效參與。由此才能有效推動共生模式由非對稱性向對稱性互惠共生模式轉變。

參考文獻：

［1］張江海．整體性治理理論視域下海洋生態環境治理體制優化研究［J］．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2016（2）：58～64．

［2］全永波，尹李梅，王天鴿．海洋環境治理中的利益邏輯與解決機制［J］．浙江海洋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7，34（1）：1～6．

［3］胡守鈞．社會共生論［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3．

［4］袁純清．共生理論：兼論小型經濟［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8．

［5］陳曉春，譚娟，胡揚名．基于共生理論的區域行政發展研究［J］．財經理論與實踐，2007，28（6）：115～118．

作者：曹麗嬌 單位：中國海洋大學國際事務與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