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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居環境科學是研究人類聚居及其國的人居環境科學理論與實踐是改革開放理論與實踐兩大篇章,首先敘述了中國人居環境科學的核心內容。吳良鏞作為中國合建筑學、城鄉規劃學、風景園林學等核空間和城鄉宜居環境的目標提供了理論框一”到“人居三”大會,從《人居議程》切交流,互動促進。清華大學研究團隊在國的實際出發,有意識地尋找城鄉人居環境建設的發展。
關鍵詞:人居環境;人類聚居學;人居環境科學;聯合國人居署;新城市議程;吳良鏞
引言
自2000年開始頒發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以來,吳良鏞是至今為止城鄉建設領域的唯一獲獎者。吳良鏞的獲獎,是學術界對建筑學、城鄉規劃學、風景園林學等相關學科領域和科技事業的認同,是黨和國家對以吳良鏞為代表的中國建筑規劃園林學者所創建的人居環境科學及其在社會經濟文化發展中所作出的杰出貢獻的表彰和獎勵。
1中國人居環境科學的理論發展
1.1學術發端
針對此種情況,自20世紀中葉以來,有各種交叉學科、邊緣學科和復雜性科學(complexityscience)的發展,不少學者對擴大城市研究作了種種探索。其中希臘建筑師道薩迪亞斯(ConstantinosApostolosDoxiadis,以下簡稱“道氏”)于1942年創造的“ΟΙΚΙΣΤΙΚΗ”(人類聚居學,英文為“EKISTICS”)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根據道氏的解釋,“ΟΙΚΙΣΤΙΚΗ”這個希臘詞可譯為“關于房屋、居所、城市或居住地的基礎,有助于定居”。在古希臘語中,這個詞的涵義包括“建筑”“住房”“居住”“建立居住地”“定居點或城鎮”“補充新的定居者”“安置定居者的人”等。
1.2人類聚居學來到中國
道氏理論在中國的傳播,始于1960年代—1970年代臺灣學者的西方文獻翻譯,如王錦堂1971年經臺北臺隆書店翻譯出版的杜克塞迪斯《建筑的演變》(ArchitectureinTransition)。關于“Ekistics”,初期曾被譯為“城市居住規劃學”。1980年,南京工學院童寯教授的《新建筑與流派》出版,將“1950年代國際規劃名家,希臘人斗加底斯(即道氏)”及其“‘人類居住科學’(Ekistics)”[2]介紹給大陸學人。據吳良鏞回憶,他對道氏的了解最早可追溯到后期。當時他有機會去北京圖書館翻閱學術期刊,看到有關道氏的報道并為之吸引。1980—1981年,吳良鏞應邀到德國卡塞爾大學(UniversityofKassel)講學,在圖書館發現了道氏的《人類聚居學導論》(Ekistics:AnIntroductiontotheScienceofHumanSettlements,1968),感到書中有些理論新穎,邏輯性強,讀之頗為欣喜[1]。
1981年,吳良鏞當選中國科學院技術科學部學部委員后第一次參加學部會議,深感有必要對建筑理論進行基本的探索,以應對改革開放所迎來的中國城鄉規劃建設新時代。他認為,為了闡明建筑學的真諦及其對社會發展的重要性,積極地適應時代的需要,建筑學應從廣度上和深度上加以展拓,應在認識上有所突破,把建筑從房子的概念延至聚居(settlement)的概念。道氏將聚居概念的提取和系統化研究稱之為“scienceofhumansettlements”,吳良鏞將其譯為“人類聚居科學”,簡稱“人類聚居學”,并指出,多少年來,建筑學者們一直宣傳建筑的兩重性,強調藝術的屬性,等等,但總是就房子論房子,非專業者難以理解。一旦聯系到聚居,情形就大不一樣了,整個聚居環境不是房子與房子的簡單疊加,而是人們多種多樣的生活和工作的場所。從一幢房子到三家村到村鎮到城市,以至大城市、特大城市等,都屬于聚居范疇,這樣便很自然地將建筑與城市融合在一起了,也就需要融入人類學、社會學、地理學等觀點,去分析研究實際問題。“聚居論”是一個基本的理論,從此出發,我們可以順理成章地認識到建筑的地區、文化、科技等等特性,終而產生“廣義建筑學”和“人居環境科學”。
1984年,吳良鏞到日本筑波大學參加人類居住國際會議,在日本人類聚居學會(JapanSocietyofEkistics)舉辦的晚會上,結識了該學會主席磯村英一、從希臘來參會的WSE秘書長和《人類聚居學》雜志主編索莫波羅斯(Psomopoulos),以及曾受業于道氏門下的日本建筑師長島孝一和夫人卡瑟琳,還有后任WSE主席的英國利物浦大學教授迪克斯(GeraldB.Dix)等,開始積極參與WSE的活動。
1986年,吳良鏞指導研究生章肖明完成碩士論文《道薩迪亞斯和“人類聚居學”評述》,成為國內早期研究人類聚居學的代表性工作之一。
1987年春,在索莫波羅斯和時任北京市城市規劃管理局局長周永源的策劃和大力促進下,主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人類住區”的《人類聚居學》中國專刊出版,包括吳良鏞、周永源、陳為邦、顧云昌、張元端、董光器等中國學者的12篇文章在專刊上發表,內容涉及城市規劃、住房建設、歷史遺產、環境保護、風景園林,以及北京、沙市、南通、蘇州、青州(益都)、紅山農場(杭州市蕭山區)等不同規模的中國城鄉人居環境建設案例[3]。
1993年,吳良鏞當選為WSE第十三任主席。在他的推薦下,一批中國學者相繼參加WSE的活動,后有多人陸續被接納為WSE的會員。1996年6月,清華大學、加拿大國際開發署(CIDA)和WSE在北京聯合召開“特大城市及其地區”國際學術討論會,并舉行“人類聚居學日”(EkisticsDay)活動。這次會議的論文集隨后在《人類聚居學》1997年的專刊發表,主題為“特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地區”[4]。2008年11月,借第四屆世界城市論壇(WUF4)在中國南京市召開之機,WSE在東南大學建筑學院成功舉辦了2008年會。
1.3建立人居環境科學
在“人類聚居”概念啟發下,吳良鏞首先進行的是“廣義建筑學”的思考,并于1987年在清華大學召開的“建筑科學的未來”學術討論會上,第一次正式提出“廣義建筑學”的思想,接著又以此為題,向全校作了學術報告。1989年《廣義建筑學》出版,全書共分十章,即聚居論、地區論、文化論、科技論、政法論、業務論、教育論、藝術論、方法論和廣義建筑學的構想[5]。該書獲國家教委1990年科學技術進步一等獎。創立廣義建筑學理論后,吳良鏞又將建筑環境的保護與發展上升到人居環境建設與發展的高度,開始探索建立中國的人居環境學科體系。1993年,吳良鏞邀約周干峙和林志群,共同分析了中國城鄉建設發展的形勢和問題,利用中國科學院技術科學部大會報告的機會,第一次正式提出建立“人居環境科學”設想,將其作為一種以人與自然的協調為中心、以居住環境為研究對象的新的學科群。《中國科學報》在1993年8月23日第一版以“學部委員吳良鏞展望我國建筑事業的明天”為題,對這一建議作了詳細報道。人居環境科學的設想得到學術界的積極響應和有關方面的重視。
1994年,吳良鏞、周干峙、林志群合著的《中國建設事業的今天和明天》一書由中國城市出版社出版[6]。在該書的直接影響下,清華大學在當年暑期干部會上醞釀籌建校一級的人居環境研究機構,至1995年11月27日正式成立了清華大學人居環境研究中心。在此期間,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先后資助了四次關于“人居環境”的學術會議(昆明1994年、西安1995年、廣州1996年,重慶1998年)。此外,清華大學、同濟大學相繼開設了有關“人居環境”的課程,重慶大學召開了有關山地人居環境的國際學術會議。學術界從事人居環境研究的組織與活動逐步增多,“人居環境”一詞開始被普遍接受和沿用。
吳良鏞指出,人居環境科學這一新的學科體系的建立與發展,將有助于從新的角度、多層面地揭示當前人類聚居環境中存在的問題,高屋建瓴地解釋我國由于城鎮化進程加速發展所出現的種種現象,科學預測人居環境建設中的重大前景趨勢,充分利用現有的科研成果著手解決某些有關人居環境建設發展的復雜矛盾。同時,我國城鄉建設的豐富實踐將使人居環境科學的研究有可能獲得比其他國家和地區更好的條件和更具操作性的成果。在這樣一種新的學術觀念和開放的學術系統中,原有的各相關學科領域將得到豐富、拓展、交叉與重新組合,并能為我國建設實踐中提出的具體問題,找到一些更加綜合、全面和實際的解決辦法。
1.4人居環境科學的核心內容
2001年10月,吳良鏞專著《人居環境科學導論》在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他指出:“人居環境科學尚在初創之中,現在只是粗略勾勒其輪廓,以有助于人們的思考。總目標是通過理論研究與建設實踐的努力,探索一種以研究改進、提高人居環境質量為目的的多學科群組,融貫包括自然科學、技術科學、人文科學中與人居環境相關的部分,形成一新的學科體系——人居環境科學。”[1]
(1)人居環境釋義
人居環境,顧名思義,是人類聚居生活的地方,是與人類生存活動密切相關的地表空間,它是人類在大自然中賴以生存的基地,是人類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主要場所。按照對人類生存活動的功能作用和影響程度的高低,在空間上,人居環境又可以再分為生態綠地系統與人工建筑系統兩大部分。
(2)人居環境的構成
就內容而言,人居環境包括五大系統:自然系統、人類系統、社會系統、居住系統、支撐系統。就級別而言,人居環境包括五大層次。在借鑒道氏理論的基礎上,根據中國存在的實際問題和人居環境研究的實際情況,初步將人居環境科學范圍簡化為全球、區域、城市、社區(村鎮)、建筑等五大層次。通過對全球和中國若干問題的廣泛思考,提出人居環境建設的五大原則:正視生態的困境,提高生態意識;人居環境建設與經濟發展良性互動;發展科學技術,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繁榮;關懷廣大人民群眾,重視社會發展整體利益;科學的追求與藝術的創造相結合。
(3)人居環境科學基本研究框架
人居環境系統屬于遠至人與生物,近至人們居住系統,以人為中心的生存環境。不同時期對人居環境有共同的追求,各時代各地區也有各自的特殊要求,基于中國情況,將生態、經濟、技術、社會、人文(文化藝術)作為人居環境的基本要求,稱為五大原則(或稱五大綱領),其中自有中國特定的內涵和側重點。五大系統(自然、人、社會、居住、支撐網絡)在研究過程中,可以根據具體情況選擇重點,如以自然系統、人類系統或網絡系統為核心。對五大層次的研究,可以根據不同課題,將重點放在某個層次,并注意其承上啟下的相互關系。上述原則、系統、層次并不是等量齊觀,而是面向實際問題,有目的、有重點地根據問題的性質、內容各有側重,形成若干可供選擇的方案,及若干可能性。在上述方案的基礎上,根據形勢的發展,可以選擇適合客觀情況的解決途徑與行動綱領,可以暫時擱置一些尚未明確的因素。由于不同情況,當考慮上述研究結論尚不盡如人意,或情況有所變化時,需要改進研究框架,繼續探索。
(4)開放的人居環境學科體系
人居環境科學是一個學科群,人居環境科學是發展的,永遠處于一個動態的過程之中,其融合與發展離不開運用多種相關學科的成果,特別要借重各自的相鄰學科的滲透和展拓,來創造性地解決繁雜的實踐中的問題。因此,它們與經濟、社會、地理、環境等外圍學科,共同構成開放的人居環境科學學科體系(圖2)。
2人居環境科學的實踐過程
2.1聯合國主導下的世界人居運動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隨著全球經濟的逐步復蘇和發展,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日趨嚴重,1950年代—1960年代的酸雨、海洋污染等已呈現全球化趨勢。1972年6月5—16日,聯合國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了人類環境會議(UNConferenceontheHumanEnvironment),這是世界各國政府共同討論當代環境問題,探討保護全球環境戰略的第一次國際會議。會議通過了《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宣言》(DeclarationoftheUnitedNationsConferenceontheHumanEnvironment),《宣言》在共同原則第15項中明確指出:“人類住區和城市化必須加以規劃,以避免對環境的不良影響,并為大家取得社會、經濟和環境三方面的最大利益。”
(1)“人居一”與聯合國人居中心成立
面對全球城市化進程不斷加速,為解決未來的城鄉人類住區問題,根據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的建議,得到時任加拿大建設部副部長彼得·奧伯蘭德(PeterOberlander)的具體推動和支持,聯合國于1976年5月31—6月11日在加拿大溫哥華召開了第一次人類住區會議(UNConferenceonHumanSettlements,后稱HabitatI,即“人居一”)。會議認識到人居環境將直接影響人類、社會和經濟發展,不受控制的城市擴張會造成嚴重的環境和生態后果。大會通過了有132個國家及國際組織代表簽署的《溫哥華宣言》(VancouverDeclarationonHumanSettlements)等3個基本文件和5個決議。其中,《溫哥華行動計劃》(VancouverActionPlan)由6個項目63條組成,包括制定國家戰略和政策,應對土地使用和土地權利、人口增長、基礎設施、基本服務、提供適當住房和就業等內容,同時考慮人類發展的社會維度以及弱勢群體和邊緣人口的需求。《溫哥華宣言》和《溫哥華行動計劃》構成了現今聯合國人居署授權的基石。“人居一”是使全世界開始關注城市化和人類住區問題的歷史性會議,它促進了各國的人居建設技術和經驗交流,推進了人居領域內的國家政策制定和國際合作。根據“人居一”的建議,聯合國決定于1977年成立一個政府間機構:人類住區委員會(UnitedNationsCommissiononHumanSettlements),并于1978年組建其常設機構“人類住區(生境)中心”(UNCHS,簡稱“人居中心”),作為委員會的執行秘書處。印度科學家阿考特·拉馬昌德蘭(ArcotRamachandran)博士被任命為聯合國副秘書長兼聯合國人居中心第一任執行主任。同期,UNHHSF轉由人居中心管理。
(2)從“人居二”到“人居三”
“人居一”召開20年之后,第二次聯合國人類住區會議(人居二)于1996年6月3—14日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市召開。“人居二”的主題是:“人人享有適當的住房”和“城市化進程中人類住區的可持續發展”。會議的秘書長是時任聯合國人居中心執行主任的瓦利·恩道(WallyN’Dow)。大會通過的《人居議程》(HabitatAgenda)是各國建設人類住區的指導性文件和行動綱領。聯合國秘書長加利(BoutrosBoutros-Ghali)在開幕詞中指出:這是一項全球性的行動計劃,體現了人類希望的可居住、安全、繁榮、健康和平等的城鎮和鄉村住區的構想,是人類對城市化挑戰的集體回答,這一計劃將決定未來幾代人發展的模式。加利號召所有國家的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非政府組織能夠承擔起實施《人居議程》的使命。
在“人居二”和2001年紐約“伊斯坦布爾+5”等重要會議的推動下,聯合國大會于2002年1月1日通過決議,將原聯合國人居中心提升為聯合國系統內的一個成熟機構——聯合國人居署(UN-Habitat),全稱聯合國人類住區規劃署(UnitedNationsHumanSettlementsProgramme),負責制定城市發展新戰略,以及未來15年的住房目標。安娜·蒂拜瓊卡(AnnaK.Tibaijuka)擔任人居署第一任執行主任。
2011年8月9日,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就召開“第三次聯合國住房和可持續發展會議”(人居三)的準備工作向聯合國大會提出報告。報告建議于2016年召開“人居三”大會,并提出一個新的發展議程,以應對城市面對的新挑戰,并發揮城市的新作用。
“人居三”于2016年10月17—20日在厄瓜多爾首都基多舉行,參會總人數達3萬余人,其中有來自世界多個國家的首腦、167個國家的政府高層代表團以及1萬多名來自世界各國的參會者。“人居三”總共舉辦了近1000場活動,包括8次全體大會,6次高層次圓桌會議,4次大會,分7個區的157個展覽展位,42個村莊項目,460多個多邊活動和培訓等。
潘基文在開幕致辭中指出,為了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中關于不讓任何人掉隊的承諾,我們必須解決污辱和排斥生活貧窮者的問題。城市在相關行動中可以發揮巨大的作用。城市在推動增長的同時,也應成為多元、包容、創新的中心樞紐。“人居三”大會將正式通過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成果文件——《新城市議程》(NewUrbanAgenda),它是“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11”的組成部分,更是一份著眼于行動的文件,將為未來城市可持續發展設定全球標準,有助于我們重新思考應當如何建設和管理城市以及如何在城市中生活。
(3)《新城市議程》
2016年10月20日,在“人居三”大會閉幕式上通過了《新城市議程》。《議程》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部分:“關于可持續城市和人類住區的基多宣言”,針對即將到來的城市化挑戰和機遇,重申各國政府對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全球承諾,以此作為在全球、區域、國家、國家以下和地方各級以綜合和協調方式,在所有相關利益攸關方參與下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步驟。
第二部分:“新城市議程基多執行計劃”包括城市可持續發展轉型承諾,新城市議程的有效執行,各項行動的后續落實和評估等內容。為了共同愿景(commitments)的實現,《新城市議程》提出以下列相互關聯的原則作為指導。不讓任何一個人掉隊,結束一切形式和表現的貧困,包括消除極端貧困。確保可持續和包容型的城市經濟,利用規劃良好的城市化的集聚效應,包括高生產力、競爭力和創新。確保環境可持續性,在城市開發中促進清潔能源和可持續利用土地及資源;保護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包括采取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健康生活方式;推動可持續消費和生產方式;加強城市韌性;減少災害風險;以及緩解和適應氣候變化。“人居三”大會秘書長、時任聯合國人居署執行主任的克洛斯(JoanClos)指出:《新城市議程》雄心勃勃,旨在鋪平前進之路,以使我們的城市和人類住區更具包容性,確保每個人都能夠從城市化中受益,同時重點關注處于脆弱境況的人群。它勾勒出一個多元化、可持續和具有抗災韌性社會的愿景,呼吁推進綠色經濟增長;更重要的是,它是一個鄭重承諾,要求我們共同承擔彼此的責任,并朝著共同的城市化世界的發展方向前進。
(4)世界人居日、世界人居獎與聯合國人居獎、迪拜范例獎
為了喚起各國政府和全社會對解決人類居住問題的重視,反思人類居住的狀況和人人享有適當住房的權利,號召全世界為人居發展作出努力,第四十屆聯大于1985年12月17日通過決議,確定將每年10月的第一個星期一定為“世界人居日”(WorldHabitatDay)①。聯合國為每年的世界人居日確定一個主題,并選定慶典活動的主辦城市。1985年的主題是“千年發展目標和城市”,主辦城市是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
“世界人居獎”(WorldHabitatAward)由英國建筑與社會住房基金會(BSHF)于1985年創立,作為對1987年“國際住房年”的獻禮,在國際上影響廣泛。“世界人居獎”每年評出兩個獲獎項目,在當年的聯合國“世界人居日”全球慶典上頒獎。每個獲獎項目獲得獎金10000英鎊及一個專門設計和制造的獎杯。1993年中國北京菊兒胡同改造項目和2005年黑龍江湯原草磚房曾先后獲得世界人居獎。
1989年,聯合國人居中心開始設立并評選聯合國人居獎(UN-HabitatScrollofHonour),其目的是表彰那些在住房供應、使無家可歸者的困境得到重視、在戰后重建中發揮領導作用、發展和改善人類住區以及城市居民的生活質量等領域作出的杰出貢獻。在每年的世界人居日全球慶典上,聯合國人居署官員將鐫刻著獲獎者名稱及其業績的獎牌頒發給每位獲獎者。1995年,阿聯酋副總統、首相、迪拜市酋長馬克托姆(H.H.SheikhMaktoumBinRashidAlMaktoum)提議設立“迪拜國際改善居住環境最佳范例獎”(DubaiInternationalAwardforBestPracticestoImprovetheLivingEnvironment)。該獎每兩年評選一次,分為“全球十佳、全球百佳、全球良好范例”三級,聯合國將最佳范例定義為對改善居住環境作出的成功且創新的舉措:對提高人的生活質量有顯而易見的影響;是政府、私營企業和民間有效協作的結果;在社會、文化、經濟和環境等方面具有可持續性。
2.2人居環境運動在中國
2.2.1中國政府與世界人居運動
中國政府自1971年10月重返聯合國后,逐步參與聯合國人居中心的相關活動。1983年起,中國作為觀察員參加了聯合國人類住區委員會的歷屆委員會年會,并在國內城鄉建設中響應了1987年國際住房年的活動。1988年,中國被正式接納為人類住區委員會成員國,1990年中國常駐聯合國人居中心代表處成立。根據1991年8月6日中國建設部與聯合國人居署(原聯合國人居中心)簽署的諒解備忘錄中的有關條款,于1992年10月29日成立了聯合國人居署北京信息辦公室。中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長期與聯合國人居署合作出版《人類居住》雜志,并將聯合國人居署的一系列出版物翻譯成中文出版,增進了中國人民對聯合國人居署和世界人居運動的了解。從2010年起,國際歐亞科學院中國科學中心、中國市長協會、中國城市規劃學會與聯合國人居署合作,共同編寫《中國城市狀況報告》(TheStateofChina’sCities),至今已出版四卷。
(1)參加“人居二”大會
1996年6月3—14日,以時任建設部部長侯捷為團長的中國政府代表團出席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市召開的“人居二”大會。時任國務院副總理鄒家華出席了政府高級別特別會議并發表講話,闡述了中國政府關于人居問題的立場,并介紹了中國在人居建設方面取得的成就。鄒家華指出,這次大會提出的兩個主題,充分體現了人類對自身生存最基本的條件和需求的關注。“人人享有適當的住房”是一項最基本的人權,也是人的生存和發展權的重要內容。侯捷就“人居二”大會的主題闡述了中國政府的看法:①解決人類居住問題的關鍵是促進經濟發展和消除貧困;②要注意與人口、環境的協調、可持續發展;③需要全社會的廣泛參與;④要實行城市與農村并重的方針;⑤要立足于本國國情;⑥需要有效的國際合作。
(2)參加“人居三”大會
2016年10月17—20日,時任住房和城鄉建設部部長陳政高作為中國政府特別代表參加了在基多舉行的“人居三”大會。陳政高在大會的致辭中指出,過去20年間,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城鎮化率已由1996年的30.5%提高到2015年的56.1%,年均提高約1.3個百分點;城鎮化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過去20年間,中國不僅解決了13億人的溫飽問題,還努力解決13億人的住房問題。中國城鎮人均住房建筑面積已達33m2以上,農村人均住房建筑面積已達37m2以上。特別是為原先居住在棚戶區的2600多萬戶家庭提供了寬敞明亮的新居;還為1700萬戶家庭提供了以公租房為主體的保障性住房。
2.2.2三次《中國人居報告》
中國政府于1996年、2001年、2016年三次《中華人民共和國人類住區發展報告》,向世界闡明中國在城鎮化進程中堅持可持續發展,為提高人類住區水平所做的主要工作、取得的成就、采取的政策以及對今后的展望和對策。
(1)199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人類住區發展報告》
1996年4月,中國政府向聯合國“人居二”大會提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人類住區發展報告》。報告由建設部、外交部、國家科委、國家計生委、國家環保局、國家統計局等有關部門共同編寫,總結了1980年以來中國為提高人類住區水平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經驗,闡明了中國政府對人類住區問題的基本立場,提出了中國人類住區發展行動計劃(1996—2010年)。中國人類住區發展的目標是:通過政府部門和立法機制制定并實施促進人類住區可持續發展的政策法規、發展戰略、規劃和計劃,動員全體民眾積極參與,努力將中國城鄉住區建設成為規劃布局合理、配套設施齊全、有利工作、方便生活、環境清潔、優美、安靜、居住條件舒適的人類住區。
(2)200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人類住區發展報告(1996—2000年)》
2001年6月,聯合國召開“伊斯坦布爾+5”人居特別聯大,全面審評“人居二”大會通過的《人居議程》執行情況。中國政府組成了以時任建設部部長俞正聲為團長的代表團,出席在聯合國紐約總部舉行的大會。為支持“伊斯坦布爾+5”大會的召開,繼續推動中國人居水平的提高,中國政府組織有關部門撰寫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人類住區發展報告(1996—2000年)》。報告概括反映了“人居二”大會以來,中國在城鎮化進程中堅持可持續發展,為提高人類住區水平所做的主要工作、取得的成就、采取的政策以及對今后的展望和對策。
(3)2016年《聯合國第三次住房和城市可持續發展大會——中國人居報告》
2016年10月,中國政府了《聯合國第三次住房和城市可持續發展大會——中國人居報告》。報告總結了過去20年中國在人居方面的工作及成效,分析了面臨的挑戰和問題,提出了未來一個階段的目標、對策和行動。報告中,城鄉住區發展行動計劃提出到2020年的具體目標包括:城鎮化水平和質量穩步提升,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0%左右,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到45%左右。城鎮人均住宅建筑面積達到35m2左右,基本完成現有城鎮棚戶區、城中村和危房改造。新建的城鎮住房,布局合理、設施齊全、富有特色,保溫、隔熱、隔音性能良好,建筑構造符合抗震、防火、節能要求。城市建成區平均路網密度達到8km/km2,道路面積率達到15%,超大、特大城市公共交通分擔率達到40%以上,大城市達到30%以上,中小城市達到20%以上;公共供水普及率達到95%;城市污水處理率達到95%,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達到95%;城市建成區綠地率達到38.9%;城市防洪排澇設施建設明顯加強。以“低碳生態示范市”“綠色生態城區”和“綠色低碳重點小城鎮”等形式對生態城市建設進行實踐,引領城市轉型發展,改善城市人居環境。力爭城鎮綠色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達到50%。基本完成現有農村危房改造任務。全國農村居民住房、飲水和出行等基本生活條件明顯改善,90%村莊的生活垃圾得到有效處理。人居環境基本實現干凈、整潔、便捷,建成一批各具特色的美麗宜居村莊。
2.2.3設立“中國人居環境獎”和“中國人居環境范例獎”
為了表彰在城鄉建設和管理中堅持可持續發展戰略,努力改善城鄉環境質量,提高城鎮總體功能,創造良好的人居環境方面作出突出貢獻的城市、村鎮、單位和個人,建設部于2000年4月設立“中國人居環境獎”和“中國人居環境范例獎”。該獎每年評選一次,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建設行政主管部門推薦,建設部組織專家評選委員評審,最后經建設部部務會研究決定。2001年12月28日,建設部公布首屆“中國人居環境獎”和“中國人居環境范例獎”獲獎名單,決定授予廣東省深圳市等5個城市“中國人居環境獎”,授予“北京市大氣污染治理和環境綜合整治”等28個項目“中國人居環境范例獎”。2001—2017年,共有43個城市獲得“中國人居環境獎”,共有623個項目獲得“中國人居環境范例獎”。同時,建設部從獲得“中國人居環境獎”的項目中選擇部分優秀項目,向聯合國人居署推薦申報“聯合國人居獎”和“迪拜國際改善居住環境最佳范例獎”。據統計,1990—2018年,中國已23次獲聯合國人居獎和聯合國人居獎特別榮譽獎;1996—2017年,中國先后有136個項目分別獲得迪拜國際改善居住環境最佳范例獎、良好范例獎和鼓勵獎,其中7個項目獲得“全球十佳”稱號。中國在人居領域取得的矚目成就,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贊譽和肯定。
(1)唐山市人民政府因災后重建的巨大成就第一次獲得聯合國人居獎
1976年7月28日,中國河北省唐山豐南一帶發生了里氏7.8級地震,造成約24萬多人死亡,16萬人重傷,罹難場面之慘烈世界罕見。1977年5月14日,國務院原則批準《唐山市恢復建設總體規劃》。大規模災后重建工作從1979年下半年開始,至1986年地震10周年時,市區已有98%的居民遷入新居。1990年11月13日,唐山市人民政府以其抗震救災、重建唐山市、解決百萬人居住問題的突出成績,獲得了聯合國人居中心頒發的聯合國人居獎。在頒獎儀式上,時任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駐京辦事處代表毛瑞代表時任聯合國副秘書長、人居中心執行主任阿考特·拉馬昌德蘭博士向唐山市市長頒獎。人居中心的頒獎詞指出:“向唐山市政府頒獎是為了嘉獎1976年地震后唐山規模巨大的建設和卓著的成就,這是以科學和熱情解決住房、基礎設施和服務問題的杰出范例。唐山的經驗表明,人民的積極參與對改善災后人類居住條件起到重要作用。”
(2)安徽省農村地區的災后重建項目首獲迪拜國際改善居住環境最佳范例獎
1991年夏,我國江淮流域遭受特大洪澇災害,其中蘇皖兩省的受災人口占其人口總數的70%,僅安徽省就有278萬間房屋倒塌。災后不久,中央和地方政府積極實施抗災與改善居民生活和居住環境并行發展的戰略。在廣大受災群眾的積極參與下,這一戰略成效顯著,僅用5年時間,當地95%的受災群眾便遷入了新居。1996年,國際評選團從80多個國家推薦的600多個項目中評選出安徽省農村地區災后重建等12個項目,授予迪拜國際改善居住環境最佳范例獎,并在聯合國“人居二”大會上舉行了頒獎儀式。
(3)成都市府南河綜合整治項目獲得1998年度聯合國人居獎
成都府南河是岷江水系流經成都并環繞市中心的兩條支流府河、南河的合稱。兩河在城區段全長29km,歷史上具有灌溉、供水、航運、排水、泄洪、娛樂等多種功能。由于城市人口和經濟迅速增長和基礎設施的日趨陳舊,使府南河原有功能大多喪失,除仍有一定的排洪能力外,基本上成了排放工業廢水和生活污水的黑臭水體。約10萬居民長期生活在府南河兩岸低洼潮濕、衛生設施缺乏的棚屋,受到貧困、疾病和犯罪威脅。為改善成都市的人居環境,1994年,府南河綜合整治工程全面啟動。整個工程包括:河道整治、污水截流、棚戶區改造、道路與管網、濱河綠化、古城文化建設等部分。綜合整治工程兼顧經濟、社會、環境效益,展示了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模式,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1998年,府南河綜合整治工程獲聯合國“人居環境獎”。2000年,府南河改造與城市住區環境改善項目獲得國際地方環境先驅委員會、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聯合國環境署共同設立的“地方政府首創獎”,以及聯合國人居中心、阿拉伯聯合酋長國迪拜市政府聯合設立的“改善居住環境最佳范例獎”①。
(4)把創造優良人居環境作為城市工作的中心目標
2001年3月15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批準《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其中第九章第一節:“實施城鎮化戰略,促進城鄉共同進步”提出:“要加強城鎮基礎設施建設,健全城鎮居住、公共服務和社區服務等功能。以創造良好的人居環境為中心,加強城鎮生態建設和污染綜合治理,改善城鎮環境。加強城鎮規劃、設計、建設及綜合管理,形成各具特色的城市風格,全面提高城鎮管理水平。”這是“人居環境”一詞首次在中央文件中出現。2015年12月20—21日,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在會上指出:“城市工作要把創造優良人居環境作為中心目標,努力把城市建設成為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美麗家園。”2016年起,國務院和國務院辦公廳在對各城市總體規劃進行批復時,大都包括了如下要求:“創造優良的人居環境。要堅持以人為本,統籌安排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教育、醫療、市政等公共服務設施的規劃布局和建設。將城市保障性住房的建設目標納入近期建設規劃,確保保障性住房用地的分期供給規模、區位布局和相關資金投入。加快棚戶區、城中村、城鄉危房改造及配套基礎設施建設,根據城市的實際需要與可能,穩步推進城市有機更新。不斷完善城市管理和服務,提高城市發展的宜居性,努力把城市建設成為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美麗家園。”
2.3清華大學的人居實踐
梁思成先生于1946年10月創辦清華大學建筑系,提出“體形環境論”作為清華建筑教育的指導思想。1980年代以來,吳良鏞繼承和發揚了梁先生的建筑思想,提出“廣義建筑學”和“人居環境科學”理論。進入21世紀,清華大學建筑學院逐步確立了“立足人居環境,探索中國特色,躋身世界一流”的辦學思想和發展目標。在人居環境科學指導下,關注中國城鄉建設的重大課題,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同時關注國內外學科發展的前沿課題,探索新的理論體系與方法。堅持教學、科研和實踐相結合,在中國人居環境建設實踐中不斷取得新成績。
(1)北京舊城菊兒胡同新四合院住宅工程
菊兒胡同位于北京市東城區,緊臨老城中心的南鑼鼓巷傳統平房四合院保護區,與中軸線上的地安門外大街僅一街坊之隔。菊兒胡同新四合院住宅工程由吳良鏞主持規劃設計。從1987年起,在北京市住房體制改革辦公室的協助下,作為首批舊城改造及危改結合房改的試點工程之一,由清華大學建筑學院師生組成課題組,進行住宅調查及居民參與改建的研究,并同時開始新四合院工程的建筑規劃設計。規劃師、建筑師采用建立在“有機更新”理論上的小規模改造原則,協助成立居民住房合作社,發動社區與區政府和開發公司共同組成“三位一體”的運行機制。工程采用居民集資,居民所在單位資助,國家予以扶持的方法,是城市危房改造和居民住房體制改革的成功嘗試。先后完成的兩期工程共建成13個新四合院院落建筑群,新建住宅15000m2,使原有236戶居民的居住條件得到改善。菊兒胡同新四合院住宅工程繼承和發揚了北京傳統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住宅文化,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重視,1993年獲“世界人居獎”。頒獎評語指出:“菊兒胡同新四合院住宅開創了北京舊城中心區更新改造的一種新方法,傳統的四合院住宅格局得到保留并加以改進,避免了全部拆除舊城內歷史性衰敗住宅。同樣重要的是,這個工程還探索了一條在歷史城市中進行住宅規劃設計和集資建設的新途徑。”[7]
(2)京津冀地區城鄉空間發展規劃研究
京津冀地區與長三角、珠三角地區比肩而立,是我國開放程度最高、創新能力最強、吸納人口最多的三個城市密集地區之一,是拉動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世紀之交,京津冀地區在面對全球城市競爭挑戰的同時,也困擾于自身發展的種種問題,特別是首都北京因其城市功能過多而導致的“城市病”,以及京津冀地區出現的區域發展差距懸殊的不協調、不均衡的矛盾。清華大學課題組在吳良鏞的主持領導下,從1970年代后期起開展了持續性的研究工作。1998年,研究得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建設部重點科研項目和清華大學985研究基金項目的支持,創造性采用多學科、跨部門、大協作的“科學共同體”模式,組織京津冀兩省一市有關部門和不同專業的合作,先后有21家單位、近200位專家參與其中。課題組于2002年、2006年、2013年先后發表《京津冀地區城鄉空間發展規劃研究》的一期、二期、三期報告。[8]課題組與國家的改革開放同步,研究提出的以區域協調為核心的規劃范式,是新時期國內第一次大規模的區域規劃的成功探索,是人居環境科學理論在城市與區域層面的具體運用,對全國城市和區域規劃工作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京津冀地區城鄉空間發展規劃研究》的綜合成果于2014年11月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展出,并于2016年獲華夏建設科學技術一等獎。
(3)編纂《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三版“人居環境科學”學科卷
百科全書被稱為“人類知識的寶庫”,具有傳承文明、啟迪智慧等重要作用。1978年,黨中央、國務院批準編纂《中國大百科全書》。1993年,《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一版74卷全部出齊,結束了中國沒有百科全書的歷史。2007年,《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二版32卷編纂出版。2011年,國務院批準《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三版立項,定位為數字化時代的新型百科全書,是基于信息化技術和互聯網,進行知識生產、分發和傳播的國家大型公共知識服務平臺。2015年6月10日,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致函清華大學,說明“經多方調研、專家推薦,并經《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三版領導小組討論,特聘請吳良鏞院士擔任人居環境科學(含建筑學、風景園林學、城鄉規劃學)學科主編。”2015年7月16日,由吳良鏞擔任主編的《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三版人居環境科學卷學科編委會第一次會議在清華大學建筑學院召開。吳良鏞在會上介紹了人居環境科學的學科構思。他說:“就《中國大百科全書》的編纂歷程來說,經過20多年來的探索,現在將建筑學、城鄉規劃學、風景園林學三個學科聯合起來,冠以人居環境科學是順理成章的,三個學科共同編纂人居環境科學符合學科的發展趨勢。”
3結語
吳良鏞在回顧人居環境科學創建時說:“改革是由倒逼而產生的”。他在《良鏞求索》一書中寫道:“人居環境科學是以現實問題為導向而產生的,即從中國建設的實際出發,以問題為中心,主動地從所涉及的主要的相關學科中吸取智慧,有意識地尋找城鄉人居環境發展的‘新范式’(newparadigm),不斷地推進學術的發展。96歲高齡的吳良鏞先生出席了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以“人居環境科學的創建者”的貢獻接受了黨和國家“改革先鋒”的表彰。無可爭議的是,中國的人居環境科學理論與實踐已經成為改革開放40周年的標志性成果之一,而這也正是本文撰寫之動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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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童寯.新建筑與流派[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1980.
[5]吳良鏞.廣義建筑學[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89.
[6]吳良鏞,周干峙,林志群.我國建設事業的今天和明天[M].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1994.
[7]吳良鏞.北京舊城與菊兒胡同[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1994.
[8]吳良鏞等.京津冀地區城鄉空間發展規劃研究[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
[9]《人居進展》編輯部.人居進展(創刊詞)[J].人居進展,2016(1):1-4
[10]吳良鏞.良鏞求索(中國工程院院士傳記)[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6.
作者:毛其智 單位:清華大學建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