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貢•席勒繪畫作品的母性形象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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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世紀末20世紀初奧地利的著名畫家埃貢•席勒創作了許多以母親為主題的繪畫作品，這些作品表現出畫家自身與母親的矛盾關系。本文通過對席勒作品中母性形象的分析，揭示其作品中的隱喻意義，同時也展現出畫家對生命起源與終結的思考。

關鍵詞：埃貢•席勒；母性形象；隱喻；性別權利

母親是一切生命的起源，母愛也是人類來到世界上感受到的第一種情感。在人類社會漫長的發展歷程中，對母性的依賴和崇拜是一種“原始情節”，沉淀于人類文化意識深處。對于孩子來說母親是其存于世間身體和情感的依靠，同時母親也是孩子對世界進行摹仿和認知的首個對象。但是，隨著孩子的成長，其獨立的人格逐漸要求擺脫母親的束縛，孩子與母親的對抗日益凸顯，此時的母親不得不接受與孩子分離的無奈。在埃貢•席勒的眾多表現母性的繪畫作品中這種母與子之間的依賴于掙脫間的矛盾關系就體現的極為明顯。

一、席勒與母親的關系

埃貢•席勒的母親瑪麗•紹庫普生長在一個信仰捷克天主教的傳統波西米亞家庭，她是席勒生命中的第一位女性同時也是唯一一位陪伴席勒一生的女性。瑪麗•席勒是一位典型的世紀末歐洲中產階級女性，在父權統治和社會傳統思想的雙重壓制下，她在丈夫與孩子間努力扮演著妻子與母親的角色，但命運之神并沒有眷顧她，自結婚之日起疾病、死亡、憂愁、苦痛便成為她生命中的關鍵詞。由于丈夫的早逝而陷入經濟困頓的窘境，加之自身疾病的困擾已經讓瑪麗•席勒精疲力竭，與兒子埃貢•席勒之間脆弱的母子關系更讓她心力憔悴。同時，她將自己對生命的恐懼用抱怨的形式毫無保留的展現在年幼的席勒面前。心理學家羅洛•梅曾指出：“父母的恐懼不只會‘影響’孩子的恐懼，孩子更會因為雙親之故，學會害怕某些特定的事物。兒童的焦慮發展，主要是來自他與父母的關系”，因此瑪麗•席勒的恐懼和抱怨便使得席勒在壓抑的環境下也變得敏感而焦慮。得不到母親關愛的席勒，同樣以抱怨的方式對他的贊助人訴說自己對母親的怨恨：“我不能理解在這個世界上我母親為什么會用這種與我期望中所真正需要的方式截然不同的方式對待我！如果僅僅是別人就算了！但是，她是我自己的母親！難以言喻的悲哀！而且也是一個沉重的負擔！我甚至都不能理解這樣的事情怎么會有可能發生。這違背了自然的本性。我與我的母親在很多方面都很相像，我與她血脈相通，但在精神上我們完全不同，這并非不幸，真正的不幸是很多時候她對待我時的舉動如同對待一個陌生人一樣，這讓我很受傷。”2埃貢•席勒對母親瑪麗•席勒有著復雜的情緒，他愛著他的母親，但是他的愛沒有得到回應，更沒有得到滿足，于是起初這份對母親的愛轉化成對母親強烈的怨恨甚至仇視。在他描繪母親以及母與子題材的作品中母親的形象幾乎都一幅面目猙獰、用心險惡的模樣。席勒創作于1906年的作品《瑪利亞與孩子》中他用象征的手法表現了一個邪惡的母親與孩子在一起的場景。畫中的母親是圣母瑪利亞，她在畫面的中后方，觀者看不清她的面容，只能看見一雙睜大的眼睛，眼神中流露著兇狠的目光，在她懷里的是一個有著卷曲頭發的兒童——耶穌基督。基督通體雪白，眼神中充滿了害怕。與歷史中流傳下來的寧靜祥和，閃耀著母性光輝的圣母子圖相異的是，席勒筆下的圣母一只手摸著懷中耶穌，另一只手卻似乎想要去捂住正在呼救的耶穌的嘴，作品中看不到母愛的存在，卻給人一種緊張恐怖之感。整幅作品是紅色的色調，特別是圣母的頭發和衣服完全隱沒在暗紅的背景中，只有耶穌基督使用了白色，成為畫面的亮部。席勒沒有遵循透視的原理，而是將圣母子二人處理成具有裝飾性的平面，并且只突出圣母子圓睜的雙眼和不成比例的巨大的手，這使得作品的氣氛更顯詭異。瑪利亞既是圣母的名字同時也是席勒母親的名字，席勒正是利用這樣的“巧合”隱喻自己對母親的不滿和憤怒。

二、孕育中的母性形象

母親是人類生命的締造者，這是生理本能賦予女性的職責與命運。一個女性孕育生命的過程充滿著艱辛，她承載著一個家庭、一個民族及整個人類對生命的渴望。人類時時刻刻在面對未知的恐懼和死亡的威脅時，是母性的光輝照亮了人類生生不息的繁衍壯大之路，母親是生命和慈愛的象征，因此母親在眾多藝術作品中被藝術家們塑造成神圣、偉大、美麗、溫婉的形象。然而在埃貢•席勒的作品中，懷孕的母親卻都是一副將死或已經死去的模樣，她們正在被死神召喚，或者干脆成為了死神的代言，腹中的生命在周遭死亡的威脅下危在旦夕。生與死的矛盾在畫面里形成巨大的視覺和心理張力，不安、焦慮和肅殺的氣氛呈現出席勒對人類死亡本能的認識與思考。埃貢•席勒之所以會用不同于傳統的方式表現懷孕母親的形象與他童年時期受到的心理創傷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如前文所述，席勒的父親阿道夫•席勒在婚前感染了梅毒并且將梅毒傳染給了席勒的母親瑪麗•席勒，梅毒病毒不斷感染瑪麗腹中的胎兒，導致瑪麗接連的小產或產下死胎。因為梅毒，死亡一直籠罩在席勒的家庭中，除了未出生就已經離開人世的嬰兒，在三歲的時候他便親身經歷了十歲姐姐的早夭，之后他的父親又因為晚期梅毒的爆發瘋癲而亡。面對親人的相繼離世，席勒對死亡有著異于常人的敏感與恐懼，母親的多次死產，讓他不得不將新生與死亡聯系在一起。1910年初，席勒在維也納大學婦產科朋友埃爾溫•馮•格拉夫的允許下，以前來進行產檢的孕婦為模特，創作了多幅“婦產科水彩畫”3。在這些水彩畫中，席勒運用紅色、橘色、藍色、紫色等表現性的色彩描繪模特的皮膚，使孕婦們看上去仿佛得了大病一般，顯現出強烈的主觀意味。例如作品《穿紅色襪子的站立女裸體》中描繪了一個紅色頭發穿著紅色襪子的裸體孕婦，席勒用黑色的線條勾勒了她身體的線條，因懷孕而脹起的肚子顯得沉重不堪，席勒用綠色、黑色、黃色和橙色表現孕婦的皮膚，反常且陰暗的色彩使孕婦看上去呈現出一種病態，渾身上下都透露著死亡的氣息。19世紀末，產婦在孩子出生時死亡是一件并不罕見的事情，因此懷孕生子對于女性來說充滿危險和恐懼，新生命降生的時刻同時可能會葬送母親的生命。在“婦產科水彩畫”系列作品中，席勒還僅僅是用帶有表現性的手法暗示了死亡的存在，但在此之后創作的作品《死亡的母親I》則直接表現了母親的死亡。此作品中席勒描繪了一個已經死亡的懷孕母親。畫中的母親披散著頭發向右無力的歪著頭，她眼睛緊閉，棱角分明的臉上是土褐色干枯的皮膚。她歪向右邊的頭與伸出的左手形成了一個近似圓形的空間，這個空間代表了畫中母親隆起的肚子。與傳統表現孕婦的繪畫極為不同的是，席勒在畫中明確畫出了孕婦腹中的胎兒。孩子所在的圓形空間不僅是畫面中最亮的地方，也是整幅作品的中心，他蜷縮在母親的子宮里等待著自己的降生。孩子的頭靠向左邊，正好位于母親的臉頰下方，仿佛是想與母親更加親近。他半睜著眼睛右眼上長著濃密的睫毛暗示著不斷生長的跡象。與母親蠟黃皮膚和枯瘦的臉龐相比，席勒在表現胎兒時使用了象征著生命的紅色與橙色表現了胎兒的嘴唇、臉頰和雙手。整幅作品中母親和胎兒都被無盡的黑色包裹著，他們仿佛被置于宇宙的混沌之中。席勒用連續的大筆觸一圈圈的畫出了分割胎兒和母親的空間，新生的力量被暗示著死亡的層層黑暗包圍著，最終陷入死亡的渦旋里。對于席勒來說，他用母親的形象，特別是孕婦的形象直接表現死亡的景象除了表自己對母親經歷的同情、對自己童年時心理陰影的撫慰，更展現了人類在面對死亡時的恐懼和無助，流露出自己的悲憫情懷。

三、宗教隱喻下的母性形象

埃貢•席勒在他所創作的女性題材繪畫作品中直面人類死亡的景象，此時他使用了帶有宗教隱喻的圣母形象來闡釋死亡的神秘，以及訴說在面對死亡時人類所顯現出來的前所未有的恐懼。眾所周知，宗教是人們在面對死亡畏懼時精神的庇護地，并且給予了人類終極關懷和終極意義。基督教信仰至席勒生活的年代已經在歐洲延續了上千年，然而世紀末隨著達爾文的進化論、孟德爾的遺傳學等一系列科學理論和技術的發展，人們早已不再將“上帝的全能”奉為精神信仰的圭臬，之后尼采振聾發聵的一聲“上帝死了！”，更是徹底打破了人們的信仰體系。然而舊有的信仰已經崩塌，新的信念尚待建立，人類又無法用科學技術對終極問題作出合理的解釋，焦慮、恐懼、惶惑成為整個社會氣氛的寫照。面對此情此景的席勒將人類的死亡與宗教的死亡相類比，用圣母瑪利亞的死亡揭示自己對人類生命生死輪回的理解。圣母瑪利亞是基督教中耶穌基督的生母，在西方藝術史中圣母瑪利亞被無數大師塑造為一個集貞潔、美麗、溫柔、生命活力于一身的完美女性形象，圣母瑪利亞是人類母愛、生命、希望的象征。然而在席勒的寓意性作品里，他顛覆了傳統的象征意義，將圣母瑪利亞描繪成將死或者已經死去的形象，此時的圣母雖然依舊抱著嬰孩，但她失去了生命的活力，成為死亡的代表。創作于1912年的作品《母親與孩子II》中席勒便以母與子的主題描繪了圣母的死亡。作品的尺幅并不大，但席勒使用了圣像畫的構圖模式，將母親和孩子繪于畫面的對角線位置上，飽滿的構圖使畫面的氣氛顯得莊嚴肅穆。畫中的母親微側著清瘦的臉，緊閉著雙眼和嘴唇，灰色的臉上顴骨下陷而且沒有血色，她的頭發與背景的黑色融為一體只有一條藍色的帶狀條紋將其頭發與背景稍微分離開來，這條藍色的條帶既像母親身著的衣服的帽檐，又像圣母頭后象征擁有神性的光圈。母親伸出干枯的右手緊緊摟住孩子的肩膀，她懷中的孩子則面對著觀眾，睜大著藍色的眼睛，微張著嘴，露出無比恐懼的神情。孩子黃色的頭發像太陽的光圈，又像跳動著的火苗一般向四周豎起。他伸出左手，五指張開，好似在向外求救又好似想要掙脫母親的懷抱。整個畫面除了母親、孩子的臉和手處于光亮之中，剩下的背景部分是一片黑暗，席勒的用筆快速又狂放，不均勻的色彩痕跡表現出黑暗世界里的動蕩與雜亂。在黑色背景的映襯下，緊閉著眼睛的母親仿佛已經失去了生命的氣息，她閉上的眼睛切斷了所有關于生的希望，暗示著自己已經落入無盡的黑暗之中。隨著一戰的爆發，人類開始經歷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自相殘殺。戰爭爆發初期，包括奧地利畫家奧斯卡•科柯施卡在內的許多年輕人帶著對戰爭的浪漫主義幻想和對英雄主義的狂熱奔赴前線，當時眾多歐洲民眾并不清楚自己將要面對一個怎樣可怕的地獄場面。然而席勒在民族主義瘋狂煽動的情緒下保持著冷靜，這不是因為“他覺得戰爭讓他從藝術創作中分心，而是因為他敏銳的感覺到極端的民族主義是人道主義的敵人”4。席勒以一個藝術家的敏銳直覺感受到來自戰爭和死亡的威脅，面對戰爭的殘酷和對生命的無情踐踏，時隔兩年之后的1915年，席勒再一次以宗教隱喻下的母與子為主題創作了《母親和兩個孩子II》和《母親和兩個孩子Ⅲ》。如果說之前母與子作品中母親和圣母的死亡更多的代表了席勒對自己童年經歷死亡噩夢的訴說，那么此時死亡的圣母瑪利亞則代表了席勒對整個時代、對正在遭受死亡折磨的人類的無可奈何和無限同情。綜上所述，可見席勒用隱喻的方式探索著人性中死亡本能的神秘和強大，他一次次通過描繪母親死亡的圖景，描畫生與死看似矛盾的同在景象是想要向人們強調生命中死亡的必然，坦然承認人類面對死亡時的恐懼和扭曲。但同時席勒也在畫中呼喚生命的力量，當死亡逼近時，生命的希望之光盡管微弱，卻依舊閃耀。

注釋：

1.[美]羅洛•梅.朱侃如譯.焦慮的意義[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94.

作者:袁圣嬰 單位:浙江外國語學院藝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