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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蘇教版高中語文教材選編了魯迅的小說《祝福》《在酒樓上》,散文《阿長與〈山海經〉》《父親的病》等,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身上都彌漫著悲哀的氣息。這些悲劇主人公的命運強烈地撞擊讀者的情感,使讀者把體驗到的負面情感轉化為一種崇高的慈悲情懷,轉化為對人生、對社會的積極思考,轉化為追求自由美好的奮斗精神,為后人的抗爭提供了線索和教訓。
關鍵詞:高中語文魯迅悲劇人物
曾評價魯迅:“魯迅的方向,就是中國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魯迅先生的小說,幾乎都是以冷峻的筆調描摹舊社會里的各色人等,讓一個個鮮活的人物形象從現實走入書中,再從書中走向現實。他們像一個個字體不一的驚嘆號,活生生地樹立在讀者面前,他們又像一具具悲苦的石俑,沉重地站立在大地上。他們的命運,就是一把把匕首,無情地刺向黑暗的封建社會,劃出一道道鮮血淋漓的豁口。魯迅先生善于寫悲劇,他認為,悲劇就是把美好的東西毀滅給人看。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認為,悲劇的意義在于引起恐懼與憐憫。悲劇的存在揭示了毀滅者的存在,這是我們應該竭力避免的。悲劇強烈撞擊讀者的情感,使之把體驗到的負面情感轉化為一種崇高的慈悲情懷,轉化為對人生、對社會的積極思考,轉化為追求自由美好的奮斗精神。這也許就是20世紀初的魯迅滿腔熱情地創作悲劇的力量源泉吧。蘇教版高中語文教材選錄了魯迅的小說《祝福》《在酒樓上》,散文《阿長與〈山海經〉》《父親的病》等,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身上,都彌漫著悲哀的氣息。
一、魯迅在《吶喊•自序》中說:“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里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我”的故鄉就是沒有門窗的黑暗的鐵屋子的一角,每天都在上演著昏睡而死的悲劇。《祝福》中的祥林嫂是舊中國農村婦女的典型,她悲慘的命運濃縮了舊中國農村底層勞動婦女的生活狀況,控訴了封建禮教的虛偽與罪惡。魯迅先生在《論第三種人》一文中曾這樣說:“生在階級社會里,要想做一個超階級的人,這樣的人是根本不存在的……這恰如一個人要拔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地球一樣。”生在封建社會中的祥林嫂是不可能跳出封建社會的局囿的,她正是被封建社會的四大繩索———政權、族權、夫權、神權扼殺致死的。
(一)政權。
舊中國的底層勞動婦女是連姓名也沒有的,他們地位底下,沒有尊嚴,“命運命運”,“命”就已經注定是窮人命。出生在山區農村的祥林嫂和舊社會千千萬萬勞動婦女一樣,善良勤勞,樸實厚道,孝順卑躬。她身無分文,經濟上毫無地位,她沒有話語權,政治上毫無地位。她的婚姻是自己做不了主的,她的人身自由也是被限制的,甚至,她會被當作一件商品任意買賣。她嫁給了一個比她小十歲的丈夫,可想而知,在這個家里,她要承擔更多的勞動,也不可能擺脫不幸的遭遇。如果,小丈夫能體恤她,與她夫唱婦隨,生兒育女,也許,祥林嫂的后半輩子還能有個著落,可是,“命運命運”,她的“運”也不好。不久,小丈夫去世,她的人生遇到了重大打擊。她起得更早,吃得更少,做得更勤快,侍奉婆婆更周到。她的思想,是長期受封建思想文化浸淫的,于是,她想遵奉著封建禮教的規定老實地守寡。后來無意中聽說婆婆要把她賣到深山野坳,她內心出現了可貴的反抗意識———她逃到了魯鎮做工。她的愿望是最簡單、最樸素的,就是想用自己的勞動去爭取自由地活著。她在魯四老爺家,“比勤快的男人還勤快。到年底,掃塵、洗地、殺雞、宰鵝,徹夜的煮福禮,全是一人擔當。”漸漸地,“口角邊有了笑影,臉上也白胖了”,她的生活基本安穩下來了,她沒有別的追求,也許,就這樣可以一直干上一輩子。殊不知,魯四老爺家是個頑固的封建堡壘,魯四老爺是地主階級,是政權的代表,他不可能同情祥林嫂,更不能幫助她,把她搭救出來,魯四老爺們死死地護衛著自己這一階層,絕不會讓祥林嫂跳出悲苦的生活圈。而祥林嫂所希望得到的原來是一種作為人的最低的生存條件,是一種極不公平的生活,因而這希望和滿足本身便是帶著悲劇性的。
(二)族權。
祥林嫂的運氣偏偏那樣不好。她以為躲得開婆婆家,她以為躲得夠遠了,其實,在那樣的一個牢籠般的地方,她真是躲得太近了。她的婆婆依靠族權的威勢,依靠族人的幫忙,加上攛掇,又把她抓了回去,把她賣到了深山坳里。這是祥林嫂命運史上的又一次重大打擊。由此可見,在封建社會,婦女的命運如同牲畜、商品,處境悲慘可憐。她的婆婆也是媳婦出身,也是農村婦女,卻沒有絲毫的同情和憐憫,沒有一絲人情味。為了維護族權和給小兒子買媳婦,她喪失了作為人的基本人性,不能不說是中國農村婦女可憐又可惡的典型代表。她是封建禮教的忠實護衛者,是封建禮教思想的受害者,又是新一輪受害者的迫害者,他們是幫兇,而且毫不自知,冷漠無情。舊中國農村的婦女就這么一代又一代愚昧著,讓魯迅等清醒著的知識分子們同情、痛恨、哀憐。
(三)夫權。
封建禮教要求女子從一而終,不得再嫁。所謂的“守節”“女貞”,把舊社會的女子牢牢禁錮著。祥林嫂死死地遵從著這個法則,所以前夫死去后,她心甘情愿地為其守節,不肯再嫁,在花轎里又哭又鬧,在拜堂時撞得頭破血流。與其說她在和“命運”抗爭,倒不如說她在誓死捍衛她的封建禮教,對再嫁這一行為深以為恥。如果賀老六能繼續活著,祥林嫂的命運可能就會改寫,最起碼還算安穩。男人有力氣干活,房子是自家的……母子皆胖……可惜,她的命運又出現了重大的轉折———丈夫死了,阿毛被狼吃了。與其說魯迅的筆觸鋒利無情,倒不如說舊中國的現實遠比小說來得更無情,更悲苦。她依附的第三個男性也不在了,大伯代表的族權再次施威,收了她的房子,將她趕了出去。一個弱女子,孤苦無依,現實再一次無情地將她拋棄。在舊中國,一個女子,沒有男性的依靠和幫助,她也就失去了做人的尊嚴,任何人都可以欺負她。在生活的折磨和打擊下,祥林嫂重回魯鎮做工。她一求有口飯吃,二求心理安慰。她把阿毛的不幸歸結為自己的罪過,在反復的自責中希望能彌補內心的創傷,潛意識里,她希望不斷地向他人絮叨阿毛的遭遇能博得他人的同情,也希望他人能給予精神安慰,從而減輕自己的負罪感,無奈旁人的冷漠麻木使得祥林嫂無處宣泄,無處寄托。本來,再嫁的那道疤已經成了她心底的罪過,現在,阿毛的死又加重了她的“罪孽”,她成了一個徹底的抑郁癥患者,無人減輕她的痛苦,無人體會她的自責,更無人為她開導,給她溫暖,她像活在了一個不透風的銅墻鐵壁里。祥林嫂的婆婆、衛老婆子、四嬸、柳媽盡管也是封建文化的受害者,但卻都不自覺地維護著封建文化對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統治,無一不是往祥林嫂心里戳刀的人。而她們本身的存在,又何嘗不是舊中國的大悲劇?
(四)神權。
祥林嫂還在和命運做著最后的抗爭,為了贖罪,她把僅有的血汗錢捐了門檻。當她以為贖了罪,坦然地去拿酒杯筷子時,四嬸大叫一聲“你放著罷,祥林嫂”,這就徹底打破了其幻想。這時,“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縮手,臉色變作灰黑”,“失神的站著”,“這一回她的變化非常大”,“眼睛窈陷下去,連精神也更不濟了”,這次打擊成了壓垮祥林嫂的最后一根稻草。祥林嫂經濟上受盡剝削,政治上備受壓迫,精神上慘遭摧殘才成了這個樣子,但是還要再捐一條門檻,再讓千人踏、萬人跨。舊中國的底層勞動婦女難道就該是這樣的命運嗎?在一個世紀之前,整個中國一窮二白,中國的農村大地消息閉塞,婦女地位低下,沒有受教育的權利,沒有任何保障,只能任人宰割,這讓回到家鄉的魯迅萬分悲憤。千千萬萬的勞動婦女原本是善良安分的、健康活潑的、勤勞堅韌的,卻只能落得如此凄涼的結局,這黑暗的中國大地啊,讓人窒息,讓人絕望。魯迅毅然高舉新思想、新文化的旗幟,大聲吶喊:醒醒吧,國人!
二、魯迅在《彷徨》的扉頁上摘錄了《離騷》中的“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書中貫穿著他對生活在封建勢力重壓下的農民及知識分子“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關懷。孤獨無依,進退失據,謂之彷徨。這希望,最終還是破滅了。辛亥革命失敗了,魯迅看不到更好的出路,出路似乎總是在未來,而不是現在。路是遠的,而前面又看不見路;依稀有路時,卻看不見光;想掙扎著走出一條路來,卻是遍體鱗傷,毫無結果。祥林嫂有過抗爭,無奈個人的力量太渺小,她失敗了;大批的熱血青年也抗爭過,但也失敗了;知識分子的出路,比祥林嫂這樣的農村勞動婦女似乎略好一點,然而也是陷于苦悶和迷茫之中。《在酒樓上》描寫的就是辛亥革命以后,陷于彷徨、最終沒落的知識分子呂緯甫的故事。他在受了一系列的挫折和打擊以后,理想破滅了,變得頹廢消沉。魯迅說過:“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吊客,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往。”知識分子的逃離,引起了魯迅的深思。魯迅首先是一位文學家,他沒有別的法子,只能拿起手中的筆,作旗幟,作匕首,作槍炮,然后才是一位革命家。在文學創作的過程中,他看到了中國的腐朽落后,國人的麻木愚昧,他的思想越來越成熟深邃,給無數迷途中的青年擦亮了雙眼,帶來了曙光。然而,魯迅也會彷徨,革命的路,該怎么走?中國的前途,在哪里?一個祥林嫂死去了,更多的祥林嫂死去了,魯迅悲憤!一個呂緯甫消沉了,更多的呂緯甫消沉了,魯迅擔憂!“我”再次見到呂緯甫,他“也還是亂蓬蓬的須發”,同樣的“亂蓬蓬”卻有不同的原因。過去的他,奮發激昂,不拘小節,充滿著革命的青春和熱情,活力無限,有著和舊事物、舊時代決裂的勇氣,有著對未來的憧憬和向往;而現在,則是陷入了無聊失意、得過且過、不思進取的消極狀態,他迷茫、困惑,也痛苦不甘,他自責、自嘲,也自我麻痹。呂緯甫的“圓圈理論”自述,說明他認識到了自己變化的荒唐可笑,更認識到了這種變化的不可避免。魯迅曾經說過,中國是一個“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的國度,要想動搖千百年的封建思想、封建勢力,何其困難!那些劉和珍們、秋瑾們,那些范愛農們,那些呂緯甫們,無一不是積極的熱血青年,無奈他們的悲劇是知識分子孤軍作戰,脫離了大量群眾而導致的悲劇,中國的出路僅靠知識分子是解決不了的,但是他們的悲劇,恰恰也為革命者尋找新的革命道路提供了線索和教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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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田偉良單位:宜興市丁蜀高級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