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參與論文：大學生參與政治阻礙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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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劉裕、黃容 單位：電子科技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有學者則指出我國當前的民主體制還不夠完善，無法提供滿足公民包括青年學生政治參與制度化的參與渠道，尚未形成能吸納廣大公民政治參與的能力[4]。這些研究雖在現狀、問題、成因及對策方面進行了探討，但卻未深入分析大學生參與人大代表選舉的影響因素及其內在聯系。因此，本研究將探尋大學生參與人大代表選舉的影響因素，并分析彼此間的內在聯系。采用問卷的方式在四川省5所“211工程”大學進行調查，運用SPSS因子分析方法，并采用結構方程模型分析大學生參與人大代表選舉的影響因素，并借此提出切實可行的對策和建議，為提高大學生參與人大代表選舉的積極性和政治參與度提供參考和借鑒。
理論假設與模型構建
動機作為行為的動力，直接推動個體活動的動力，具有激發、指引功能，并與行為特別是行為傾向具有一致性。因此，本研究將選舉動機作為選舉行為傾向的重要變量，并假設（H1）選舉動機越強烈，對選舉行為傾向影響越大。但是，任何動機和行為都是以認知作為前提和基礎，其認知水平的高低也必然會影響動機，因此假設（H2）選舉認知水平越高，選舉動機越強烈，假設（H3）選舉認知水平越高，選舉行為傾向越大。此外，動機理論還認為人的需要、興趣、愛好、價值觀等都需要轉化為動機后才能對活動產生動力作用。
態度作為價值觀之一，也必將對行為傾向產生影響，因此我們假設（H4）選舉態度與選舉動機呈正相關，即選舉態度越正向，越積極，選舉動機越強烈。美國學者Fishbein提出了理性行為理論(TheoryofReasonedAction，簡稱TRA)，該理論認為，個人表現出特定行為是受個人的行為意向影響，而行為意向在某種程度上是由個人對此行為的態度與主觀規范所決定。但是由于理性行為理論是基于理性人假設，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Ajzen加入了認知行為控制這一變量，并將其理論發展為計劃行為理論(TheoryofPlanedBehavior，簡稱TPB)，主要用來預測和了解人類的行為，后來被廣泛用于社會心理學、人力資源管理、營銷和消費等領域。計劃行為理論認為，態度越正向，越積極，其行為意向就越大，反之越小[6-8]，且Katz和Stotland，Rosenberg和Hovland也曾在研究中發現，人的態度是行為反映的基礎[9]，因此，本研究將選舉態度作為影響選舉行為傾向的變量之一，假設（H5）選舉態度與選舉行為傾向是正相關，即選舉態度越正向，越積極，其選舉行為傾向就越大，反之越小。此外，許多心理學家認為態度由情感、認知、意向三部分組成，學者洛開奇（M•Rokeach）甚至認為態度作為一種具有結構的復雜認知體系，是個人對于同一對象的數個相關聯的信念組織[10]。由此可看出，認知作為人們心理活動產生的最初來源，對態度會產生重要影響。因此假設（H6）選舉認知水平對態度有正相關關系。
研究方法
（一）變量界定與問卷編制
選舉認知水平是指個體對人大代表選舉的了解和認識程度、理解和評價能力，在本研究中，認知水平則是對人大代表選舉的程序、人大代表的權利和義務、人大代表選舉的意義的認知和了解程度的測量，采用李克特量表，從完全不了解、不太了解、一般、比較了解到非常了解，分別賦值1至5分。選舉態度指參與選舉的主體對人大代表選舉的評價和看法，表現為認可與否定程度，贊成與反對程度的狀態。如是否能選出代表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代表、人大代表制度設計的合理性、透明度等，分為“完全不認同、少部分認同、一般、大部分認同、完全認同”5個程度，分別賦值1至5分。選舉動機是指選舉主體受外界刺激和內在需求綜合作用產生的內在動力。本研究采用參加選舉是否有自豪感和榮譽感以及參加選舉的目的是為了選舉出真正能代表人民利益的代表或是行使自己的權利還是例行公事等。從完全不符合、少部分符合、一般、大部分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別賦值1至5分。選舉行為傾向是人們對人大代表選舉所預備采取的先前反應和意向，具有預備性質，它是選舉行為的直接驅動力，但不等于外顯行為[11]。其量表內容包含“如果條件允許是否愿意參加人大代表選舉”，“是否會主動參加”以及“是否會選擇代表自己意愿的人”，答案“是”“否”分別賦值“1”和“0”。
（二）數據來源與統計方法
為了保證問卷的質量，首先在電子科技大學進行小樣本試測（N=60），并運用SPSS20.0對問卷進行了信度和效度檢驗，在此基礎上根據調查學生的反饋情況進行反復調整與修正，得到了最終問卷，共28題。最終問卷在四川省5所“211工程”大學（四川大學、電子科技大學、西南交通大學、西南財經大學和四川農業大學）進行問卷調查，主要考慮到作為“211工程”大學的學生，綜合素質總體更高，因而更加具代表性。我們共發放問卷750份，每所大學150份，收回701份，剔除大量未填寫和真實性不足的問卷，同時采用序列均值對少量題目未填寫的問卷進行缺失值處理，最終有效問卷共649份，有效率87%。樣本基本情況見表1。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EquationModeling，簡稱SEM模型），具有同時考慮和處理多個因變量、將無法直接測量的屬性納入分析以及允許自變量和因變量含有測量誤差等優點，近年來在科學研究中得到了廣泛應用。本文采用AMOS20.0進行結構方程模型，對所構建的模型進行檢驗假設和分析，并用SPSS20.0進行輔助分析。
模型檢驗與實證分析
（一）信度和效度分析
在進行模型擬合與假設檢驗之前，首先對問卷量表進行了信度和效度檢驗。采用Cronbacha來檢驗問卷各項的內部一致性，當Cronbacha值≥0.70時，屬于高信度，0.35≤Cronbacha值＜0.70是，屬于尚可[12]。本問卷的信度為0.830，各項目的Cronbacha值也在0.600以上，因此問卷的可信度較高。效度采用主成份因子分析進行檢驗，KMO為0.793，且各因子的值也在0.6以上，同時各觀測變量的因子負荷均大于0.50，且通過最大方差旋轉法提取特征值，四個因子均大于1，說明問卷測量的項目比較準確的反映了選舉認知水平、選舉態度、選舉動機和選舉行為傾向這4個因子的特征。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
（二）模型檢驗與修正
本研究運用統計軟件AMOS20.0對假設模型進行了檢驗。模型擬合度采用公認指標[13-14]來衡量。一般認為，X2/df的值應小于3，RMR和RMSEA的值應小于0.05，GFI、AGFI、IFI和CFI的值應大于0.9，且越接近1越好，PGFI和PNFI的值應大于0.05。模型擬合結果如表3（初始模型）所示。從表3可以看出，各項指標均達到了要求，模型擬合度良好。但在模型假設檢驗中，我們發現H3、H5、H6并未通過假設檢驗（見表4），說明選舉認知水平和選舉態度對選舉行為的影響不顯著，選舉認知水平對選舉態度的影響也不顯著。根據簡約擬合度原則，我們去掉了H3、H5、H6三條路徑，得到如圖2所示的修正模型。經檢驗，修正模型的各項擬合指標均達到了標準，且簡約擬合度有所上升（見表3）。修正模型擬合標準化解如圖2所示。
（三）討論與分析
H1通過了檢驗假設，并且我們發現，選舉動機越強烈，選舉行為傾向越大，這與動機理論是相吻合的，一切需要和心理活動都要轉化為動機才能真正促進人的行為。在實際生活中，很多人會因確信其投票不會對投票結果產生任何影響而不愿意參加投票，但一般而言，行使公民權利所帶來的滿足和利益，以及不參加投票所面臨的社會壓力，也足以促使大多數的人們參加投票活動[15]。行為科學認為，只有當需要達到一定的強度，再加上客觀條件即誘因的刺激時，兩者共同作用才能最終形成人的行為，這對選舉動機與選舉行為傾向的關系也具有很好的解釋性。
H2通過了假設檢驗，即選舉認知水平越高，選舉動機越強烈。雖然我們所調查的都是大學生，但對人大代表選舉的認知卻是有差別的，它會受專業、家庭背景、政治面貌等因素的影響。雖然選舉認知水平對選舉動機有顯著的影響，但這種影響較選舉態度對選舉動機的影響要弱。
H3未通過假設檢驗，即選舉認知水平對選舉行為傾向的影響并不顯著。所以，認知水平與選舉行為傾向雖有重要聯系，但這種影響并非直接的、決定性的。認知要變成行為，中間還有許多中間變量和可變變量，而選舉動機在本研究中即是這個重要變量。
H4通過了假設檢驗，即選舉態度對選舉動機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這與之前的理論依據“人的需要、興趣、愛好、價值觀等都需要轉化為動機后才能對活動產生動力作用”相匹配。
H5未通過假設檢驗，即選舉態度對選舉行為傾向不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其原因與選舉認知水平對選舉行為傾向的影響有相似之處，選舉態度也需要作用于動機才能對選舉行為產生影響，而且在這個過程中還會受到外界環境和大學生個性特征等因素影響。這是因為相比其他社會群體而言，大學生更加理想主義，更容易被外界環境所影響，當他們認為選舉公正、公開、民主，能選出真正讓他們滿意的代表時，就會有較高的熱情和積極性，從而選舉動機更加強烈；反之，如果外部政治環境較差，認為選舉不公正或者被選舉出來的人大代表不能代表他們的利益時，就會相當消極，甚至產生抵觸心理。
H6未通過假設檢驗，即選舉認知水平對選舉態度的影響并不顯著。這是因為在研究中我們發現，雖然調查對象均來自“211工程”大學，但他們的政治覺悟和民主意識與他們的綜合素質并不成正比，選舉認知水平普遍偏低，對選舉以及人大代表制度的了解程度的均值都低于3分（總分5分）。在這種狀況下，大學生很容易產生從眾心理，人云亦云，不認真分析也不顧是非曲直而盲目從眾；同時還會受到許多固定觀念的影響，導致選舉認知水平對選舉態度的影響不顯著。
此外，我們在進行基于人口統計特征的多群組結構方程模型分析時還發現，在性別、年級、專業、政治面貌、是否為學生干部和家人是否有在黨政機關工作的群體里，各假設路徑雖有微小變化，但并無顯著性差別，因此，模型對于解釋大學生參與選舉影響因素的解釋具有普遍意義。
結論與啟示
研究表明，動機理論對大學生參與選舉的影響因素有較好的解釋性，并對我們提高大學生人大代表選舉參與度具有較好的參考和借鑒意義。在研究中，我們發現選舉認知水平和選舉態度都需要作用于動機，才能對選舉行為傾向產生影響，從而選舉動機成為影響選舉行為傾向中最重要的因素。因此，提高大學生人大代表選舉參與度，除了要提高大學生的選舉認知水平和選舉態度，更要進一步激勵他們的內在動機，營造一種良好的政治環境，讓他們參與選舉的意愿更強烈，更好地行使他們的權利。但是，我們的調查數據顯示，在649名大學生中，僅有150人（23.1%）參加了本次人大代表選舉，499人（76.9%）都未參加，其未能參加選舉的因素前三位包括戶籍（26.8%）、對選舉人不了解或了解甚少（26.4%）和對選舉時間地點等相關信息不知曉（23.0%）。可見，除了戶籍限制的客觀原因，影響最大的則是對選舉人不了解或了解甚少以及對選舉時間地點等相關信息不知曉。研究假設H6未能通過檢驗，也在一定程度上驗證了這一點。因此，要提高大學生人大代表選舉熱情和積極性，應首先重視大學生群體，把他們當作參與人大代表選舉的重要組成部分，讓大學生更有主人翁意識和權利義務意識。一方面要創造更多條件，讓他們參與到選舉中來，另一方面也要引導他們進行理性投票，促進有序政治參與。其次，要提高對選舉人和選舉的時間地點等信息的和宣傳力度，并且消除大學生對選舉以及人大代表制度的刻板印象，提高對選舉的認識。此外，人大代表選舉特別是縣鄉基層選舉中所存在的問題也有待改進，應該走向更加民主、透明、公正的道路。隨著我國民主政治的不斷加強，各種制度的不斷完善，大學生參與人大代表選舉的積極性也必然會逐步提高。當然，研究中發現的不少結論，還有待進一步地探討和改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