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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當勞動者發(fā)生工傷時,是否可以尋求工傷保險賠償與侵權損害賠償的雙重救濟是切實關系到勞動者權益的重大問題。要研究此問題,首先應對工傷保險賠償與侵權損害賠償的關系進行明確的界定,這也是勞動法領域多年來困擾著我國法學理論界和實務界的一個問題。而在我國現行立法中,未以法律或司法解釋的形式對此問題進行明確規(guī)定,僅在一篇“兩高工作文件”中提及,這容易導致司法實踐中處理此類問題時尺度不一,既不利于切實保護勞動者權益,又嚴重影響了法律的權威。目前,在司法實踐中大多采取了支持工傷保險賠償與侵權損害賠償的態(tài)度來進行處理,但是,擁有更高位階的法律或司法解釋才是處理此類問題的更理想依據。本文通過比較國際上工傷損害賠償適用模式,并通過實證分析的方式,對該問題從理論及實際的角度進行不同的探究,最后從切實保護勞動者權益的角度談對兩種賠償適用關系的思考,希望找到平衡勞動者與用人單位關系的“黃金點”。
關鍵詞工傷保險賠償侵權損害賠償模式比較
一、工傷保險賠償與侵權損害賠償的性質及相互關系
(一)工傷保險賠償與侵權損害賠償的性質及比較
工傷保險指用人單位向社會保險機構繳納一定的保險費,社會保險機構依法對勞動者的工傷事故進行必要的經濟補償的一種社會保險制度。而工傷事故中的侵權損害賠償是指勞動者在工作中因侵權行為,人身權遭受侵害,勞動者作為侵權行為的受害人,可根據《侵權行為法》及相關司法解釋的規(guī)定要求侵權人賠償損失以尋求救濟。我國的司法實踐中,在《工傷保險條例》出臺以前,工傷事故大多數采取侵權損害賠償的方式進行救濟。從工傷救濟的歷史發(fā)展看,工傷保險賠償是由傳統(tǒng)的侵權行為法的侵權損害賠償演繹而來,是侵權責任社會化的結果。相比傳統(tǒng)的侵權損害賠償,工傷保險賠償的優(yōu)點昭然若揭:更為便利,得到賠償的時間更短,不用經歷繁瑣的訴訟流程,大大節(jié)約了勞動者的人力物力財力。但其缺點也非常顯著,在我國現行《工傷保險條例》下,較低的賠償數額往往難以對工傷事故中勞動者的身心損害進行充分的安撫;且因采無過錯責任歸責原則,無論用人單位有無過錯,其承擔的責任大體相當,難以體現對工傷事故中有過錯的用人單位以懲戒性;另外,由于有的工傷事故是由于第三人侵權所致,僅通過具有“合同性質”的工傷保險賠償來對勞動者進行救濟難以體現對侵權行為人的懲罰和對被侵權勞動者的補償。因此,在工傷保險賠償與侵權損害賠償具有諸多交叉點和相似點的工傷事故領域,如何處理兩種賠償的關系從小處說事關平衡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侵權人的利益平衡,從大處說事關法律制度的懲戒和預防功能的實現以及社會的安定與穩(wěn)定。
(二)工傷保險賠償與侵權損害賠償的關系
在討論工傷保險賠償與侵權損害賠償的關系時,學界有不同的觀點和看法。有的學者認為,工傷保險和侵權責任在進行工傷事故賠償時存在著責任競合的關系。有的學者則認為,工傷保險與侵權責任在一定意義上存在著競合關系,但是一種“非真正競合”。他們提出的理由是在真正的責任競合中,兩種責任的義務主體應為同一人,但是在工傷事故中,工傷保險賠償的義務主體是工傷保險基金會,侵權損害賠償的義務主體則是侵權行為人(用人單位或第三人)。筆者認為,工傷保險與侵權損害在責任上并不是競合的關系。因為要判斷兩種責任或請求權存在競合,借用史尚寬先生的話,兩者必須“依同一法律事實,于同一當事人間具備二個以上之法律要件,成立有同一目的之二個以上之請求權之狀態(tài)?!鼻以谪熑胃偤系那闆r下,一般存在多個請求權,但為了不使權利人有獲得雙重救濟之嫌,只允許權利人行使一個權利,行使完畢后其他請求權隨之消滅。但無論是從工傷保險賠償的目的——充分保護勞動者權利,還是從侵權損害賠償的目的——補償被侵權人兼以懲罰侵權人來看,僅允許權利人行使一個權利都是不合理的,因為兩項救濟方式的目的不完全相同;而從目前世界各國的法律規(guī)定來看,后文中講述到的“擇一模式”也因飽受社會詬病而被廢止。因此,在研究工傷保險賠償與侵權損害賠償的關系時,應首先明確二者雖有“交叉和重疊”之處,但絕非競合的關系。
二、國際工傷損害賠償適用模式之比較
如何對勞動者工傷損害進行賠償,是平衡勞動者與用人單位權利時不可回避的一個重要問題。對此,各國普遍經歷了一個從傳統(tǒng)的侵權責任法一元調整模式向多元調整模式的轉變過程。目前,在國際上存在四種模式,與其說其各有優(yōu)劣,不如說其著眼點和落腳點各不相同,側重于對不同利益的保護。
(一)取代模式
取代模式又稱免除、排除模式,即以工傷保險賠償取代傳統(tǒng)的侵權損害賠償。此處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工傷保險賠償均能排除侵權損害賠償,王澤鑒先生指出僅在特定人、特定事故類型、特定損害、特定原因的情況下才適用。目前,有德國、瑞士、法國、挪威等國采該模式處理工傷損害賠償。在價值取向上,選擇模式是一種偏向保護用人單位利益的模式,它的利弊均十分突出。優(yōu)點在于統(tǒng)一的工傷保險賠償機制能使勞動者獲得賠償更為便捷,減少了繁瑣的訴訟流程,節(jié)約了司法資源。但是,在這種模式下,勞動者能獲得的賠償數額往往僅能維持生存所必須,絲毫不能體現勞動法對勞動者的“傾斜保護”,亦缺少對加害行為的制裁性以及對工傷事故的預防性,因此該模式自開始適用其就遭受了廣泛的詬病。
(二)選擇模式
選擇模式又稱擇一模式。擇一模式賦予了勞動者在發(fā)生工傷事故時以選擇權,可以選擇其中一種來主張權利,不可同時主張。若勞動者有充分證據證明用人單位對工傷事故的發(fā)生存在過錯,即可以侵權損害主張賠償;若勞動者沒有充分證據證明用人單位的過錯,則可選擇工傷保險賠償。英國及一些英聯邦國家早期的雇員賠償法曾采此模式,后被廢止。選擇模式賦予了勞動者充分的選擇權,看似體現了對勞動者的“傾斜保護”,其實則不然。筆者認為,眾所周知,侵權損害賠償與工傷保險賠償相比,雖一般情況下可獲得的賠償額更多,但缺陷在于須經歷較長的訴訟階段。對于一個急需獲得賠償金進行治療或維持生活的、處于劣勢地位的勞動者來說,恐怕會被現實所迫選擇能夠較為快速獲得較少賠償金的工傷保險賠償。有的學者認為,這實際上剝奪了事故受害人在侵權行為法上的救濟權。
(三)補償模式
補償模式又稱補充模式,該模式吸收了民法中的“填平原則”,建立在抵消和求償兩項原則之上。當勞動者遭受工傷時,可同時主張工傷保險補償和民事侵權賠償,但其所獲賠償額不得超過工傷所遭受的實際損失。目前有日本、智利和北歐等國采此模式。補償模式是一種較合理地平衡勞動者及用人單位利益的模式。一方面,其以“填平原則”為指導,避免了勞動者或者雙份賠償,降低了用人單位的風險,保障了用人單位的權利。另一方面,其保障了勞動者同時尋求兩種救濟途徑的權利,保證勞動者獲得的賠償可完全而切實地抵消工傷帶來的損失。但是,筆者認為,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這種“平衡”實際上是不利于勞動者的。第一,對于勞動者來說,工傷保險的賠償額普遍較低,只起到了一種“彌補實際損失”的作用,但對于勞動者因工傷所遭受的間接損失、精神損害卻得不到合理賠償。第二,對于用人單位來說,有的工傷是意外事故,有的工傷是勞動者過錯導致,而有的工傷的確是用人單位監(jiān)管。第三,對于立法目的來說,勞動法應體現“傾斜保護”的原則,該模式只是站在中立的角度對工傷事故的賠償進行規(guī)制,不符合現階段社會勞動法的理念。
(四)兼得模式
兼得模式又稱雙重救濟模式,即允許勞動者得到工傷保險賠償、侵權損害賠償的雙重賠償額。僅英國與愛爾蘭及美國的少數州采此模式。兼得模式將勞動法對勞動者的“傾斜保護”體現得淋漓盡致。在兼得模式下,勞動者作為與用人單位利益博弈中的弱者,其權利可得到充分而完整的保護。對于勞動者來說,此模式的優(yōu)點在于可以使勞動者在工傷事故中所受損失得到充分補償,尤其是在現行工傷保險標準較低、難以囊括勞動者所受所有直接損失和間接損失的情況下,對保護勞動者的權利最為有益。對于用人單位來說,可使用人單位采取一些措施防患于未然,畢竟在此模式下用人單位并不能因工傷保險的賠付而免除自身侵權責任。另外,在用人單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權的情況下,兼得模式的優(yōu)越性也顯而易見。在此種情況下,如果采以上三種模式,加害人可能會因工傷保險的賠付而得不到應有的懲罰,而兼得模式則避免了這種情況的發(fā)生。
三、我國現行立法及司法實踐對兩種賠償適用關系之處理及現實困境
(一)我國現行立法對兩種賠償適用關系之處理
研究我國法律體系的歷史沿革可發(fā)現,現行《民法總則》、《民法通則》中并未對工傷保險與侵權損害賠償的適用關系作出明確具體的規(guī)定。涉及到兩者關系適用的法律法規(guī)和其他規(guī)范性文件目前有《安全生產法》、《職業(yè)病防治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及《第八次全國法院民事商事審判工作會議(民事部分)紀要》(2016)。雖然我國對于工傷的規(guī)定絕大多數由《工傷保險條例》來進行規(guī)制,但遺憾的是《工傷保險條例》并未對此問題作出規(guī)定?!栋踩a法》及《職業(yè)病防治法》中規(guī)定受害勞動者及職業(yè)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傷保險外,“依照有關民事法律,尚有獲得賠償的權利的,有權向用人單位提出賠償要求?!苯庾x這兩個法條似乎可以得出我國的工傷保險賠償及侵權損害賠償的適用應參照國際上的“兼得模式”進行處理。但是,僅規(guī)定了侵權人是用人單位的情況,對侵權人是用人單位之外的第三人的情況卻未作出規(guī)定?!度松頁p害賠償解釋》中對此問題的規(guī)定則區(qū)分了侵權人是用人單位和第三人的情況。對于因用人單位侵權造成工傷,應按照《工傷保險條例》進行處理。這說明當工傷中的侵權人是用人單位時,應采“替代模式”。對于用人單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權的情況,除了獲得工傷保險賠償外,賠償權利人可請求第三人承擔侵權損害賠償責任。在沒有規(guī)定工傷保險機構的“代位權”的情況下,似乎又支持了“兼得模式”。在《會議紀要》“關于社會保險與侵權責任的關系問題”中,規(guī)定“侵權人的侵權責任不應社會保險而減輕或免除”,而若“用人單位未依法繳納工傷保險費,勞動者因第三人侵權造成人身損害并構成工傷,侵權人已經賠償的,勞動者有權請求用人單位支付除醫(yī)療費之外的工傷保險待遇。用人單位先行支付工傷保險待遇的,可以就醫(yī)療費用在第三人應承擔的賠償責任范圍內向其追償?!闭f明在“第三人侵權造成工傷”這一問題上主要應采“兼得模式”,但醫(yī)療費不得獲得重復賠償,且賦予了已經先行支付醫(yī)療費的用人單位以追償權。
(二)司法實踐中對兩種賠償適用關系之處理(以司法案例為例)
在“吳新與某紡織公司勞動爭議糾紛上訴案”中,審理法院認為:因為交通事故造成吳新在上班途中的人身損害,不僅構成第三人侵權,同時也構成工傷保險賠償關系。在向侵權人王海索賠后,仍然應當享受工傷保險賠償待遇。法官指出,第三人侵權賠償是因為侵權而承擔賠償責任,而工傷保險賠償是基于工傷保險關系作出的賠償,這是兩種不同的法律關系,不能相互替代。在這個案例中,法官顯然支持了“兼得模式”,即使原告吳新已與侵權人達成了調解協(xié)議,也不會導致吳新工傷保險賠償請求權的消滅。侵權人是公司以外的第三人是實踐中最常見的情況,該案例法院根據《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的規(guī)定采用了“兼得模式”作出判決。除此之外,還有許多案例中審理法院均支持了“兼得模式”。由此也可見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并未把工傷保險賠償責任與侵權損害賠償責任看做是一個競合的法律關系。在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以及侵權人的利益平衡中,法院選擇了傾向于對勞動者的傾斜保護,這也符合我國勞動法的立法精神。而當侵權人就是用人單位本身時,法院又會如何處理呢?在“陳某某與佛山市南海中南鋁車輪制造有限公司勞動合同糾紛案”中,審理法院認為勞動者遭受職業(yè)病工傷中,除依法享有工傷社會保險外,還可以請求民事賠償作為補充。用人單位所承擔的侵權賠償責任應當扣除與勞動者已享有的工傷保險待遇性質相同的項目,對其差額予以支持。這說明該案審理法官支持的是介于“兼得模式”與“補充模式”之間的模式,在請求權上支持兼得模式,但在具體的賠償數額上,勞動者已在工傷保險賠償中獲得的賠償不再在侵權損害賠償中獲得。另外,如果同一用人單位,一工作人員因執(zhí)行職務行為造成另一工作人員損害時,受害人(工傷職工)是否可以在請求工傷保險賠償的同時是否可以請求單位進行侵權損害賠償?在“宋培安等訴鄭州大亞獸藥有限公司等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糾紛案”中,審理法院認為:國家建立工傷保險制度,其目的不僅在于補償受害人,也是為分散用人單位的工傷風險。其中,用人單位的工作人員在執(zhí)行工作任務時造成其他工作人員損害的風險,正是工傷保險制度要分散的一種風險。因此當用人單位的工作人員在執(zhí)行工作任務時造成本單位其他工作人員人身損害,構成工傷的,用人單位不承擔民事賠償責任。該案顯示在審理法院的判決思路中,工傷保險賠償作為一種補償性的賠償,是優(yōu)先于侵權損害賠償的。雖然同一用人單位侵權與第三人侵權必然不可同等對待,但是若按照《安全生產法》和《職業(yè)病防治法》的規(guī)定,即使將該侵權人侵權視為用人單位侵權,被侵權人(受傷職工)獲得侵權損害賠償的權利也不該消滅。顯然,該案的審理法官未采取《安全生產法》和《職業(yè)病防治法》的規(guī)定,而采取了《人身損害賠償解釋》的規(guī)定,遵循了“替代模式”。
(三)我國處理模式的現實困境
我國立法體系中對于兩種賠償的適用關系的規(guī)定存在著矛盾的情況,筆者認為對此現象可理解為,各個規(guī)范性法文件出臺的時間不相同,出臺時的社會發(fā)展情況亦不相同,導致了當時立法者的立法目的不盡一致——對勞動者的保護程度存在區(qū)別。兼得模式更注重保護勞動者的權利,替代模式更注重保護用人單位的權利,而《會議紀要》中規(guī)定的模式則是對勞動者權利保護的小小讓步——醫(yī)療費不應重復獲得賠償。筆者認為這體現了“受害人不能因損害賠償獲得額外的利益”的侵權法理念。遺憾的是,關于用人單位侵權和第三人侵權這兩種不同情況我國法律并沒有系統(tǒng)而具體的規(guī)定。這會導致各地處理法院處理此類問題不一致的隱患,影響法律的公正與權威。
(四)從切實保護勞工權益談對兩種賠償適用關系之思考
“效率”與“公平”作為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在經濟飛速發(fā)展并已完成了相當積累的當今中國,“公平”或許才是我們的社會發(fā)展更需要的要素?!秳趧臃ā肥亲鳛槿鮿萑后w的勞動者的權利保護法和救濟法,其立法目的應更多的在于切實保護勞工權益。但是,這種“傾斜保護”也要在合理的限度之內,畢竟現代工傷保險制度設立目的一方面是為了充分保障勞動者的權益,另一方面是為了減輕用人單位的用工負擔,分散部分風險。作為一個成文法國家,司法實踐處理依據的來源應是具體詳實、內容完善的法條,即使從判例的角度可以發(fā)現我國法官處理此類問題的“一般邏輯”,仍應對規(guī)制該問題的法條進行完善和補充,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提高法律的公平及權威。基于以上論述,筆者認為“兼得模式”最有利于切實保護勞工權益。但是,鑒于實踐中存在侵權人為用人單位和侵權人為第三人和侵權人是用人單位的職工(因職務行為侵權)三種不同情況,應作出不盡相同的規(guī)定。具體而言,當侵權人即用人單位時,采“補充模式”,但法官應根據用人單位的過錯程度——即違法合理的管理、注意義務的程度來確定用人單位具體的賠償數額。當侵權人是用人單位之外的第三人時,應采“兼得模式”,但是根據《會議紀要》的規(guī)定,醫(yī)療費不可重復獲得賠償。當侵權人是用人單位的職工(因職務行為侵權)時,應采“補充模式”。侵權行為的責任歸于用人單位,受害勞動者可向用人單位索賠,但若侵權職工存在故意或重大過失,將責任完全由用人單位承擔有失公平正義。由于用人單位的賠償能力較個人更好,應賦予受害勞動者向用人單位索賠、用人單位根據侵權職工的過錯按比例向其追償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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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楊展 單位:北京科技大學民商法專業(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