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資本與國際貿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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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國際貿易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是依然沒有達到經濟學家所預期的理想水平，根據標準的新古典貿易理論模型計算的國際貿易量應該比實際貿易量更高。基于此，經濟學家們開始尋求傳統經濟學理論之外的其他因素考察國際貿易。金融危機后，貿易保護主義甚囂塵上，國際貿易摩擦增多，國際貿易的交易成本越來越大。貿易中的交易成本不僅僅包括傳統的運輸成本、貿易壁壘和關稅等，而且包括產品搜尋成本、關于產品質量和貿易伙伴可信度的信息采集成本、法律成本、控制成本和匯兌成本等。貿易壁壘的存在以及交易成本過高，必然會阻礙國際貿易增長。然而，社會資本是降低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所以，金融危機后一些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開始關注國際貿易中的社會資本，力求弄清社會資本是怎樣影響國際貿易增長的。

一、社會資本的內涵及功能

社會資本的定義和內涵還存在爭議，有的學者將社會資本視為功能性的生產要素，有的學者將社會資本視為結構性的制度要素。如果將社會資本視為功能性的生產要素，那么它就可以取得與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并列的地位;而如果將社會資本視為結構性的制度要素，那么它只能是改善物質資本、人力資本使用效率的潤滑劑而已。而實際上，在各種社會資本的界定中，都存在著某種程度上的自相矛盾，即既將社會資本視為功能性的生產要素，同時又強調它的結構性特征。但是，從現有的研究文獻中，可以看出一些共同的特征，即定義中使用的術語廣泛地包括合作規范、信任和使人們得以集體行動的網絡。在國際貿易學領域中，社會資本中的社會網絡和信任尤其受到關注(楊宇、沈坤榮，2010)。社會資本之所以能夠改善國際貿易增長源于社會資本的積極功能。社會資本的積極功能主要包括:①社會資本能夠促進信息分享，提高經濟活動的效率;②社會資本能夠改變個人偏好，提高人交易的概率。交易的概率越高，雙方未來合作的概率就越高，未來的合作可以補償今天合作中的損失，合作均衡能持續存在;③社會資本能夠形成共同的道德規范和良性的模仿行為。共同的道德規范可以彌補缺失的正式制度，促進市場機制有效運行;模仿好的行為可以促進合作，提高經濟活動效率。④社會資本能夠解決外部性問題，降低集體行動中的搭便車現象，減少利益沖突，提供部分公共物品。社會資本的這些積極功能意味著社會資本可以降低國際貿易中的交易成本，促進國際貿易增長。

二、社會網絡與國際貿易

許多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認為社會網絡能夠降低交易成本，有效克服非正式貿易壁壘，產生凈貿易創造效應。其解釋如下:①在法律和正式制度不能發揮作用或效力較弱的環境中，社會網絡可以通過道德、習俗和規范來維持彼此間的信任，從而促進國際貿易的發展;②社會網絡所有參與人對違反道德、習俗和規范的人的合作懲罰機制發揮作用。在重復博弈均衡中，參與合作的每一個人的最優策略就是永遠拒絕與曾經欺騙網絡內任一成員的人打交道。③社會網絡具有信息傳遞優勢，能夠讓買方更容易找到賣方，能為買賣雙方提供充分的價格信息，提高交易效率，促進國際貿易發展。社會網絡對國際貿易除了具有凈貿易創造效應外，也會有動態效應，包括動態無效性和動態經濟有效性。社會網絡的動態無效性的原因如下:①由于交易商必須向人支付高額工資，所以長此以往，交易商不愿再維持或遵循“集體主義策略”，從而就會阻礙社會網絡帶來的靜態貿易增長。②現有的社會網絡阻礙了相應的制度創新。在社會網絡過于發達和強大的地區，社會網絡可能會使得本來可以確保合同執行的法律等正式制度的作用減弱，甚至完全替代正式制度的作用。社會網絡具有動態有效性的原因如下:①對于遵循“集體主義策略”的交易商來說，如果厲行節約，減少對人的工資支付，那么將在不完全的金融市場上獲得更多的融資，進而促進貿易的發展;②社會網絡本身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可以吸納更多的外部交易商，其成本比支付高額工資成本要低。顯然，社會網絡對國際貿易的動態經濟有效性，在某種程度上取決于社會網絡對于新成員的開放程度(劉慶林、綦建紅，2004)。隨著信息通訊技術的提高以及制度的不斷發展與創新，國際貿易對社會網絡的未來需求就趨于減少，這有可能導致社會網絡在國際貿易中的有效性萎縮。例如，國際商業仲裁機構的出現，提供了爭端解決的私人方式;而信用證交易方式的普遍運用，既能將部分商業信貸風險轉嫁給銀行，減少了買方違約的風險;又允許買方在貨物質量檢驗之前延遲支付，減少了賣方違約的風險。可以說，社會網絡被法律和制度取而代之，對社會網絡自身的需求因此而降低。但是，另一方面，移民人數的增長和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使社會網絡的供給卻持續增加，有可能提高社會網絡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移民人數的增長，以及接踵而來的社會網絡擴大化，不僅可以促進移民國家與移民來源國之間雙邊貿易的發展，而且此類供給可以拉動需求，由此增加對社會網絡的需求。只要社會網絡的供求處于不斷變化中，社會網絡在國際貿易中的作用就值得關注。

三、信任與國際貿易

信任是社會資本的重要維度，其對國際貿易的影響是通過改變交易成本實現的。國際貿易領域中的交易成本可以定義成為了獲得貿易收益而出現的摩擦成本。盡管人們難以給出交易成本的可操作性定義，但是，研究表明，交易成本非常之大。VanDalen＆VanVuuren(2003)研究顯示1997年荷蘭29%的工作人員聚集在貿易部門。國際貿易可以分成三個階段:尋找潛在貿易機會、簽訂合約以及合約執行和控制，每個階段都會帶來交易成本。在第一個階段，買方尋找關于偏好產品、潛在供應商的信息，如果產品沒有生產出來，買方還必須要求生產商進行生產性投資。賣方通過市場活動尋找買方。由于信息不是免費的，也不是完善的，更不容易獲得，所以這些活動都會產生交易成本。貿易商必須進行投資以尋找相關信息。顯然，在國際環境下，由于語言、文化差異以及信息分布不同，交流更為困難，這就產生了較高的交易成本。降低這個階段的交易成本涉及到兩個必要的特征:第一，關于商業機會的信息必須能夠傳遞到商業團體內所有感興趣的成員;第二，必須保證這個信息是高質量的，也就是信息必須是真實可用的。傳遞可靠信息是網絡的特有功能，網絡成員間的共同信任增加了信息質量。Rauch(2001)和RauchandTrindade(2002)研究了共同的商業倫理網絡在解決關于商業機會的信息失靈中的作用，為這一觀點提供了實證支持。Combesetal.(2002)的實證研究也發現，商業網絡和社會網絡滋生信任，有助于減少法國的信息貿易壁壘。在合約簽訂階段，交易成本就是合約條款討價還價成本。雙方必須確定如何獲得合理回報，如何確定合約內容。雙方不可能在合約中確定所有細節問題，因為這樣做不僅代價高昂，而且有些安排也難以被第三方證實。由于存在不確定性，有些問題也難以預見。在國際背景下，合約簽訂更為困難。貿易雙方必須了解對方所在國的法律制度和文化傳統。商業規范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是不同的。例如，在英國，人們慣于記錄每一個細節，而在其它文化環境中，如荷蘭，人們卻只記錄合約的大致框架，細節留待以后合約履行時再補充。這些差異常常帶來一些誤解，因為記錄所有細節問題常常讓對方覺得自己不被信任。為了解決文化差異所帶來的認知問題，貿易雙方常常要花費更多的時間和金錢以獲取相關信息，這就使得交易成本過高。然而，高水平的信任可以使貿易雙方求助于貿易中介及其他專業的咨詢機構來簽訂合約，也可以增進不同文化價值背景的貿易雙方的相互理解和適應，建立長期的交易合作關系，節省交易成本。在合約執行及監控合約執行階段，都存在較高的交易成本，尤其涉及到遠距離貿易。監控意味著貿易雙方檢查另一方是否按照合約承諾的內容行事，如果沒有，則下一步就意味著強制執行合約。最普遍的強制執行方法就是啟動法律程序，尤其在國際貿易關系中，極其麻煩。貿易雙方在法律程序中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而且外國人常常感覺在法庭上受到不公正待遇。因為存在取證問題，第三方諸如法官通常難以確定商品和服務的數量和價值，所以，訴訟程序的結果相當不確定。但是，高水平的信任使得貿易雙方都相信對方會按照合約承諾條款履行合約，不需要嚴格的監控程序，這樣就降低了合約執行成本。另一方面，即使一方違約，合約需要強制執行，高水平信任也會使合約一方相信違約方在司法程序下能夠強制執行合約。不少研究也證明了高水平信任在減輕貿易壁壘、提高貿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從而促進國際貿易增長方面的作用。如，DenButter＆Mosch(2003)運用貿易引力模型采用跨國數據進行研究，發現在信任水平較高的地方，貿易規模的確較大。Nupia(2009)提供了一個博弈模型研究了信任如何影響貿易增長，他發現，為了實現貿易，社會需要最低水平的信任，但是，一旦這個最低條件達到，只有信任水平足夠高，才能實現更大的貿易量。這一結論為上述實證分析中信任和貿易量之間的正相關關系提供了解釋。不過，這并不意味著，在信任水平低的地方，貿易量就一定低，因為Nupia(2009)的研究還發現，制度能夠彌補信任水平低的缺憾。這意味著，在低信任社會，可以通過提高制度水平來增加貿易。這一研究結論為一國如何促進貿易增長提供了重要的啟示。

四、結論及建議

顯然，社會資本，不管是社會網絡還是信任，都可以通過降低交易成本而促進國際貿易增長。因此，在其他稟賦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我們可以通過改善社會資本達到促進國際貿易增長的目的。具體地說，政府可以從以下兩方面著手:一是政府通過做一些積極的事情以維護現有的社會資本及促進社會資本的生成。事實上，社會資本需要正式的國家制度去培養與呵護，政府與社會自發團體是一種共生的、協同的關系，有效的政府制度為公民參與提供更有利的環境，公共機構的參與推動了普通公民的信任規范和網絡的穩定與發展，促進這些規范和網絡運用于貿易增長目標。二是政府通過阻止一些事情來減少社會資本儲備的消耗。社會資本常常是宗教、傳統、共享歷史經驗及其他超出政府控制范圍之外的因素的副產品。當政府開始從事那些本該由民間組織或公民社會來承擔的活動時，政府將會給社會資本帶來嚴重的消極影響。如果政府阻止對這些領域的過度干預，或者主動退出本該由民間組織承擔的活動領域，則可以減少社會資本儲備的消耗。

作者：楊宇 張莉 單位：南京中醫藥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