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制度質量與雙邊國際貿易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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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良好的制度是一國和地區對外貿易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而不良的制度以及兩國之間的制度距離將會影響國家之間的貿易往來。基于全球政府治理指數和經濟自由度指數，本文構建了東道國政治、經濟的評價指標、利用2008—2014年全球215個國家和地區的國際貿易數據，考察了目的地國的制度質量以及貿易伙伴國之間的制度距離對雙方貿易出口的影響。最終實證結果表明，雙邊貿易受到制度因素的驅動。具體來看，制度質量與雙邊貿易正相關，制度質量更好的國家和地區其在全球貿易出口的份額越大，越能從國際貿易中受益。

關鍵詞:制度質量;雙邊貿易;引力模型

一、引言

本世紀以來，國際環境相對穩定，全球各國之間的相互關系越發緊密、對外貿易越發頻繁。與此同時，制度的概念受到眾多學者專家的關注，越來越多的文獻探討制度的界定以及內涵。經濟學家以及政策制定者均形成了一個普遍的共識，制度是提升一國和地區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正如Rodrick，Subramanian和Trebbi(2004)所說，“歷史、經濟以及政治制度比一切其他因素更能決定一國和地區的經濟成功。”許多實證證據均表明制度相比于產業集聚以及地理因素等對于經濟發展更具有促進作用，因為制度直接影響到政府的效率行為，影響一國法律以及經濟政策等，是一國和地區經濟發展的深層次的動因。制度的定義并非僅僅是“好的政府治理”這一簡單的定義，而是一個多層次的現象。諾斯認為制度就是全體社會成員共同選擇的一種“游戲規則”，包括對于經濟、政府、法律以及社會運行起到約束作用的正式制度以及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就如政治制度、法制規范、經濟規則以及契約合同;非正式制度包括人們的行事準則、行為規范以及慣例、習俗以及信仰等，其最基本的特征便是其長期性與普遍性。它根植于傳統以及信仰之中，難以發生改變。因此，本文重點研究正式制度因素對雙邊貿易的影響。要分析制度因素對貿易表現的影響，首先要回答的問題就是制度環境是否能提升一國和地區的出口規模以及如何提升一國和地區的出口規模。這也是本文想要回答的問題。本文的一個基本假設就是制度因素通過影響兩國之間貿易的交易成本，進而影響雙邊貿易規模。制度是至關重要的因素。制度距離影響企業生產率的差異，同時它可以決定比較優勢的模式，影響國際貿易。正如，道格拉斯．諾斯(1990)所言“制度決定成本，因此決定經濟活動的可行性”，因此，影響這些相互關系的制度的性質會影響貿易的規模和方向。本文通過構建擴展的引力模型將雙邊出口規模與進口出口國的經濟規模和貿易成本聯系起來，重點分析制度因素對雙邊貿易的影響。

二、文獻綜述

早在1962年Linden就發現國際貿易，尤其是生產性產品的國際貿易(尤其是在生產領域)通常發生在資源要素稟賦相似的國家，而并非發生在兩國資源要素稟賦相異的國家(例如富國與窮國/資源豐富的國家與資源匱乏的國家)，這與赫克歇爾－俄林理論相反。對此，部分學者認為富國之間在制度上的相似性，特別是相對于窮國而言涉及法律和合同環境的相似性是造成富國之間進行國際貿易的原因。制度影響交易費用與生產成本，因此不同的體制機制會形成不同的比較優勢進而影響對外貿易。Anderson＆Marcouiller(2002)研究表明制度質量，例如知識產權保護、合同執行等對貿易流量產生顯著性的影響。尤其是合同執行的相關規定的有效性。契約的完整性與執行的有效性能夠降低國際貿易過程中不安全因素所帶來的風險，減少隱性成本。Berkovitz(2003)、Levchenko(2004)、Ranjan＆Lee(2007)基于不完全契約的框架下，實證分析不完全合同執行在國際貿易中的作用及其對比較優勢的影響，并證明基于合同執行度的制度差異與國際貿易正相關。從產品的角度出發，Me'on＆Sekkat(2008)將產品分為制成品和非制成品，分別研究制度的不同對不同產品出口的影響。最終發現，一國制成品的出口額與該國制度差異顯著正相關，而非制成品的出口額與該國制度差異顯著負相關。Bojnec＆Ferto(2015)等研究則表明制度差異對農產品的雙邊貿易規模有顯著的負向影響。

三、理論分析與假設

制度理論強調，一國的政治體制、經濟體制、社會規則等組成的制度環境會顯著影響企業的交易活動。兩國之間進行國際貿易時，貿易企業首先需要花費時間和精力搜尋當地市場的信息和人際行為信息、建立人際關系網絡、熟悉當地貿易活動及相關法律法規等，需要適應貿易目的國的制度環境以獲得合法性進而從事相應的貿易活動。因此，克服國家間不同的制度環境所帶來的影響對于兩國間的貿易十分必要。一國和地區的制度質量越好，可以有效地降低機會主義的行為、減少尋租、賄賂、貪污腐敗等，從而減少交易成本(即事前交易成本)。同時貿易后的談判或者合同簽訂和維護也可以花費較少時間精力，進而降低事后交易成本。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基本的假設:國家和地區的制度質量與該國的國際貿易成正比。

四、模型、變量與數據說明

根據以上假設，本文采用雙邊引力模型來對其進行實證檢驗。根據以上假設，本文采用雙邊引力模型來對其進行實證檢驗。本文 的模型設定如下:其中，被解釋變量是FLOW，采用全球各國的貿易流量來表示，單位是百萬美元(現值)。數據來自COW所公布的全球貿易數據。核心解釋變量是貿易起始國、目的國制度質量INST以及兩國間的制度距離INSD。本文使用世界銀行的“全球治理指數”和美國傳統基金會公布的EFI的加總數來衡量貿易伙伴國的制度環境。指數越大，則代表制度質量越良好。另外，本文參照Habib和Zurawicki(2002)的做法，用雙邊制度差異的絕對值表示雙邊的制度距離。其他的控制變量包括是否相鄰、是否有相同官方語言、是否有曾經存在殖民關系等虛擬變量以及雙邊地理距離、人均GDP(現價國際元)、貿易伙伴國雙方的匯率。

五、估計結果與說明

本文采用GLS隨機效應方法進行回歸。結果參見下表。首先，估計政治制度因素對雙邊貿易的影響效應。第一列是基準模型，該模型中沒有包含任何制度變量，實證結果表明，所有的控制變量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其中，經濟總量變量、匯率變量、邊界變量、語言變量、殖民關系變量、區域貿易組織關系變量均與雙邊貿易流量正相關，而貿易伙伴國雙方的地理距離與雙邊貿易流量成負相關。同時，在隨后的其他模型中，此關系依舊成立。這與以往學者的研究一致，驗證了以往學者的結論。即經濟規模、地緣邊界、經濟、政治、文化、區域整合聯系是雙邊貿易的助力因素，而地理距離是雙邊貿易的阻力因素。在表1的其他模型中，分別加入了政治制度質量變量和經濟制度質量變量，政治制度質量與雙邊貿易流量正相關，但是不顯著，這說明貿易目的國的政治質量越好，越有可能促進雙方的貿易往來。而經濟制度質量與雙邊貿易流量顯著正相關，說明經濟制度質量顯著影響雙方的貿易往來。本文的政治制度變量包含了法律法治、政府權威與透明度、行政效率、社會治理等多個維度;經濟制度則包含了私有產權保護程度、財政金融政策、市場監管等維度。上述結果表明，在法律制度完善的國家和地區，法規健全，法律得到嚴格地執行，產權受到充分的尊重，交易活動得到法律的保護，政府的行政效率高，政府的權威得到尊重，社會治理有序，這無疑會增加雙方交易的動力，降低交易的成本，從而對貿易起促進作用。

六、結論

本文利用宏觀層面的數據考察了貿易伙伴國的正式政治、經濟制度以及對應的制度距離對雙邊貿易流量的影響，同時揭示了影響雙邊國際貿易流量的重要因素。本文從實證上證明了一國和地區的制度環境與國際貿易存在正相關的關系。一國和地區的制度質量越差，則其國際貿易活動越不活躍。無論是政治制度還是經濟制度它們對于雙邊貿易的影響都是非常顯著的。不良的制度質量增加了交易的不確定性與風險，提高了交易成本，從而阻礙國際貿易活動的開展。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制度因素對于經濟發展以及國際貿易的發展有著重要意義。因為良好的制度是經濟長期和持續增長的推動器。基于政策角度，地緣、文化體系等進行改變或變革其實很困難的，但是政治制度、法律規范等制度因素卻可以通過改革加以改善，例如完善相關法律體系，加強市場監管，制定更加合理的貨幣金融政策等。對于我國而言，決策者不斷地認識到制度因素的重要性，因此我國長不斷深化體制機制的改革，不斷改善制度環境，例如當前各級政府不斷進行簡政放權，打造服務型政府、更多地強調市場手段而非單純依靠行政手段來處理經濟事務，健全和切實執行法律法規，加強產權保護等。

作者：王若茹 單位：海南大學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