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主義小說敘事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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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小二黑”和“黑娃”分別是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和陳忠實的《白鹿原》中的人物，他們的身份、性格及其所處的時代背景較為相似，二者的命運和結局卻“分道揚鑣”。從現實主義小說敘事多維嬗變的角度看，其原因有二：社會意識形態因素下敘事的話語虛構的變遷；敘述視野轉變后人物現實意義的淡化。
關鍵詞：敘事；深層結構；意識形態；話語虛構；敘述視野；小二黑；黑娃
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對于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農村的歷史面貌，不同時代的作家有著各自的理解和闡釋。趙樹理的短篇小說《小二黑結婚》和陳忠實的長篇小說《白鹿原》算得上是這類題材中比較有特色的現實主義力作。《小二黑結婚》崛起于抗日戰爭后期四十年代的革命根據地，作者在小說中首次成功地描寫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主力軍———農民的覺醒和斗爭，講述了解放區的一對青年男女為爭取婚姻自由與封建意識殘余和惡霸勢力斗爭的故事，小說的男主人公“小二黑”不滿于父親“二諸葛”的包辦婚姻，為了爭取和心上人小芹的自由婚姻，和封建勢力的代表金旺、興旺兄弟進行了堅決的斗爭，最終在區政府的支持下“有情人終成眷屬”。《白鹿原》創作于八十年代后期、出版于九十年代初期，是評論界公認的一部具有史詩性品格的長篇小說，刻劃了象征儒家傳統文化的“仁義白鹿村”上白、鹿兩家族幾代農民的歷史命運，表現出深邃繁復的歷史內容、文化精神和人性內涵。小說中有一個重要人物———“黑娃”，他是族長白嘉軒家的長工鹿三的兒子。黑娃的命運可謂是跌宕起伏，為了追求人格的平等、爭取婚姻的自由，他起先付出了背井離鄉、身敗名裂的慘重代價，但是后來黑娃皈依了儒家的傳統文化，徹底地“改邪歸正”、“學為好人”，最終黑娃卷入了政治陰謀的漩渦而死于非命。“小二黑”和“黑娃”這兩個人物雖然來自于不同作家的筆下，但是他們都是處于二十世紀上半葉后半期的中國農村的青年農民形象。“小二黑”和“黑娃”在各自的故事情節開端有很多相似之處。首先，他們都是勤勞勇敢，敢于斗爭的后生，他們的名字中都有一個“黑”字，“黑”字很形象地表現出他們共同具備的年輕而健壯的體魄，小二黑“有一次‘反掃蕩’打死過兩個敵人，曾得到特等射手的獎勵。”“黑娃”同樣也是個莊稼活的好手，敢于帶領農協的子弟們鍘死盤剝農民、奸淫民婦的老和尚。第二，他們在愛情問題上最初都表現出強烈的反抗精神，小二黑堅決反對包辦婚姻以及封建勢力的阻撓，和小芹“相好已經兩三年”；而黑娃的表現則更為大膽，他愛上了地主家的二姨太———作為養生工具的田小娥，在東窗事發，小娥被休后，他不顧族人的強烈反對，娶田小娥為妻。第三，他們都生活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農村，當時的中國農村正經歷著復雜多變的歷史變遷，小二黑生活著的劉家峧當時正處于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封建勢力殘余仍能興風作浪的解放區時期，而黑娃所處的白鹿原經歷了從宗法社會解體到國民黨政權崩潰的巨變，到了黑娃生命的后期，白鹿原也最終過渡到和劉家峧相似的人民政權的建立初期。作為處于歷史變革中的同類型的青年農民形象，這兩個年輕小伙子盡管所處的時代背景相似、都追求自由愛情、具有反抗精神，但他們的人生之路卻是分道揚鑣，最終二人的命運結局竟是截然相反：小二黑不但與小芹婚姻美滿，而且阻撓他們的惡霸勢力也被鏟除；而黑娃不僅在內心徹底否定了他曾經認可的純潔愛情，而且自身也被篡權的惡勢力處以極刑。為何會產生二者一喜一悲的命運和結局的處理？我們可以從二十世紀現實主義敘事的多維嬗變中可以找到原因。
1社會意識形態因素下敘事的話語虛構的變遷
按敘事學的理論分析，敘述作品中人物對故事的最基本作用，即行動元的作用主要是指每個發出動作的單位對整個事件發展過程產生的推力。潛伏在行動元的情節表層結構之后的是深層結構。小二黑和黑娃在各自的故事中扮演了同一類型的角色，都是反抗壓迫的年輕農民形象，盡管角色同一，但是他們卻是不同類型的行動元。小二黑在最終結局中是勝利者和受益者，而黑娃由反抗者逐漸變成妥協者，最終淪為失敗者、受害者。小二黑的情節表層結構可以簡化為“小二黑戰勝惡霸與小芹結婚。”再具體分析，則主要有兩組斗爭場面：一是小二黑于村公所被斗→小二黑據理力爭、村長以法服人；二是小二黑被“拿雙”扭送區武委會→區長依法判決。這兩組情節有相似之處，都有從不幸向幸運的轉化，反抗包辦婚姻、爭取婚姻自由是導致小二黑遭惡人迫害的原因，而向幸運的轉化皆是由于村長和區長的公平判案。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人物的深層結構，即表層結構背后的深層意義：只要通過對封建勢力的堅決反抗，并有著強大的人民政權的支持，農民就能尋求到真正的幸福。小二黑的命運在這條深層結構的支配下，其結局必然是走向光明。黑娃的情節表層結構也可以化簡為黑娃桀驁不遜，后改“邪”歸“正”，終死于非命。他的情節表層結構可以分為前后期：前期，黑娃成長于白鹿原→長大后出走，與田小娥發生私情并結合、入“農協”、后淪為土匪；后期，黑娃招安抗日、潛心儒學、學為好人→死于非命。在黑娃兩次的“幸→不幸”的正反交替的命運過程中，作者欲暗示讀者：黑娃的“幸”得益于安于天命，安守本分，接受儒家思想的教化；黑娃的“不幸”來自于他對傳統道德文化的叛逆，他“拒絕私塾的學習而寧愿上山割草，而且總嫌白嘉軒的腰板挺的太直，長大后又在眾人的反對聲中和田小娥一起在白鹿原生活，做過‘農協’的小頭目，也淪為土匪‘二拇指’，并吩咐手下人打斷了白嘉軒的腰。”[1]落得聲名一片狼藉；黑娃最終的死雖然有歷史的偶然性，但畢竟有部分原因是曾經的叛逆。黑娃形象的表層結構的深層意義似乎在證明一點：順應儒家傳統文化的精神，是安身立命、家和萬事興的必由之路。人物的深層結構是植根于一定文化中的深層社會心理，在深層結構中蘊涵著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因素對作家的影響，這種意識形態可以是當下的主流意識形態，亦或某種時尚的非主流意識形態。小二黑和黑娃兩個形象之所以蘊涵了不同意義的深層結構，不同時代的社會意識形態對作家的潛移默化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它直接導致了敘事的話語虛構的變遷。《小二黑結婚》這個故事的原型是太行山區根據地某村青年岳冬至因與本村女青年智英祥自由戀愛而被當地的惡勢力迫害致死的真實案例。按照唯物史觀的分析，中國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正處于革命的初期，即便在解放區或根據地，光明的萌芽只有靠自上而下的政權形象代言人去解決，而當時中國農村的階級斗爭非常的錯綜復雜，政權中混跡了不少舊社會的惡勢力，群眾性勝利的事例的確為數不多。當時廣大抗日軍民對文學有著特殊的要求和期待，戰時他們迫切需要的是士氣的宣傳。1942年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要求文藝工作者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文藝為人民大眾服務。的延安文藝思想決定了解放區的文藝面貌、甚至影響一個時代及后來的中國文學發展歷史。在當時工農兵方針的指引下，一些文學作品通過民族的、階級的斗爭甚至是勞動生產題材的描寫，反映了抗日根據地人民的生活斗爭。作為生活在同時代的作家趙樹理在創作時很大程度上實踐了的延安文藝思想。他創作的《小二黑結婚》正是這類的成功之作，趙樹理認為“原故事的結局，趙樹理覺得太悲慘了，他認為既然是反封建的東西，就應該給正面人物找下出路，照原來的那個結局，正面人物被封建習慣吃了的，寫出來不能指導青年和封建習慣做斗爭的方向。”[2]作者在這樣的意識形態的指引下進行創作時，不僅改編了生活的原型，而且讓故事中的小二黑自始至終保持著旺盛的戰斗精神，不僅挫敗了金旺兄弟的迫害和誣陷，而且成就了與小芹的美滿婚姻。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是當代中國社會、經濟、文化觀念的轉型時期，中華民族在政治反思之后走向更為深沉的文化反思。“從文化角度尤其是在傳統文化反思的基礎上對中國的發展尋找生機和出路，成為知識界敏感的話題。”[3]以現代意識對儒家傳統文化進行觀照和剖析是《白鹿原》這部小說主題內涵的一個重要方面，作者希圖通過對民族生存觀念和行為的“還原”，展示民族意識、心態的形成過程，用傳統儒家文化的精髓去重建民族文化的現實形態。因而作品中以叛逆形象出現的“黑娃”并不是作家著力歌頌的正面人物，黑娃起先“自主”了婚姻，之后又以入“農協”和當土匪向傳統文化作出了最大限度的反抗，他的轉變是在他招安被委以縣保安團的營長重任后開始的，他愿意在朱先生的教誨下誦讀《論語》，“學為好人”，并且到祠堂門口跪在族長白嘉軒膝下，滿含熱淚的說“黑娃知罪了！”。黑娃由“大逆不道”轉變為“皈依儒學”，作者做如此的情節安排的，其真正用意是為了顯示儒家文化的神奇魅力。在儒學的感召下，黑娃可以進化為知書達理的“好人”，甚至在再娶之夜竟然因為過去的自由婚姻而羞恥得無地自容。當然陳忠實為了實現對儒家傳統文化回歸的創作思想，似乎犧牲了黑娃的性格發展邏輯，這不能不說是個創作缺憾，但這正明顯地表明了當下非主流意識形態改變了敘事的原有的話語虛構，作品人物的命運也從此變得撲朔迷離、出人意料。
2敘述視野轉變后人物現實意義的淡化
隨著時代的變化，在現實主義文學的創作中，作家對人物形象的現實意義的關注正逐步淡化，這是與作家的敘述視野從對當下現實的直面到回避的轉變有密切聯系的。趙樹理是一個來自人民群眾的作家，出身農民的他深知中國農民的苦難生活，“從1928年起，他就萌生了以文藝為農民服務的意愿，”[4]他曾經說過不要上文壇，只想做“文攤”文學家，而延安文藝思想對他的影響更堅定了他“老百姓喜歡看，政治上起作用”的寫作目的。他的作品非常貼近當時的中國農村變革和農民的生活與斗爭，突破了“五四”以來新文藝與勞苦大眾沒有緣分的界限，趙樹理的敘述視野表現出一種“直面現實”的熱切姿態，他的作品“著眼點往往在基層，解剖小生產的狹隘眼界和習慣勢力，‘小二黑’這個形象充分體現了新時代中的新人物在成長過程中最初階段的精神面貌，”[4]小二黑作為一個積極向上的富有生命力新一代農民形象，他最終的喜劇結局迎合了當時廣大農民對革命勝利的期待心理，可以說小二黑這個形象以其存在的普遍性和“源于現實、高于現實”的藝術真實性，在當時具有了極高的現實意義。到了二十世紀末的社會轉型期，由于時代的變遷，文學創作不必遵循“文學為政治服務”的前提，“當政治、文化、意識形態在現代化焦慮中徘徊時，文學以‘向后轉’的方式完成了與現實、政治主潮的背離，”[5]作家在創作時能夠有較大余地選擇他愿意接受的非主流思潮，如有關文化反思的文學思潮，在這類文學思潮的影響下，作家的創作在一定程度上“游離”了現實，表現出對于現實和政治慣性的偏離。敘述視野大規模向過去轉移，從而淡化了對于當下現實的關注，也淡化了作品的現實意義。這一時期的敘述內容常常是回顧半個世紀以前“歷史”的作品，屬于超越了“真人真事”的歷史敘事，通常圍繞一個和幾個家族幾代人的命運展開歷史敘事，在“世紀末”的視境中體驗和感悟，展現出近于史詩般的宏偉規模，陳忠實的《白鹿原》正是這類小說的代表作。陳忠實在《白鹿原》中把“黑娃”塑造為“白鹿原”上的眾多普通生靈之一，刻畫了他對于歷史風暴的感應及其在歷史趨勢中的個體的生存命運，作者試圖通過他在人性層面上前后愛情的選擇、以及人生價值層面上的人生觀選擇，表現了中華民族在矛盾中掙扎、在衰敗中突圍、在困境中反抗的歷史，所以黑娃的命運更多地體現了死的痛苦與生的陣痛的交織，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黑娃也許并不能反映當代農民的生活面貌以及情感狀況，而讀者從他的多桀命運中可以感悟世道人心、是非成敗、興衰治亂與愛憎恩怨。契可夫曾經說過：“文學家是自己的時代的兒子，因此應當跟其他一切社會人士一樣受社會生活外部條件的制約。”[6]作為現實中的、社會中的獨立個體，作家的審美判斷和評價都要受到時代的影響。即便創作時采用的都是現實主義的創作風格，不同的創作主體在時代精神、社會意識形態、敘述視野等因素的影響下，現實主義小說的敘事也會發生話語虛構變遷、現實意義淡化等種種多維嬗變，從小二黑和黑娃的命運的“分道揚鑣”可窺一斑。
參考文獻：
[1]袁盛勇.回歸傳統：<白鹿原>的文化本性[J].玉林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0，21（1):52-55.
[2]董均倫.趙樹理怎樣處理小二黑的材料[N].文藝報，1949-07-07(04).
[3]朱棟霖.中國現代文學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4]劉泮溪.趙樹理的創作在文學史上的意義[J].山東大學學報，1963(1):1-8.
[5]王萬森，吳義勤，房福賢.中國當代文學五十年[M].青島:青島海洋大學出版社，2001.
[6]契可夫.契可夫文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
作者:朱志云 單位:泰州職業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