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文學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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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論》研究的整體觀

（一）接續傳統以“現代性”為線索

首先，《史論》中文學研究的整體意識體現在其編撰以現代性為線索，對晚清文學的接續、對五四文學傳統的重新敘述、對與政治意識形態關系密切的文學的重新闡釋以及對地下文學、潛在寫作、民間文學的挖掘，它非但沒有否定左翼文學、十七年文學以及“”文學對五四文學傳統的割裂，反而以現代性為線索，重新發掘其內質使其回到五四文學傳統的文學敘述歷程上，這向全面的整體觀大大地邁進了一步，對黃、陳、錢三人的整體觀是一種回應、補充和批評實踐。林基成的《天演＝進化？＝進步？重讀〈天演論〉》和王德威的《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的重新評價》兩篇文章將中國文學的現代性萌發定于晚清這個“移動時間坐標”上，若以此為中國文學現代性起點，那么五四文學就是中國文學現代性的制高點。之所以說它是制高點，其一是一種“策略性”選擇，它基本上是與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一致，文學史敘述有了一層保護色彩；其二它是現代文學傳統，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性的發展或者變異都可以從這里找到脈絡和影子，五四文學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性發展的資源自不必說，王曉明的《一份雜志和一個“社團”———重評五四傳統》中通過對《新青年》雜志和文學研究會的分析，我們認識到了左翼文學等現代性的變異也是有歷史原因的。我們也要反思下這個“整體”真的全面嗎？陳、黃、錢三人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是通過選擇、篩選，重視五四文學傳統和新時期文學，力求達到的一種“整體”；《史論》也是通過對五四文學傳統的重新解讀而使得“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成為一個“整體”，兩者都是為了證明自己的整體意識的合理性而努力著，但那些被論者有意無意排斥在外的，例如“反共文學”“禁忌文學”的位置，這是不是值得我們深思下“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整體意識是否全面呢？

（二）文學理論文學史文學批評求新互促

《史論》是在文學理論的更新的前提下、以新的視角和評價標準來與“重寫文學史”相呼應，意在使“文學理論”“文學史”“文學批評”三者之間相互聯系和支撐，從而達成一種整體意識。在文學理論方面，論者不是全盤以西方的理論為背景，更不是具有濃厚說教意味的意識形態話語，而是結合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歷程，把眼光向內發掘中國傳統理論資源、向外吸收西方適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理論來進行闡發的。一個文學意象、一份雜志和一個“社團”便可引發論者的議論，譬如劉吶的《望星空———一個文學意象的歷史考察》，這是中國傳統的“一中生多”“以小見大”“以微知著”；通過對作者的個人經歷的介紹引發敘述。建構在這些文學理論之上的文學批評自然是論者充分發揮批評主體性，以新的視角和評判標準來重寫而不是重復，“換劇本”而不是只換“演員和布景”，對傳統文學的重新挖掘、對左翼文學的重新審視、對經典的確立和解構等都是在以新的思想呈現在我們面前，譬如王德威的《荒謬的喜劇？———〈駱駝祥子〉的顛覆性》敘述。作者認為，“老舍在描寫祥子的墮落時，運用了一種很傳統的喜劇模式，即經由某種機械力量的作弄，使得原本有活力的人或事物變成僵化的‘東西’”，王德威的這種見解是不是讓我們大跌眼鏡，是不是沖擊著我們的傳統思維，是不是啟發我們轉換視角產生新的想法呢？恐怕文學史中老掉牙的文字都被驚醒了……主編王曉明正是以修訂版的《史論》對80年代提出的“重寫文學史”做出回應，使得文學理論、文學史、文學批評三個部類相互連接，促進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整體觀思想的發展。

（三）研究視域中世界視角的缺位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概念的提出充滿了理想主義、精英主義、樂觀主義，文學現代性在20世紀80年代話語被打破的情況下成為知識分子急于闡釋和追求的目標，尤其是在20世紀80年代啟蒙精神討論中愈演愈烈。于是，用全新的眼光對傳統文學加以重構，努力發掘其現代性因素成為文學界的自覺任務，從而來解構意識形態范式下的文學史研究，這適應了新的學術氛圍、表現出追求現代性的努力，但在某種程度上步入了新的政治意識形態追求中國現代化的語境之中，那么這怎么能算上是一種“純審美”的研究呢，這里或多或少都帶點功利主義的意味，以至于編者在一副求新求異的眼光下而未能很好地用世界眼光去審視中國現代文學在世界文學格局中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關系。所以《史論》的“整體觀”還不能算全面的“整體觀”，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應當以全面全新的眼光深入研究，在中國傳統／世界兩大背景下進行文學批評和文學史敘述。

二、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整體觀內涵外延

1985年“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個概念正式以文字形式出現，1985年正值“文化熱”，“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作為整體觀的研究范式從一開始似乎就注定要與文化聯姻，不僅要進行文學的內部研究，而且還要從更廣泛的外部———文化來進行研究，也就是說不僅僅研究文學文本，還要更大范圍地研究社會這個大文本。文化研究作為文學的一種外部研究是與文學的內部研究相互補充的，這也是一種“整體意識”，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整體觀內涵的外延。文化研究作為外部研究不是簡單的政治比附，它源于20世紀60年代的英國，是跨學科活動，從語言學、歷史學、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學科都可以找到研究對象的切入點，大大拓寬了文學的研究視野。

（一）文化研究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首先，文化研究成為學者的一種共識，“重寫文學史”專欄的發起者、中國文化研究的中堅———王曉明在2008年的一個訪談中說道：“1985年提出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是一種新的研究范式，但是這個研究范式今天成為主流的研究范式，可以說大多數現代文學研究基本上是在這個框架里面展開的。如果說有什么新的研究范式可以沖破這種研究范式，我個人覺得就是文學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結合的范式”。錢理群也曾說過，“‘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里的好些問題，從‘世界文化’的角度看可能比單純從文學角度看更清楚些”。除此之外，王德威在接受訪問時也說過這樣一句話：“除了文學，跟文學相關的一些藝術媒介，我也希望都帶到，比如中國書法的問題”［5］73，他的想法被采訪他的李鳳亮概括為“文化書寫”。看來，文化研究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學術界的一種共鳴，成為尋求新的批評視角的一個窗口。其次，從學科角度來看也有必要引入文化研究，曾經的文學尚未從“文化”這個混沌的狀態中剝離出來，隨著各學科的分工以及人們對文學“審美”“文學獨立性”的自覺要求，文學漸漸從文化中獨立出來了，人們愈來愈重視文學的“內部研究”，而如今科學應用技術的發展又帶動了各學科的溝通使得研究視域不僅僅局限于本學科，文化研究又順理成章地引入到文學研究領域之中，歷史在這里又會心地一笑。再者，社交網絡的發展、公共空間領域的擴大使得公民參與社會生活的熱情愈來愈大，文學在20世紀80年代承擔批判功能的主體地位受到動搖以及知識分子的精英意識也與日俱減，這就需要從更廣泛意義的文化領域來探討文學與愈發復雜的時代關系。最后，文化研究作為新的研究視角是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范式的內在精神是一致的：都是論者適應時代語境形成新的批評領域，是論者“主體性”介入的完美呼應，與“五四”文學開創性精神一脈相承。

（二）文化研究在《史論》中的初探及其發展

在中國大陸，文化研究作為一種學術運動晚于港臺10年，開始于20世紀末21世紀初，王曉明的《一份雜志和一個“社團”———重評五四文學傳統》正是從文本以外的文學機制角度來重評五四文學傳統；李今的《新感覺派和二三十年代好萊塢電影》是從電影角度來分析新感覺派的描寫對象、主題內容及寫作技巧；鄭先的《未完成的篇章———為紀念〈今天〉創刊十五周年而作》也是圍繞著《今天》這個刊物的發展過程來探討我國新時期詩歌的發展歷程。由此，王曉明通過《史論》來向讀者和批評者展示了文化研究的批評視角，給予我們一定啟發。《史論》畢竟不是一部文化研究的專集，不可能對文化研究做那么細致地描述，但卻昭示出新的研究范式出現的可能，它僅僅是個“引子”，以學院文化研究為例便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研究在中國的發展：1999年上海部分學校開設了文化研究選修課，2001年，上海大學成立了中國大陸第一個文化研究機構———中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2004年，文化研究熱擴展到了全國許多大學，這股熱一直延續至今，文化研究———這個從西方引入的理論術語在中國學術界掀起了一股熱潮，在這股熱潮之后我們也要冷靜地反思一下：如何衡量文化研究與文本細讀之間的關系；怎樣把握文化研究這個跨界研究活動的邊界所在；怎樣合理地利用文化研究這個“舶來品”，如何使其在中國文化語境中確認自己合理性存在等。

作者：鄧菁菁 單位：安徽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