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文學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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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

“文學研究”一經(jīng)戴上科學的桂冠，就意味著將永遠陷入科學本質(zhì)與文學本質(zhì)之間的糾結(jié)與困惑之中。一方面，科學本質(zhì)要求通過嚴密的邏輯推理和嚴格的實證方法來無限地接近真相。另一方面，作為研究對象的文學，文學作品豐富的表現(xiàn)形式，復雜的內(nèi)心情感，千差萬別的經(jīng)驗和常識，理性和科學在進行簡單的歸納時都常常顯得無能為力，更何況要接近真相，達到真理！這是感性確定性的種類與個體的問題，種和類為第二實體，個體是第一實體。用第二實體把握第一實體是徒勞的、無力的。很多學者用《否定辯證法》來指導文化批評。任何一個概念中都蘊涵著概念性與非概念性的矛盾，也就是永恒的、普遍性的領域與流變的現(xiàn)象世界之間的矛盾。形而上學內(nèi)部也存在著這樣的矛盾。文學研究如何處理好這樣的矛盾？處理不好就會出現(xiàn)這樣的尷尬——與它的本質(zhì)越走越遠。文學與科學最容易溝通的恐怕是古典文獻學，把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放在世界范圍內(nèi)考察，她也一直是優(yōu)等生。

在傳統(tǒng)文獻學里，目錄、版本、校勘、注疏、辨?zhèn)?、輯佚等，被視為傳統(tǒng)經(jīng)史之學的門徑和基石，歷代先賢大儒在這方面下了苦功，我們所熟悉的民國大師，絕大多數(shù)在方面都是世界頂級高手。那么現(xiàn)在的文獻學可能對古代文學典籍的重新整理、編纂、考辨、譯注包括現(xiàn)代化傳播等都有新的要求，其動態(tài)和流變也并不容易把握。既然處理科學本質(zhì)與文學的鮮活生命之間的矛盾成為一種高難度的藝術，那么時至今日，又有多少人真正吃透了這門藝術？在嚴格的學術制度管制下的文學研究，難免生產(chǎn)出大量與文學實踐嚴重脫節(jié)的“產(chǎn)品”，文學真正需要的理論問題并沒有得到有效地解決。在研究方法上采取拿來主義，忽略文學的本質(zhì)屬性，與其他社會科學等同，正是前文提到的照搬西方理論模式，才會出現(xiàn)僵化的學報體、新八股文現(xiàn)象。文學研究模式化的后果是，把鮮活復雜的文學框定在刻板的教條里，這種簡單粗暴的方式與強調(diào)精細的科學精神也是背道而馳的。為了沖破這種令人窒息的牢籠，文學研究者中的一些活躍分子兵分兩路，一路專事文化批評。文化批評不關注文本的文學性，傾心于文學作品以外的社會問題，作家的文本只是一個借口或者道具，六經(jīng)注我，在諸如女性主義、生態(tài)批評、殖民主義、文化霸權、歷史主義、意識形態(tài)以及國家機器等等方面大做文章。近年來文化批評的“酷評”風潮逐漸流行，其中不乏投機分子，為了快速吸引眼球，來不及細讀文本，不注重學理，懶得做功課，只要是文壇大腕的作品，不問青紅皂白，先拉出來打他五十大板。批評家長期坐冷板凳，求關注、求疼愛，此乃人之常情。另一路則殺入“文化研究”這個廣闊的荒原。廣義的文化研究并不局限于文學這一特定的對象，而是涉及到社會的方方面面，與文學研究的“抱殘守缺”相比，文化研究是一個全新的新生事物，它被高校文科院系和社會科學研究機構看作一個新的學科增長點。文化研究與文學研究相比，有更美妙的前景，方法上也有諸多“野路子”。在格局上它打破了狹隘的學科化了的文學研究,在視野上也從文學轉(zhuǎn)向了諸多邊緣文化現(xiàn)象。隨著中國經(jīng)濟持續(xù)穩(wěn)定地增長，國際聲譽日隆，只要有一點常識的中國人都感覺到了增強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軟實力的必要性。無論是中國目前在國際上所處的位置還自身發(fā)展的需要，文化研究被高度重視，政府機構的文化決策需要各大“智庫”提供有力的研究成果。從事文史哲類基礎理論研究的研究者紛紛轉(zhuǎn)戰(zhàn)文化研究陣地，各種文化研究所、文化研究中心如雨后春筍。

與文化研究生意興隆、人聲鼎沸的場面相比，文學研究顯得日益蕭條冷落。基礎理論研究投入大、回報低，其影響力無法預見，與之形成強烈對比的是，應用研究收效快，幾乎立竿見影。不排除科研人員有立刻套現(xiàn)的功利心理，因此文學研究轉(zhuǎn)向文化研究成為上下共謀的結(jié)果。實際上，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兩者常常是難分彼此，互相包含，它們在分離與撕扯當中既互相拆臺，也彼此成就。然而，被熱捧的文化研究也并非一帆風順，首先它要面臨學科歸屬的尷尬，加上由于缺乏形而上的理論指導，其實踐性與理論性嚴重脫節(jié)，真正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寥寥無幾。研究人員一窩蜂趕潮流，知識儲備不夠，即使在實踐性研究這一塊也無法有效地給黨政決策部門提供急需的應用對策研究成果?！拔幕笔且粋€包羅萬象的概念，“文化研究”一開始就不打算把自己規(guī)定為對文化的研究，它帶有一定的學理性和學科性質(zhì)。正式的文化研究機構可追溯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英國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所，其代表人物有理查德•霍加特(R.Hoggart)與雷蒙德•威廉斯(R.Williams)，被稱之為“伯明翰學派”。由于文化研究在各學科之間處于搖擺不定的位置，一直缺乏理論支撐，西方比較早進入這一領域。馬克斯•霍克海默（M.MaxHorkheimer）和西方奧多•阿多諾（TheodorWiesengrundAdorno）的《否定辯證法》，以及瓦爾特•本雅明（WalterBenjamin）的《機器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這兩部作品常被作為文化研究的理論骨架。廣義的文化研究把社會學、媒體研究、文學理論以及文化人類學等攪拌在一起，對社會中的各種文化現(xiàn)象進行研究，關注非主流意識形態(tài)之外的亞文化。直到今天，文化研究的學科性質(zhì)、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還處于模糊狀態(tài)。目前國內(nèi)的文化研究出于現(xiàn)實的需要，側(cè)重于實踐性研究，其文化立場、批判姿態(tài)都還沒有來得及進入到義理層面。通常情況下，社會總是盡量維護既定的文化機制，這是保障社會結(jié)構穩(wěn)定的基本前提。對于文學研究這門學科說來，一個多世紀以來大學教育體制使文學研究專業(yè)化，這門學科在社會關系架構中已經(jīng)處于相對穩(wěn)定的位置之中。高校的文學院（中文系）、外國語學院（外語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三大文學研究機構（文學研究所、外國文學研究所、民族文學研究所），以及全國地方社會科學院的文學研究所，有一支長期穩(wěn)定的教學和科研隊伍。這幾年文化研究來勢兇猛，它所帶來沖擊使得地方社科院的文學所研究方向和功能上發(fā)生了變化。地方社會科學院一般被定位為“思想庫”、“智囊團”，由于文化研究與文學研究某種內(nèi)在的聯(lián)系，從事文學研究的科研團隊和科研人員的紛紛轉(zhuǎn)行文化研究，并有愈演愈烈的趨勢。一項統(tǒng)計表明，2014年全國31家地方社科院，有8個文學研究所改為文化研究所，三個文學研究所與歷史研究所合并，兩個所改為民族研究所（屬于社會學）。北京、山東、浙江、河南這樣的文學資源豐富的省份都改為文化研究所。

全國社科院很多文學研究所被撤銷或者合并，合并后名稱改為文史研究所。像湖北省，擁有屈原、孟浩然、公安派、竟陵派、聞一多等這樣好的文學資源的省份都被合并，只保留一至兩名文學研究人員。名稱的更改決定學科定位和研究方向。有些文化研究所和文史研究所已經(jīng)不再設置文學學科，如廣東、重慶等。社會科學的學科發(fā)展一面方越來越精細化，但另一方面，隨著時代的發(fā)展，社會科學的屬性又需要團隊作戰(zhàn)和跨學科合作研究，呈現(xiàn)高度綜合化趨勢。地方社會科學院的定位主要是為地方黨委和政府的決策服務，在注重基礎性研究與應用性研究相結(jié)合的同時突出應用性研究。后者是獲得人才、資金和政策的支持的有力保障?；A學科在地方社科院一直很處于弱勢地位，改行、合并常常并非出于研究人員的本意。文化研究可謂資源豐富、天地廣闊，研究者大可信馬由韁。排斥在主流之外的邊緣文化，日益興隆的影視文化，高度被關注的民間文化，亟待保護整理的傳統(tǒng)文化等等。當年的伯明翰學派就直言不諱的宣稱他們是以文化實踐和社會關系變遷為主要研究任務，內(nèi)容也主要是大眾文化和日常生活，包括影視、各種文化媒介、休閑方式甚至房屋裝修，后來才轉(zhuǎn)向媒介的意識形態(tài)功能研究。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就是，無論是伯明翰學派，還是法蘭克福學派，他們的研究人員學科背景大都是社會學、哲學、法學、歷史學和心理學，鮮見有文學學科背景的成員。廣義的文化研究與文學幾乎沒有什么交叉點，它本質(zhì)上應該屬于社會學。通常采用抽樣調(diào)查、統(tǒng)計分析以及社區(qū)研究、個案研究等方法，試圖通過精確數(shù)據(jù)和各種社會文化動態(tài)作為理論支撐。那么，狹義文化研究境況如何呢？文化皮書、文化發(fā)展戰(zhàn)略一類的調(diào)研報告與文學基礎理論也是毫不相干。出現(xiàn)這種現(xiàn)象與當今時代分工過細，行業(yè)壁壘有關。文學研究也是一門職業(yè)陷阱很深的行業(yè)，而文化研究處于草創(chuàng)階段，有文學學科背景的人最容易入手。再者，社會科學未來發(fā)展趨勢更加注重應用學科和局部研究，文學搶先占領文化研究陣地也是一個不錯的策略。然而，真正的文化研究其難度要遠遠高于其他純粹單一的學科，文化研究的跨學科性、政治性、實踐性、批判性，不僅需要極大的知識儲備，還需要文史哲與自然科學融會貫通，最好是學貫中西，博古通今。除此之外，還要有應用對策研究與基礎理論研究兩相兼顧的能力。

二、學術體制下文化研究的困境

文學研究紛紛轉(zhuǎn)向文化研究，這里涉及到一個根本性問題，即學術體制下的人才培養(yǎng)問題。學術職業(yè)化和學術體制化的惡果是僵死的教條主義大行其道。國家現(xiàn)行的學術體制與人才培養(yǎng)是緊密相關的，由于前面提到的文化研究的跨學科性、邊界模糊性，國家一級學科沒有、也無法設置文化這一門學科。年輕學者的晉升常常遇到“技術性”障礙。如果一位年輕學者在他的學術規(guī)劃中打算專事文化研究，那么，他的職稱評定將嚴重受阻。在課題這一塊，文學研究在國家一級學科里有中國文學、外國文學、語言學、新聞傳播學、藝術學。課題申報嚴格按學科分類，除了重大課題有跨學科研究，國家級、省級重點課題、一般課題、青年課題都只能一一對應。在重大課題的申報方面，青年學者在申報人資格這一欄就被拒之門外。文化研究要申報縱向課題，打個比方，就算某項文化研究比較靠近倫理學或美學，就意味著要跟思辨哲學或純粹的倫理學、美學競爭哲學課題。又如，以神話傳說為背景的江山勝景、歷史遺存被納入重點保護范圍，那么在申請文化保護方面的縱向課題時，可能同時涉及到文學人類學、歷史學、考古學、民族學、地理學等，但它不好往其中任何一個專門的學科上靠，也無力與其中任何一個純粹的學科競爭，因此，這類課題一是被地方政府作為橫向課題招標，一是作為國家重大課題，年青學者既沒有資格也不具備這種綜合能力。方面更是重重受阻，國內(nèi)目前沒有頂級文化期刊，有一些知名度很高的文化期刊，在考核機制中被排除在“權威”或“重大”刊物之外。各級職稱評審成果量化標準具有穩(wěn)定性和滯后性，很多評審機構還在沿用20年前制定的評審標準。職稱評審規(guī)則的制定與國家學術體制下的學科分類嚴格掛鉤。按照西方的學科分類將中國傳統(tǒng)學術和知識文化逐個對號入座，學科的實用性得到彰顯。中國傳統(tǒng)學術文史哲不分，事實上，這種講求博通的“通人之學”的學科分類與西方講求實用的“專門之學”的學科分類根本無法實現(xiàn)對接，古代典籍尤其是先秦兩漢的經(jīng)、史、子、集常常無法歸類，中國圖書館分類法的古代部分在這種分類法面前無可奈何，仍然沿襲傳統(tǒng)的“四部學”。人文社會科學的粗暴分類法可能不知不覺地改變著人的思維方式和學術方向，那么在振興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復興國學的重要歷史使命面前，各學術機構、研究人員始終處于糾結(jié)之中。青年學者在職稱評定時，拿不出高分值的成果，制度不會對單個的人進行變通。這又回到關系論的問題，大的關于學科的關系論。某種事物之所以成其為某種事物，是在相對應的關系中成立。文化研究被人通俗地稱之為“萬金油”，其實對專業(yè)要求更高。文化研究一方面凌駕于各學科之上，另一方面又委身于各學科之內(nèi)，在自己編織的蛛網(wǎng)式的錯綜復雜的關系中迷失了自我。高調(diào)的文化研究者不在乎學科上的歸屬問題，文化研究的跨學科屬性眾所周知。從人才培養(yǎng)的角度考慮，文化研究的發(fā)展還需要有配套的學術體制。當然，無論文學研究還是文化研究，只有不受制于體制后才會有真正的自由?？茖W研究到了無為的境界才有真東西。

三、結(jié)語

文史哲短暫的分家之后，信息化之后又進入“大學科”時代，學科的疆界再一次被打破，跨學科跨文體成為趨勢。文化研究比文學研究更敏銳的觀察到了這一點，它作為一個有旺盛生命力的新生事物反襯了文學研究的衰落，它的反制度化、反學院化正是對包括文學研究在內(nèi)的刻板學術制度的刺激，它密切關注風起云涌的社會文化運動，以實踐的姿態(tài)干預社會文化。當然，文學研究處在一種穩(wěn)定的學科關系中，結(jié)構牢固，分工明晰，不可能輕易地被遮蔽、被分散。雖然說文學的本質(zhì)屬性和它的永恒性是它存在的理由，但是面對當前危機，需要學界認真思考，重建自己的理論體系。

作者：卓今 單位：湖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