鄺麗莎小說中的東方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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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葛楠 單位：南京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

在小說中，主人公百合在她七歲的時候第一次收到雪花的扇子。隨著百合的回信，兩位女孩的命運就此結為一體，靈魂生生相伴。從此以后，女書成為百合和雪花交流的唯一工具，她們通過這樣的“讀紙唱扇”，訴說著出嫁前后的種種快樂、不安以及痛苦。由于女書文字的特殊，造成了這對老同多年后的一次誤會，直至雪花彌留之際，百合方才醒悟。雪花走后，百合打開折扇，寫上了自認為是絕筆的一段。她們之間的文字從不曾給旁人看過，更別提家中的男性，因為女書是只屬于女人的，它安慰并鼓勵著這對命運多舛的姐妹。況且老同之間的感情是不允許第三個人介入的。至此，女書見證了百合與雪花從兒時到陰陽兩隔的所有悲歡離合，她們的友誼超過父母、夫妻之間的感情，至死不休。

如此這般，可以說女書文化不僅僅是有別于男權文化的字符，更是中國女性精神的代表。它記錄著女性的感情、生活，抒發著她們的悲傷與吶喊。這一點在之前的華裔文學中是從未出現過的。纏足的習俗在中國可謂是由來已久，有幾千年的歷史。當時，各階層婦女都要纏足（除去靠體力活生活的婦女），經過一番撕心裂肺的痛苦之后方才達到“三寸金蓮”的要求，并且女人是靠著一副完美的小腳才能找到好的婆家。

在《雪花和秘密的扇子》中，作者用了一章的篇幅來描寫纏足。作者通過王媒婆的話將纏足的重要性呈現在讀者面前。這樣作者既沒有多加自己的評論，也沒有賦予主人公任何感情色彩，而是運用第三人稱更為客觀、公正地還原當時文化習俗的原貌。在描寫纏足過程中，雖然百合經歷了巨大的痛苦，但為了成為“一個女人、妻子和崇高的母親”，③她不得不隱忍地練習走路，直至八個腳趾都斷裂，并繼續練習下去。母親的一句話真正道出了纏足的真諦。這不僅是化繭成蝶的歷練，推崇“三綱五常”的儒家思想對女人最高的要求就是隱忍和堅韌，要想成為偉大的妻子、母親這也是必需的，那么在纏足的過程中所付出的痛苦與努力，就成為女性最崇高品質的象征。然而，在譚恩美的《接骨師之女》中，母親則把纏足描述得又臟又臭，“看起來像腐爛的姜根……聞起來像豬鼻子”④一樣的東西，對其絲毫沒有好感。雖然這符合西方人的價值觀，但卻是對中國傳統的莫大諷刺。正如詹姆斯•克利福德所批判的那樣。譚恩美就好比這樣一位西方作家，她假借“母親”之口將纏足一事描述得如此不堪，縱然這一過程有難以忍受的痛苦，但在當時的社會文化背景下，一雙精美的小腳對于中國女性而言卻是無上的榮耀，這一點西方作家是無法體會到的。這就好比西方女性的束胸史，在東方人看來也是荒唐可笑的。在這一方面，鄺麗莎似乎要包容、公正很多。

除了以上兩點，就整體框架而言，絕大部分的華裔文學作品都將故事的背景設置在西方，而主人公也多是從中國移民而來，如黃玉雪的《華女阿五》、譚恩美的《喜福會》等等。自然，這些作品中的人物勢必要與西方興盛的基督教文化產生碰撞，而為了順應西方主流文化，作者只好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陰暗面加以夸張渲染，以滿足西方讀者的獵奇心理，這樣就進一步固化了東方文化的“他者”形象，鞏固了西方的文化霸權。而鄺麗莎則直視19世紀初期的中國，完完全全受儒家思想影響，用西方學者的話來說，在鄺麗莎《雪花和秘密的扇子》中。她們所接觸和經歷的都是中國傳統的文化習俗，沒有異族文化思想的紛擾，她們不需要向誰妥協。所以鄺麗莎能夠將中國文化的一隅完整地呈現出來。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雪花和秘密的扇子》是一部超越了東方主義的華裔文學作品，小說通過描寫女書、纏足等傳統文化向世人揭開了古老華夏文明的神秘面紗，凸顯了東方女性堅韌不屈、美麗多情的一面，顛覆了西方世界眼中的刻板的東方“他者”形象。作品擺脫了以往華裔文學中深沉的政治宗教色彩，為遙遠的中華大地上的深邃文化及其子民的謙遜高尚涂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如果將華裔文學比做一部瓷器，那么無疑，鄺麗莎的這部《雪花與秘密的扇子》則是這部瓷器上保存得較為完整的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