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研究論文全文(5篇)

一、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

“文學研究”一經(jīng)戴上科學的桂冠，就意味著將永遠陷入科學本質與文學本質之間的糾結與困惑之中。一方面，科學本質要求通過嚴密的邏輯推理和嚴格的實證方法來無限地接近真相。另一方面，作為研究對象的文學，文學作品豐富的表現(xiàn)形式，復雜的內心情感，千差萬別的經(jīng)驗和常識，理性和科學在進行簡單的歸納時都常常顯得無能為力，更何況要接近真相，達到真理！這是感性確定性的種類與個體的問題，種和類為第二實體，個體是第一實體。用第二實體把握第一實體是徒勞的、無力的。很多學者用《否定辯證法》來指導文化批評。任何一個概念中都蘊涵著概念性與非概念性的矛盾，也就是永恒的、普遍性的領域與流變的現(xiàn)象世界之間的矛盾。形而上學內部也存在著這樣的矛盾。文學研究如何處理好這樣的矛盾？處理不好就會出現(xiàn)這樣的尷尬——與它的本質越走越遠。文學與科學最容易溝通的恐怕是古典文獻學，把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放在世界范圍內考察，她也一直是優(yōu)等生。

在傳統(tǒng)文獻學里，目錄、版本、校勘、注疏、辨?zhèn)巍⑤嬝龋灰暈閭鹘y(tǒng)經(jīng)史之學的門徑和基石，歷代先賢大儒在這方面下了苦功，我們所熟悉的民國大師，絕大多數(shù)在方面都是世界頂級高手。那么現(xiàn)在的文獻學可能對古代文學典籍的重新整理、編纂、考辨、譯注包括現(xiàn)代化傳播等都有新的要求，其動態(tài)和流變也并不容易把握。既然處理科學本質與文學的鮮活生命之間的矛盾成為一種高難度的藝術，那么時至今日，又有多少人真正吃透了這門藝術？在嚴格的學術制度管制下的文學研究，難免生產(chǎn)出大量與文學實踐嚴重脫節(jié)的“產(chǎn)品”，文學真正需要的理論問題并沒有得到有效地解決。在研究方法上采取拿來主義，忽略文學的本質屬性，與其他社會科學等同，正是前文提到的照搬西方理論模式，才會出現(xiàn)僵化的學報體、新八股文現(xiàn)象。文學研究模式化的后果是，把鮮活復雜的文學框定在刻板的教條里，這種簡單粗暴的方式與強調精細的科學精神也是背道而馳的。為了沖破這種令人窒息的牢籠，文學研究者中的一些活躍分子兵分兩路，一路專事文化批評。文化批評不關注文本的文學性，傾心于文學作品以外的社會問題，作家的文本只是一個借口或者道具，六經(jīng)注我，在諸如女性主義、生態(tài)批評、殖民主義、文化霸權、歷史主義、意識形態(tài)以及國家機器等等方面大做文章。近年來文化批評的“酷評”風潮逐漸流行，其中不乏投機分子，為了快速吸引眼球，來不及細讀文本，不注重學理，懶得做功課，只要是文壇大腕的作品，不問青紅皂白，先拉出來打他五十大板。批評家長期坐冷板凳，求關注、求疼愛，此乃人之常情。另一路則殺入“文化研究”這個廣闊的荒原。廣義的文化研究并不局限于文學這一特定的對象，而是涉及到社會的方方面面，與文學研究的“抱殘守缺”相比，文化研究是一個全新的新生事物，它被高校文科院系和社會科學研究機構看作一個新的學科增長點。文化研究與文學研究相比，有更美妙的前景，方法上也有諸多“野路子”。在格局上它打破了狹隘的學科化了的文學研究,在視野上也從文學轉向了諸多邊緣文化現(xiàn)象。隨著中國經(jīng)濟持續(xù)穩(wěn)定地增長，國際聲譽日隆，只要有一點常識的中國人都感覺到了增強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軟實力的必要性。無論是中國目前在國際上所處的位置還自身發(fā)展的需要，文化研究被高度重視，政府機構的文化決策需要各大“智庫”提供有力的研究成果。從事文史哲類基礎理論研究的研究者紛紛轉戰(zhàn)文化研究陣地，各種文化研究所、文化研究中心如雨后春筍。

與文化研究生意興隆、人聲鼎沸的場面相比，文學研究顯得日益蕭條冷落。基礎理論研究投入大、回報低，其影響力無法預見，與之形成強烈對比的是，應用研究收效快，幾乎立竿見影。不排除科研人員有立刻套現(xiàn)的功利心理，因此文學研究轉向文化研究成為上下共謀的結果。實際上，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兩者常常是難分彼此，互相包含，它們在分離與撕扯當中既互相拆臺，也彼此成就。然而，被熱捧的文化研究也并非一帆風順，首先它要面臨學科歸屬的尷尬，加上由于缺乏形而上的理論指導，其實踐性與理論性嚴重脫節(jié)，真正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寥寥無幾。研究人員一窩蜂趕潮流，知識儲備不夠，即使在實踐性研究這一塊也無法有效地給黨政決策部門提供急需的應用對策研究成果。“文化”是一個包羅萬象的概念，“文化研究”一開始就不打算把自己規(guī)定為對文化的研究，它帶有一定的學理性和學科性質。正式的文化研究機構可追溯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英國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所，其代表人物有理查德•霍加特(R.Hoggart)與雷蒙德•威廉斯(R.Williams)，被稱之為“伯明翰學派”。由于文化研究在各學科之間處于搖擺不定的位置，一直缺乏理論支撐，西方比較早進入這一領域。馬克斯•霍克海默（M.MaxHorkheimer）和西方奧多•阿多諾（TheodorWiesengrundAdorno）的《否定辯證法》，以及瓦爾特•本雅明（WalterBenjamin）的《機器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這兩部作品常被作為文化研究的理論骨架。廣義的文化研究把社會學、媒體研究、文學理論以及文化人類學等攪拌在一起，對社會中的各種文化現(xiàn)象進行研究，關注非主流意識形態(tài)之外的亞文化。直到今天，文化研究的學科性質、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還處于模糊狀態(tài)。目前國內的文化研究出于現(xiàn)實的需要，側重于實踐性研究，其文化立場、批判姿態(tài)都還沒有來得及進入到義理層面。通常情況下，社會總是盡量維護既定的文化機制，這是保障社會結構穩(wěn)定的基本前提。對于文學研究這門學科說來，一個多世紀以來大學教育體制使文學研究專業(yè)化，這門學科在社會關系架構中已經(jīng)處于相對穩(wěn)定的位置之中。高校的文學院（中文系）、外國語學院（外語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三大文學研究機構（文學研究所、外國文學研究所、民族文學研究所），以及全國地方社會科學院的文學研究所，有一支長期穩(wěn)定的教學和科研隊伍。這幾年文化研究來勢兇猛，它所帶來沖擊使得地方社科院的文學所研究方向和功能上發(fā)生了變化。地方社會科學院一般被定位為“思想庫”、“智囊團”，由于文化研究與文學研究某種內在的聯(lián)系，從事文學研究的科研團隊和科研人員的紛紛轉行文化研究，并有愈演愈烈的趨勢。一項統(tǒng)計表明，2014年全國31家地方社科院，有8個文學研究所改為文化研究所，三個文學研究所與歷史研究所合并，兩個所改為民族研究所（屬于社會學）。北京、山東、浙江、河南這樣的文學資源豐富的省份都改為文化研究所。

全國社科院很多文學研究所被撤銷或者合并，合并后名稱改為文史研究所。像湖北省，擁有屈原、孟浩然、公安派、竟陵派、聞一多等這樣好的文學資源的省份都被合并，只保留一至兩名文學研究人員。名稱的更改決定學科定位和研究方向。有些文化研究所和文史研究所已經(jīng)不再設置文學學科，如廣東、重慶等。社會科學的學科發(fā)展一面方越來越精細化，但另一方面，隨著時代的發(fā)展，社會科學的屬性又需要團隊作戰(zhàn)和跨學科合作研究，呈現(xiàn)高度綜合化趨勢。地方社會科學院的定位主要是為地方黨委和政府的決策服務，在注重基礎性研究與應用性研究相結合的同時突出應用性研究。后者是獲得人才、資金和政策的支持的有力保障。基礎學科在地方社科院一直很處于弱勢地位，改行、合并常常并非出于研究人員的本意。文化研究可謂資源豐富、天地廣闊，研究者大可信馬由韁。排斥在主流之外的邊緣文化，日益興隆的影視文化，高度被關注的民間文化，亟待保護整理的傳統(tǒng)文化等等。當年的伯明翰學派就直言不諱的宣稱他們是以文化實踐和社會關系變遷為主要研究任務，內容也主要是大眾文化和日常生活，包括影視、各種文化媒介、休閑方式甚至房屋裝修，后來才轉向媒介的意識形態(tài)功能研究。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就是，無論是伯明翰學派，還是法蘭克福學派，他們的研究人員學科背景大都是社會學、哲學、法學、歷史學和心理學，鮮見有文學學科背景的成員。廣義的文化研究與文學幾乎沒有什么交叉點，它本質上應該屬于社會學。通常采用抽樣調查、統(tǒng)計分析以及社區(qū)研究、個案研究等方法，試圖通過精確數(shù)據(jù)和各種社會文化動態(tài)作為理論支撐。那么，狹義文化研究境況如何呢？文化皮書、文化發(fā)展戰(zhàn)略一類的調研報告與文學基礎理論也是毫不相干。出現(xiàn)這種現(xiàn)象與當今時代分工過細，行業(yè)壁壘有關。文學研究也是一門職業(yè)陷阱很深的行業(yè)，而文化研究處于草創(chuàng)階段，有文學學科背景的人最容易入手。再者，社會科學未來發(fā)展趨勢更加注重應用學科和局部研究，文學搶先占領文化研究陣地也是一個不錯的策略。然而，真正的文化研究其難度要遠遠高于其他純粹單一的學科，文化研究的跨學科性、政治性、實踐性、批判性，不僅需要極大的知識儲備，還需要文史哲與自然科學融會貫通，最好是學貫中西，博古通今。除此之外，還要有應用對策研究與基礎理論研究兩相兼顧的能力。

二、學術體制下文化研究的困境

文學研究紛紛轉向文化研究，這里涉及到一個根本性問題，即學術體制下的人才培養(yǎng)問題。學術職業(yè)化和學術體制化的惡果是僵死的教條主義大行其道。國家現(xiàn)行的學術體制與人才培養(yǎng)是緊密相關的，由于前面提到的文化研究的跨學科性、邊界模糊性，國家一級學科沒有、也無法設置文化這一門學科。年輕學者的晉升常常遇到“技術性”障礙。如果一位年輕學者在他的學術規(guī)劃中打算專事文化研究，那么，他的職稱評定將嚴重受阻。在課題這一塊，文學研究在國家一級學科里有中國文學、外國文學、語言學、新聞傳播學、藝術學。課題申報嚴格按學科分類，除了重大課題有跨學科研究，國家級、省級重點課題、一般課題、青年課題都只能一一對應。在重大課題的申報方面，青年學者在申報人資格這一欄就被拒之門外。文化研究要申報縱向課題，打個比方，就算某項文化研究比較靠近倫理學或美學，就意味著要跟思辨哲學或純粹的倫理學、美學競爭哲學課題。又如，以神話傳說為背景的江山勝景、歷史遺存被納入重點保護范圍，那么在申請文化保護方面的縱向課題時，可能同時涉及到文學人類學、歷史學、考古學、民族學、地理學等，但它不好往其中任何一個專門的學科上靠，也無力與其中任何一個純粹的學科競爭，因此，這類課題一是被地方政府作為橫向課題招標，一是作為國家重大課題，年青學者既沒有資格也不具備這種綜合能力。方面更是重重受阻，國內目前沒有頂級文化期刊，有一些知名度很高的文化期刊，在考核機制中被排除在“權威”或“重大”刊物之外。各級職稱評審成果量化標準具有穩(wěn)定性和滯后性，很多評審機構還在沿用20年前制定的評審標準。職稱評審規(guī)則的制定與國家學術體制下的學科分類嚴格掛鉤。按照西方的學科分類將中國傳統(tǒng)學術和知識文化逐個對號入座，學科的實用性得到彰顯。中國傳統(tǒng)學術文史哲不分，事實上，這種講求博通的“通人之學”的學科分類與西方講求實用的“專門之學”的學科分類根本無法實現(xiàn)對接，古代典籍尤其是先秦兩漢的經(jīng)、史、子、集常常無法歸類，中國圖書館分類法的古代部分在這種分類法面前無可奈何，仍然沿襲傳統(tǒng)的“四部學”。人文社會科學的粗暴分類法可能不知不覺地改變著人的思維方式和學術方向，那么在振興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復興國學的重要歷史使命面前，各學術機構、研究人員始終處于糾結之中。青年學者在職稱評定時，拿不出高分值的成果，制度不會對單個的人進行變通。這又回到關系論的問題，大的關于學科的關系論。某種事物之所以成其為某種事物，是在相對應的關系中成立。文化研究被人通俗地稱之為“萬金油”，其實對專業(yè)要求更高。文化研究一方面凌駕于各學科之上，另一方面又委身于各學科之內，在自己編織的蛛網(wǎng)式的錯綜復雜的關系中迷失了自我。高調的文化研究者不在乎學科上的歸屬問題，文化研究的跨學科屬性眾所周知。從人才培養(yǎng)的角度考慮，文化研究的發(fā)展還需要有配套的學術體制。當然，無論文學研究還是文化研究，只有不受制于體制后才會有真正的自由。科學研究到了無為的境界才有真東西。

一、緊隨美國批評動向的中國臺灣視角

現(xiàn)在翻開臺灣關于華裔美國文學作品能夠清楚地看到其在研究華裔美國文學上呈現(xiàn)出一種過分依賴美國批評動向的路線，過多地采用美國多元文化中的后殖民主義、女性主義、少數(shù)族裔文化等研究理論去研究華裔美國文學，偏離了華裔美國文化的獨特價值和理論意義。這樣不僅沒有形成臺灣獨特的華裔美國文化的視角，也沒能抓住華裔美國文化的核心和主流，無法彰顯華裔美國文化的獨特魅力。產(chǎn)生這種現(xiàn)象的根本原因與學者本身的求學經(jīng)歷有關，臺灣研究華裔美國文學的學者大部分都曾有美國留學經(jīng)歷，或者在美國完成華裔美國文化的碩士、博士論文，深受美國文化的影響，他們對美國國內的批評動向非常敏感，聯(lián)系緊密。盡管如此，臺灣對華裔美國文學的研究也取得了較高的成績，對大陸研究美國華裔文學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臺灣學者開創(chuàng)性研究華裔美國文學并取得的諸多成績和創(chuàng)建的基礎框架，為后學者研究華裔美國文學奠定了基礎。

二、具有“文化中國”情節(jié)的大陸視角

大陸對華裔美國文學的研究較晚一些，主要在上世紀80年代開始有所了解，到90年代大陸所有關于華裔美國文學的論文一共不超過5篇。大陸最初對華裔美國文學的研究并不是純粹自己的見解，或多或少地會受到美國本土多元文化和臺灣學者對華裔美國文學理解的影響，這一階段屬于大陸研究華裔美國文學的探索階段。經(jīng)過十多年的努力，大陸對華裔美國文學研究逐漸開始發(fā)出自己的聲音，為華裔美國文學多元化的發(fā)展注入新的思想。國內對華裔美國文學的研究并不像中國臺灣境內的學者那樣“步調統(tǒng)一”，在對華裔美國文學的思考研究方面，出現(xiàn)了兩類不同文學背景的研究學者：一類是以中文文學為研究背景主要研究海外文學的中文系學者，另一類則是以英語文學為研究背景研究華裔美國文學的英語系學者。大陸對海外文學的研究開始階段主要是對一些包括香港、澳門在內的小范圍的海外華人的中文作品進行研究。隨著對海外文學研究的不斷深入，除了對港臺地區(qū)的海外文學感興趣外，逐漸向世界范圍內所有華人文學研究擴展，包括東南亞文學、新加坡、北美、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等華人聚集比較密集的國家和地區(qū)。相較于以英語系學者為主要研究人員的中文系海外文學研究，研究成員隊伍更加龐大，具有非常深厚的中國本土文學的文化內涵。他們在研究華裔美國文學的過程始終以“文化中國”的角度切入，分析、理解華裔美國文學，并且試圖將海外華人文學與母語文學緊密聯(lián)系起來。他們發(fā)表的多篇博士論文和文學著作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華裔美國文學的多元化研究。與中文系研究海外文學研究隊伍不同，由英語系組成的研究華裔美國文學的研究隊伍最初是以翻譯華裔美國文學為主線，側重于將中國文學與華裔美國文學進行對比。恰逢21世紀初，大陸對華裔美國文學的研究進入到了持續(xù)升溫的時期，大陸境內各個大學、期刊紛紛設立華裔美國文學研究機構或者期刊專欄，關于華裔美國文學的論文和文學作品已增加到近兩百篇。這樣，華裔美國文學也漸漸進入到了國內大學英語語言學習的課程，為英語系培養(yǎng)了一批專門研究華裔美國文學的碩士、博士，并且取得了很大成績。無論是中文系的海外文學研究還是英語系的華裔美國文學的研究，都是從華裔文學的屬性入手，強調其與中國文化的淵源，分析中國文化對華裔美國文學的引導和向度。從近幾年發(fā)表的有關華裔美國文學作品可以看出，其主題已不再僅僅以華裔美國文學為主要方向，一般都要與“中國文化”、“中國文學創(chuàng)作”、“外國文學與中國文學的交融與沖突”等角度一同展開。在大陸，雖然對華裔美國文學的研究還在持續(xù)升溫，但都與國內本土文化的主流思想是一致的，那就是無論是美國還是其他地區(qū)，華人對自己故鄉(xiāng)的思念和中華文化的深深烙印是不隨時間和空間改變的。

三、美國多元文化下華裔美國文化的差異文化政治

人都是一樣的，無論到了什么地方始終不變的是自己民族文化的深深影響和思想觀念。美國自稱是一個自由國家，也是一個移民大國，隨著移民而來的是多元文化的相互碰撞、沖突、融合、創(chuàng)新，這就像一個文化熔爐維系著美國多元文化的發(fā)展。但是美國國土無論多么的開放、自由，美國社會各民族的特點、民族的文化價值思想和民族精神是無法完全融合、同化的。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服飾、語言、思想和政治觀念，他們對一些主流的美國政治觀念并非完全能夠接受，因而形成了美國多元文化下的差異文化政治。在一個多元化語境之下，美國文化試圖通過同化的方式來消除民族的文化差異和不同的政治觀念。如果美國完全丟棄族裔的文化特點，而以白人種族文化作為文化同化的方向，勢必是一種文化霸權主義，所謂的文化多元主義只不過是一紙空談。差異文化政治最主要的特點是思想上的多元化，避免單一性和同質性，新時期的差異文化政治要求文化的知識性、文化性和政治性。對華裔美國文學，貫穿整個文化脈絡的是在中國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對美國主流的文化來講，華裔美國文學是少數(shù)族裔的文化傳統(tǒng)。但是無論文化差異沖突和融合，華裔美國文化應該呈現(xiàn)出一種具有正面、正統(tǒng)中國儒家文化和獨特的政治思想。在美國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下，開創(chuàng)出具有獨特地位、背景的自己族裔文化的文學成就，并能夠形成影響美國文化，贏得自己生存空間的獨樹一幟的差異文化政治。

四、中國文化與華裔美國文化

一、“范式”話語充斥文學研究的原因

由“范式”所形成的各種理論表述或理論語詞，使得“范式”成為目前文學研究中的一種重要的話語資源。在當今文學研究多元化的時代里，原來所堅守的宏大敘事、本質論等話語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定勢思維及理論表述的局限，找尋新的但又不會造成束縛的文學研究視野和方法成為學者標舉“范式”而較少使用“模式”的原因所在。程光煒在《文化研究: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的多樣觀察》一文中認為，傳統(tǒng)的現(xiàn)代文學已沒有空白，唯有文化研究、媒介等是文本意義新的增長點。歐陽友權也認為，新的電子媒介是文學研究新的增生點。兩位學者都認為文學研究的方法或模式必須進行轉換，強調從新的研究范式來研究文學。雖然在具體的應用中，范式與模式兩個詞在意義使用上的差異并不大，但我們還是預設了兩者之間的差異:模式更在于模式的已然生成性，使用者處于不自覺的狀態(tài);而范式則強調自覺性，或者說使用者具有自覺的“范式意識”，且還具有革命性的內涵———托馬斯•庫恩在談及范式轉換時說:“當每次科學革命改變了經(jīng)歷革命的共同體的歷史視角，那么，視角的改變將影響革命之后的教科書和研究著作的結構。”受思維習慣等因素所致，某種具有革命性的“模式”或方法我們會稱其為“范式”。因此，我們在提到某種范式時多強調其“未生成性”，也即某種范式本身具有較大的可塑性和較強的生命力。這是“范式”成為學者語詞新寵的一個原因。“范式”一詞之所以能成為文學研究中重要的理論話語，還與知識資源的更新方式有關。知識資源之所以需要更新，是因為原有的理論方法、思維方式、話語模式不能適應相應研究領域的發(fā)展需求。知識資源的更新最明顯地體現(xiàn)在話語模式或者理論語詞的更新方面。然而，知識資源需要得到一定“共同體”的認可，體現(xiàn)新知識的語詞同時也要具有一定的普適性。因此，這些語詞的內涵就需要從它最先使用的學科領域中延伸出來，成為諸多學科領域可以共享的語詞，這就是語詞的遷移現(xiàn)象。語詞的遷移是當今文學理論跨學科研究中最重要的語言現(xiàn)象，當某一語詞由某一領域遷移到另一個領域來使用時，該詞的主要內涵不變，且與新領域的知識資源相結合，為新領域研究中的理論增生提供話語表述模板。比如，原本是心理學范疇的“精神分析”一詞，被廣泛運用到其他學科，形成了諸如精神分析社會學、精神分析文學理論、精神分析哲學、精神分析倫理學等學科或研究方法。范式也是這樣的語詞，與各種文學研究視角相結合形成了各種范式，具有一定的理論建構價值和方法論意義，盡管“范式”一詞在使用中呈現(xiàn)出一定的隨意性。

文學研究表述中“范式”話語的充斥，使得我們在文學研究過程中面臨著一種范式語境的壓力，即只要所強調的語詞內涵類似于模式的話語都用“范式”來代替，無形中就形成了一種用“范式”話語表述的行文范式。這一范式的形成，體現(xiàn)并強化了這樣三個意義:一是“范式”話語是我們現(xiàn)在標舉研究文學新角度或新方法的語詞表征，或者學術創(chuàng)新的語詞表征。童慶炳主編的《文學理論教程》中指出了兩種現(xiàn)代文學批評模式:語言學批評模式和心理學批評模式。但隨著“范式”話語的流行，這兩種文學批評模式被稱作是語言學范式和心理學范式。誠如我們前面所說，范式與模式的內涵是有差異的，但在具體的使用過程中，兩者之間的界限消弭了。因而，在文學研究范式的相關論述中，就可能缺乏真正的理論建樹意義，而僅僅停留在語詞的堆砌上，最終使得文學研究變成一些具有家族相似性的論文或著作:到處都是“范式”。二是由范式所衍生的“范式轉換”成為當前文學研究理論、問題、對象以及方法自我調節(jié)機制的明顯表征。庫恩認為，“范式”是“指那些公認的科學成就，它們在一段時間里為實踐共同體提供典型的問題和解答”。這就強調“范式”本身的時效性，“范式”及“范式轉換”為文學研究提供了開放性的視野。范式轉換是針對舊的文學研究模式不能適應新的文學現(xiàn)象的一種能動調節(jié)機制，在這種機制下，文學研究可以突破原有的模式，為文學研究繼續(xù)進行的可行性提供理論基礎，同時也能讓人們從歷時性與共時性的層面對文學研究的現(xiàn)象、方法有動態(tài)的全面的把握。三是由“范式”話語所形成的文學研究范式，在當前具有哲學意義和方法論的意義。文學研究范式所具有的哲學性內涵是指范式可以是一種整體的把握方式，可以從形而上的層面對文學研究有一個宏觀的認知;所謂方法論的意義是指文學研究范式具有形而下的層面，即范式可以作為一種具體的研究手段或方法來解讀具體的文學作品。所以，文學研究范式本身就具有了形而上和形而下的雙重意義，或者說文學研究范式可以既是微觀的也可以是宏觀的，可以既是理論的也是實踐的，這是文學范式現(xiàn)在可以暢行的重要原因。上述的三個意義，其實都具有當下性，正如不同時期的文學研究中會出現(xiàn)新的理論語詞一樣，“范式”只不過是當今學術話語的新寵。當“范式”的革命性內涵漸漸趨于程式化，喪失了其陌生化效果的時候，有關“范式”的論文論著所形成的研究范式也就失去了真正的范式功能。此時的范式只是理論言說者的一種無意識表達，其所具有的理論增生功能也將趨于消亡，“范式”話語可能會失去其自身存在的理由。當有關范式話語的理論表述處于自動化狀態(tài)時，“范式”一詞是否會真的消亡?“新近流行上帝死了，上帝死了的神學也被發(fā)掘出來，可是上帝死了之后更多的神再生出來，替代一神教的不是無神論，而是多神教。同理，小說死了以后，它留下來的不是一片空白，而是你爭我奪，不斷增生的一大群次生文類，每一個都在大喊大叫，要求獲得承認。”這應該也是當前文藝學學科的生存狀態(tài):一種研究思路或者范式所造成的局限性日益明顯時便會受到種種質疑，從而會有新的研究思路或方法出現(xiàn)，但先前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不會消失。因而“范式”一詞在文學研究中被新的語詞所取代，但范式所指的模式、思路或方法并不會消亡。我們知道，一種話語的使用代表著一種價值。“范式”這一話語也不能例外。那么“范式”究竟具有怎樣的表征功能?張旭東指出:“文本總是會產(chǎn)生行話套話和新奇的流行說法來代替舊的說法。在我看來這些都是值得重視的癥候，借以窺探某一歷史時刻的集體性是什么，它的需求是什么，它的矛盾性何在，它的問題何在等問題———這些突然變得時髦的意識形態(tài)似乎總是會以某種方式對上述問題給出解答。”“范式”的行話套話性的意義表征了文學研究過程中所形成的“術語”壓迫性，即每個觀點的言說者都需要在一定的話語框架中表達自身的想法，這當然與我們的學術體制有密切的關系。而學術體制又是我們這個時代整個社會體制的一個組成部分，也反映著我們這個時代的意識形態(tài)。因此，一系列“范式”話語所形成的范式是我們這個時代意識形態(tài)的表征，借用范式話語而形成的文學研究范式也是我們這個時代意識形態(tài)的表征，這就需要對由“范式”話語所形成的表述的范式重新進行審視。

二、有關“范式”的反思

在我們強調差異性的時代里，追求多元化、非中心化也是文學研究努力的方向。在“范式”語詞充斥的語境壓力中，人們都試圖依托“范式”這一話語共同體來爭先表述自己的理論觀點。誠然，理論觀點不同，所形成的范式也就不同。因而，所強調的每一種范式并不必然是所有人的共同體，“藝術家永遠不會停止互相反對，互相否定”，因此，文學研究的不同學者會立足于自身學科范式的基礎之上，有可能造成對整體語境的忽略，這樣也就形成了文學研究視野的局限性。葉舒憲《本土文化自覺與“文學”、“文學史”觀反思》與雷世文《現(xiàn)代報紙文藝副刊的原生態(tài)文學史圖景》兩篇文章，盡管分別是從人類學和傳播學的角度來對文學進行詮釋，探討文學自身的特征以及文學史的構成方式，但他們都認為，對于文學的解讀、對于文學史的重寫都應該放在某一個視野之下來觀照，從而建構既能還原文學現(xiàn)實又能探討文學真正本質的文學研究范式。葉舒憲認為應該放在“文學人類學”的視野之下，因為“文學人類學的文學觀是一種宏觀的整合性的文學視野”。同樣，雷世文則從文學傳播學的角度認為“以單行本構筑的文學史至少掩蓋了某些東西。作家選集作品所做的淘汰工作，使我們再也無法從單行本中看到其作品的原貌”。因而，文學研究必須考慮整個“復調的文化氛圍”。其實，每個學者都認為自己站立在一個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的視野，但終究只是停留在一種理論的建構與言說上，即便對文學的研究有一些本質的解釋，但只能算是一種解釋，是對文學現(xiàn)象諸多解釋中的一種解釋，這種解釋形成了一種立場。但這種立場并非完全不同于其他的立場。目前文學研究的諸種立場都是以范式為學術話語來涵蓋其表述角度和表述方法的，這就導致表面上不同的范式表述最終卻不過是一群家族相似的語詞而已。也就是說，這些看起來多元性、互不相同的范式論，實質卻是相通乃至相同的:這些貌似不同的范式都有共同的原型，都試圖通過對自身的強調以便與以往的研究方法和學術立場相背離。這并不意味著我們所談論的范式與傳統(tǒng)的是完全“隔”的，畢竟對于范式的過分強調可能會忽略新舊理論之間的承襲關系。我們現(xiàn)在所談的范式多被認為是文學研究方法或者對文學解釋的不同角度，那么傳統(tǒng)的文學研究模式，比如作者論、作品論乃至讀者論等等概念雖然是從文學的本質為根本切入點的，但這些角度也是解釋文學的角度。

從這一點來看，文學研究范式轉型的提法本身就忽視了轉型前后兩種范式之間的承繼關系。并且，我們現(xiàn)在所談的范式是作為文學研究逃離“文學本質論”的一種嘗試，也使得“文學”這一至今仍在不斷綿延的話語繼續(xù)延展內涵。每一種范式也都是對文學涵義的豐富和繼續(xù)闡釋，每一種闡釋都是對文學本質的一種預設，盡管那種本質中心論的文學研究模式已經(jīng)受到了沖擊，但對文學本質問題解答的雄心卻從沒有中斷過。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認為各種范式論根本上可以被認定為是一種文學本質論的研究模式。以往的文學研究總是拘囿在對“文學本質論”的抽象解讀中，強調文學理論對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學批評的指導性、規(guī)約性，缺乏具體的實踐模式，一旦將抽象的理論與具體的文學批評關聯(lián)在一起的時候，文學就成為任抽象理論隨意宰割的對象。以“范式”為話語中心的文學研究，雖避免空談文學的本質，卻也會在“本質論”的無意識影響下，一方面試圖找尋規(guī)制文學活動的本質理論，另一方面也試圖對具體文學現(xiàn)象的研究提供方法。這是當今文學研究范式論極具意義的方面。也就是說，當文學理論向文學批評轉向的時候，文學研究范式就負載了傳統(tǒng)文學研究的宏觀規(guī)約和價值關懷。目前文學研究的范式比較注重把對文學現(xiàn)象的分析要與社會現(xiàn)實充分聯(lián)系在一起，強調文學、文學批評對社會生活的干預功能，把文學作為研究對象來對生活中的各種象征物進行喻體化的展示，將不言自明的東西變得失去慣性，使得日常生活陌生化起來，使得文學研究能起到“熏”、“浸”、“刺”、“提”的功能。在多元化的社會里，價值觀必然也是多元的，多元的價值觀也會給人造成價值失范的印象。而目前的文學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范式話語及其形成的表述范式，可以認為是學者重建價值觀的努力。閻嘉認為，“我們必須明確理論自身的使命，那就是它將以自己的方式來建構一種價值體系，而不是‘直接指導’什么創(chuàng)作實際，或者更糟的是給作家和創(chuàng)作以‘教訓’”，并認為這是當今文學理論的“唯一出路”。當前，學者們不僅是在重建文學研究中的范式，也是在重建當今社會具有引領作用的價值觀。而這也正是文學研究者的幸事和艱巨任務。

作者：毛郭平 單位：長治學院

一、 英美文學研究的現(xiàn)代化發(fā)展

英美文學研究現(xiàn)代化的另一個表現(xiàn)形式是，在評估過程中，進一步淡化其藝術性及故事性的重要性，而是更側重于作者的思想深度，以及作品所反映的社會現(xiàn)實、社會發(fā)展中的問題，可以說，一個作品是否具有社會前瞻性在一定程度上標榜了其文學價值。比如《飛蛾：象征的創(chuàng)造性力量——論佛吉尼亞伍爾夫的（海浪）中飛蛾的象征意義》和《大眾的反叛》兩本書，雖然一個是對社會現(xiàn)象的剖析和對現(xiàn)論進行補充，一個是對西方現(xiàn)代化歷史的反思，但都是通過對一件小事或一段時期的分析，來對社會發(fā)展提出值得借鑒的建議，故而受到了專家的充分肯定與褒揚，在社會輿論上也引起了廣泛關注，就連各種獎項也對其拋出了橄欖枝。

二、英美文學研究現(xiàn)代化對我國文學的啟示

1.研究英美文學現(xiàn)代化的原因

從五四時期開始，我國現(xiàn)代文學就涌現(xiàn)了大量的新作品，這些作品符合大眾口味，不再像過去那樣生澀難懂，同時，出現(xiàn)了職業(yè)作家、明星作家、業(yè)余等各種身份，這促進了我國文學和文學研究的現(xiàn)代化，文學的發(fā)展孕育了新的體裁和思想方式，以及文學研究的變化，而知識分子的身份地位轉變又反過來衍生出更新穎多樣的文學形式。而中國文學研究的現(xiàn)代化又是與這一系列的變化相輔相成的，文學的現(xiàn)代化為文學的現(xiàn)代化研究提供新的材料，促進著后者的發(fā)展，而文學研究的現(xiàn)代化成果則可以給新文學更多的思想、手段，糾正文學發(fā)展中的錯誤，促進文學更好的發(fā)展。從胡適提出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開始，我國社會變革的步伐就一再體現(xiàn)在文學作品上，改良社會、教育人心的作品成了主流，又加之文學創(chuàng)作人一般也身兼這研究者的身份，對于文學研究現(xiàn)代化的要求就更高。分析借鑒英美文化研究現(xiàn)代化的方法和成果，是加快我國文學研究發(fā)展的重要途徑之一、也是我國文學發(fā)展的重要任務。

2.英美文學現(xiàn)代化的啟示

自John教授因圖書館管理使用繁瑣，而提出了以網(wǎng)絡遠距科技來解決始，文字的計算機化就開始深遠的影響著英美文學的發(fā)展。讓圖書館走進網(wǎng)絡，不但使圖書館的存儲空間無限擴增，也解決了它的取放問題。由此衍生的是，整個學術研究中的數(shù)據(jù)取放問題都得以解決，新形式的出現(xiàn)，也改變著文學研究的方法和習慣，可以說，以網(wǎng)絡分析類化為主的科學思想主導了文學研究的現(xiàn)代化發(fā)展。這一時期的文學作品無一不反映出人們的理性思考和科技發(fā)展對世界的巨大影響力。這表明作者更多的注意到了一種人文關懷，并且充分認識到了科技對文學研究的重要作用，進而更是將計算機和網(wǎng)絡及其相關技術全面運用到文學研究中，這些發(fā)展和對科技的敏感反映都是值得我國借鑒的，文字從文言文變?yōu)榘自捨模僮兂蓴?shù)字化的文字，這才是應有的變革。我國學者一則對計算機網(wǎng)絡運用到文學研究中這一點的反映不夠敏感，二則對運用方法也處于摸索之中，故而，發(fā)展空間還很大，一方面要培養(yǎng)懂技術的相關人才，另一方面就是要借鑒學習英美文學研究的成果，利用網(wǎng)絡加強文學和科學的關系。同時最重要的是從根本上認識到文學與科學相聯(lián)系對社會發(fā)展和進步的重要性，只有將這個思想深植腦中，才能令我國的文學研究獲得長足的發(fā)展。

一、現(xiàn)代學術研究中的“中古熱”

（一）歷史、哲學、文學領域中的“中古熱”

魏晉南北朝的精神文化因其時混亂分裂的政局與“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極端思想，在以“經(jīng)世致用”“修齊治平”為職志的儒家士人心中始終不被看重。雖然其中也有向儒家思想回歸的“名教中自有樂地”的聲音，但也依然無補于事，而宋齊梁陳香艷、奢靡的詩風更是被看作亡國之音，使其受到強烈且持久的鄙視與詬病。這樣的局面到章太炎時漸露轉機。在《五朝學》一文中，章太炎比較漢魏晉唐之得失，痛斥前人責難魏晉之學過當，認為對清談玄學應當給予重視：夫馳說者，不務綜終始，茍以玄學為詬；其惟大雅，推見至隱，知風之自，玄學者固不與藝術文行啎，且翼扶之。（……）五朝有玄學，知與恬交相養(yǎng)，而和理出其性，故驕淫息乎上，躁競弭乎下。（……）世人見五朝在帝位日淺，國又削弱，因遺其學術行義弗道。五朝所以不競，由任世貴，又以言貌舉人，不在玄學。與此同時，劉師培對魏晉六朝之學也給予很高的評價。他在《左盦外集》卷九中講道：兩晉六朝之學，不滯于拘墟，宅心高遠，崇尚自然，獨標遠致，學貴自得。（……）故一時學士大夫，其自視既高，超然有出塵之想，不為浮榮所束，不為塵網(wǎng)所攖，由放曠而為高尚，由厭世而為樂天。章氏與劉氏對魏晉六朝之學的重新評價可以視為一種思想變化的開端，反映了20世紀初期的學人與他們的前輩有著相當不同的學理思路與歷史語境。章氏與劉氏作為先覺者開啟了這扇大門，后繼者則與他們一道締造了此時期中古文學研究的熱潮。在歷史與哲學領域，1901~1929年發(fā)表的論文不足90篇，著作10多種；到20世紀30至40年代，論文陡增至600篇，著作有80余種，并分別以陳寅恪的《隋唐淵源制度略論稿》與湯用彤的《魏晉玄學論稿》為代表。文學領域，公開發(fā)表的論文近30篇，論著10余種，并以劉師培的《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魯迅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王瑤的《中古文學史論》為代表。

（二）“中古熱”出現(xiàn)的原因及其學術價值

為何在20世紀初期的幾十年內會出現(xiàn)并形成研究中古的熱潮？不少學者將之歸結為時代背景的相似性，認為20世紀初期動蕩不安、波詭云譎的政治社會形勢與魏晉六朝有太多的相似之處，因此，那時的學人會自覺不自覺地將這兩段歷史兩相比附，甚至希望從對魏晉六朝的研究中找到適于當下的救國救民良方。另有學者將之歸結為時代精神的繼承性，認為那一歷史時期的學人在追求民主與科學的五四精神的召喚下，尋求自由與獨立，而魏晉名士“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勇氣、論說及實踐，恰恰在某種程度上為他們提供了思想與精神資源。這些觀點都為我們理解該問題提供了不同視角、不同層面的認識，而當時學人的論述言說則為解決該問題進一步提供了直接的參考。聞一多曾這樣描述莊學在魏晉的復興：“像魔術似的，莊子突然占據(jù)了那個時代的身心，他們的生活、思想、文藝——整個文明的核心是莊子。”可以說時代背景、時代精神的相似性，知識分子在時代使命、精神追求上的認同感，都是“中古熱”形成的動因。作為學人領袖的胡適之下面這番話更從學理的角度重新樹立了中古的地位：文化史是一串不斷的演變。

古代文化都先經(jīng)過這一千多年的“中古化”，然后傳到近世。不懂得“中古化”的歷程與方向，我們決不能了解近世七八百年的中國文化，也決不能了解漢以前的文化。宋明的理學固然不是孔孟的思想，清朝的經(jīng)學也不能脫離中古思想的氣味。漢學家無論回到東漢，或回到西漢，都只是在中古世界里兜圈子。所以我們必須研究中古思想，方才可望了解古代思想的本來面目，又可望了解近世思想的重要來歷。諸多因素使得中古文學研究在現(xiàn)代突然“熱”起來，而這“熱”又恰好發(fā)生在中國文學現(xiàn)代化的發(fā)軔階段，因此此階段的中古文學研究也就具有了獨特的學術史意義。特別是這批學人具有雙重的學術背景與思維構架，他們既有深厚的中國傳統(tǒng)學術的功底，又吸收了大量西方學術資源，因此在研究中古文學時形成了一套比較獨特的方法。其獨特性在于：首先，不同于古代詩文評傳統(tǒng)那種只針對某人或某篇作品的文本式、感悟式研究，能深入具體歷史語境做更深層次探析考察；其次，能充分關注文學與文化文本中浸透出的古代文人的主體性，而不是僅僅將這些文本視為語言文字構成的對象；再次，在深入具體歷史語境研究與關注文人主體性的基礎上，能夠與古人平等對話，進行活潑潑的、有生氣的研究，充分展示了具有現(xiàn)代性的學術眼光與思想。因此，總結并反思這批現(xiàn)代學人的研究方法，對我們今天以西方文論和研究方法為主的文學研究來說是一個重要借鑒和有益補充。

二、語境化——現(xiàn)代中古文學研究的基本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