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農村公共文化服務供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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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發展京津冀農村公共文化服務事業符合該地區農村百姓的利益。目前，京津冀農村公共文化服務事業存在諸多問題，對于互聯網在農村公共文化服務中的作用也不夠重視。因此可以建立一套基于“互聯網+”的京津冀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的供給模式，希望能夠對京津冀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的發展起到促進作用。

【關鍵詞】互聯網+;京津冀;農村公共文化;服務模式

一、研究背景

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是一項重要的決策，關系到我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文化建設加速發展，文化更為繁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已經進入新階段。在新的時代，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渴望包含著更多的文化期望，人們更加積極地追求精神文明。京津冀地處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同時京津冀三地由于地理位置接近，相互合作、人員交流往來的情況長期存在。作為國家戰略，京津冀的協同發展在規劃過程中秉承著整體統籌的原則，朝著優勢互補、互利共贏的方向，在城市群、產業、交通、社會民生等各方面的發展和建設中都開展了廣泛深度的合作。京津冀三地相通性和差異性同時存在，三地應致力于將文化資源整合起來，協同發展，從制度層面搭建起來溝通渠道和參與平臺，以此有效擴大公共利益，實現公共文化服務供給的均等化。我國的公共文化服務近年來取得重大成就。不僅國家從政策層面上十分重視，頒布了《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京津冀三地也各自取得了公共文化服務方面的進步。在國家政策的指導下，北京市的公共文化服務水平有了整體提升，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取得顯著成效。2015年，北京市政府了《北京市人民政府關于進一步加強基層公共文化建設的意見》，推動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示范區的建設，數字化產品、網絡化傳播、個性化服務、文化培育促進文化消費已見成效，文化人才隊伍建設全國領先。僅2018年上半年，在市、區財政的支持下，北京市文化局和各區文化委用于政府購買公共文化服務的支出就有1.51億元之多。天津市近年來也在政策層面上大力促進公共文化服務。天津于2018年頒布《天津市公共文化服務保障與促進條例》，為公共文化服務的建設事業提供政策指導。該條例一方面明確了政府及部門職責，一方面也完善鼓勵社會參與公共文化服務的機制和政策措施。河北省也十分重視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工作。中共河北省委在2015年公布了《〈關于加快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實施意見〉的通知》。目前，全省覆蓋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日漸完善，該體系不僅在政策導向上向基層傾斜，而且致力于城鄉均衡發展。

二、現有京津冀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的供給模式存在的問題

(一)參與農村公共文化服務供給的各主體問題突出。近年來，我國政府在全國范圍推進“文化惠民”工程，包含了電影下鄉、文化站建設等一系列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農民的文化需求，但仍舊存在很大的進步空間。農村經濟社會發展與城市相比速度較慢，農民自身文化素養不高，文化資源內向挖掘不夠、外向吸引力不強，缺乏吸引市場主體參與構建公共文化服務的環境，利益導向型的社會組織不愿參與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建設，公益導向型的社會組織又缺乏扎根基層的長效激勵機制。(二)政府主導的公共文化服務供給模式缺乏活力。農村村民文化自治仍處于初期階段，在公共文化服務的建設、經營和管理方面缺乏系統長效監督激勵機制，所以當前農村公共文化服務供給仍以政府為主導，企業和社會很難介入，如此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缺乏活力，難以有較大的發展。(三)京津冀公共文化服務供給不平衡。河北省與北京市、天津市的公共文化服務供給水平相比明顯落后?，F在三地公共文化服務基本未形成有效的協同共享模式。河北省農村公共文化服務事業受到經濟和社會發展條件的顯著制約，發展困難，不能滿足基層群眾的文化需求;同時河北省地方文化的保護和發展不充分，影響到文化傳承。雖然河北農村地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數量眾多，但是有些知名度不高。比如石家莊市井陘礦區的傳統舞蹈拉花，被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但傳播力度不夠，許多外地人從未聽說過。此外，部分拉花表演內容蒼涼凄美，并不符合主流美學。而北京、天津在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的供給上給予很大的支持，且財政投入也很高。河北省政府對文化建設的比重近年來有所提高，但因經濟基礎弱于京津兩地，這導致公共文化服務供給很難到位。(四)互聯網的公共文化服務供給作用未受到足夠重視。近些年互聯網發展迅猛，依托于互聯網興起的國家官方的媒體平臺在網絡上大受歡迎。當地的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在農村地區已大有提升，但農村基層行政機構卻忽略了網絡的文化傳播力量。事實上農民中的互聯網受眾越來越多，農民逐漸接受并喜愛從互聯網上獲得文化資源，而當地政府仍以平面的、不貼切社會熱點的讀書、看報為供給方向，這就造成了一定的“供需錯位”。

三、基于“互聯網+”的京津冀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的供給模式

雖然京津冀大部分村民以娛樂休閑的文化消費方式為主，但隨著互聯網在農村地區的使用率不斷提高，村民的部分文化生活已悄然向高層次的發展型、知識型及智能型發展。村民逐漸習慣于從互聯網上獲得資訊和娛樂資源，公共文化需求更加網絡化，公共文化服務就不能僅停留在物質空間，要向更深層次的精神文化拓展。(一)基于“互聯網+”的農村公共文化服務供給模式的優勢?；ヂ摼W具備自身的快捷、互動的優勢，能夠成為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的重要載體。在新技術、新觀念的推動下，高科技、網絡化的文化消費成為快速擴張的新型消費形式?；ヂ摼W已成為獲取公共文化資源的主要載體。抖音、快手等一類的小視頻平臺在農村快速興起，且受眾數量眾多，并且農村兒童思想觀念也深受網絡短視頻的影響。這些為創造“互聯網+”的公共文化服務模式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同時，政府的網絡部門入駐微博、抖音等受眾較廣的平臺，使農民可以直接了解到政府的公共文化服務發展方向，也讓政府更直觀地了解到農民需要什么樣的公共文化資源。每一種模式都有其發展局限性，“互聯網+”的農村公共文化服務模式的局限性存在于兩個方面。一是網絡資源魚龍混雜、良莠不齊，農民對其判斷力較弱，特別是某些資源對農村兒童的負面思想影響較深，甚至曾被央視點名批評。二是投放公共文化服務的方式較單一，資本難以進入農村市場，不利于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持續發展。發展“互聯網+”的農村公共文化服務模式應該對其局限性充分重視。(二)建構基于“互聯網+”的協同治理型農村公共文化服務供給模式。建構以互聯網為基礎的供給模式需要政府、社會、企業多點共同發力，政府主導供給方向，社會協助治理，企業提供資本。我國目前的主要問題仍是政府的覆蓋監督范圍不夠，企業的盈利性過強，社會組織力量較弱。京津冀地區的公共文化服務在行政體制改革深化過程中，應當積極促進由政府單一供給模式逐漸向政府主導下的服務購買模式轉變。政府的“外包”提高了工作效率，對于企業來說，即拓展了市場，也獲得了政策支持。隨著協同治理理念被社會逐漸接受，社會組織對公共管理中政府職能的補充作用日益重要。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應當加強對社會組織的培育和引導，不斷完善效果評估機制，加強對社會組織在農村公共文化服務中的供給成效評估。在京津冀一體化的政策下，三地的交流十分頻繁，能夠協同發展。得益于日臻完善的基礎設施建設，“互聯網+”模式適用于三地的農村地區。同時，建構在互聯網中以政府為主導、社會組織監督、企業提供資本的供給體系，是“互聯網+”模式的最有力保障。政府、社會、企業這三個主體之間是一種互相補充、互相合作、互相競爭的關系。不同地區的公共文化服務可采取不同的供給模式，靈活結合、應用各種模式，做到因地制宜。前幾年，一項有關公眾參與公共文化服務活動的調查表明，在選擇經常參與的公共文化活動中，占比最高的不是文化惠民工程項目，而是居民自行開展的文化娛樂活動。這說明，探索農村公共文化服務供給模式的關鍵是還權于民，讓農民自己決定選擇什么樣的公共文化服務。

農村基層行政部門應改變一直以來計劃式、標準化提供公共文化產品的做法，盡可能按照農民的意愿提供公文化服務。當農民完成這種角色的轉變，公共文化服務供給模式自然會隨之變化、發展，不斷貼合當地的經濟發展。“互聯網+”模式應能夠較好地實現京津冀三地的文化資源互通共享，提升京津冀地區整體的公共文化服務質量，保障該地區農村群眾基本的文化權益。

【參考文獻】

［1］閆坤，張亮亮．河北省公共文化服務共建共享研究———基于京津冀協同發展背景下［J］．石家莊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6，10

［2］左蘭．農村公共文化供需矛盾何解［J］．人民論壇，2019，7

［3］曹福然，詹一虹．國外公共文化服務供給體系建設及啟示［J］．圖書館工作與研究，2019，2

作者:李燕凌 樸鑫宇 李慧 單位:河北經貿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