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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是指公共文化服務過程中產生或所需的各種大數據以及處理大數據所需的技術及人員,是一種廣義的信息資源。隨著大數據技術日趨成熟,大數據在公共文化服務領域的作用與意義得到普遍認同[1]。大數據正在推動公共文化服務的需求洞察、資源配置和服務供給等環節向數據驅動轉型,從而實現公共文化服務個性化、精準化和智能化[2]。為此,在2015年出臺的《關于加快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意見》《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兩份重要文件中,均提出要加強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的采集、存儲、分析和利用;在實踐上,上海、重慶等地開始了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應用探索,取得可喜的成果。然而,總體而言,我國的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的研究和應用才剛剛開始[3],普遍面臨著“如何開始、從哪里開始”的問題,即規劃問題[4]。鑒于此,筆者綜合利用先進的頂層設計理論——企業架構(Enter⁃priseArchitecture,EA),對我國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資源的規劃問題進行研究,以期對我國的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資源規劃和實施有所啟示。
1理論基礎
1.1信息資源規劃研究進展。大數據資源是指具有體量大(Volume)、類型繁多(Variety)、速度快(Velocity)、價值密度低(Value)“4V”特征的信息資源。有關信息資源規劃(InformationResourcePlanning,IRP)方法經歷3個階段[5]:①上世紀80年代的戰略數據規劃,目標是實現數據的一致性;②上世紀90年代初的信息系統戰略規劃,目標是實現戰略與系統的一致;③上世紀90年代末之后的基于企業架構(EA)的信息資源規劃,目標是為組織提供統一的框架和標準,實現戰略、業務、系統和數據全面的一致性。目前,基于EA的信息資源規劃成為國外主流的規劃方法[6]。在我國,2005年之前,IRP處于奠基階段[7],占主導的是高復先的基于信息工程(InformationEn⁃gineering,IE)的IRP理論,該方法強調技術實現,忽視了對宏觀戰略的支持。2005年之后,我國IRP逐漸進入拓展階段[7],更加強調對宏觀戰略的支持,認為應把EA引入到IRP中,代表人物是馬費成[8]、王學穎[9]等。總之,無論是國外還是國內,基于EA的信息資源規劃是發展趨勢,這為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資源規劃提供了方法借鑒。1.2大數據資源規劃研究進展。目前,有關大數據資源規劃的研究處于起步階段,一些學者進行初步的探索,但未形成統一的理論。周耀林認為大數據的“4V”特征,使得企業、政府等組織對大數據資源的需求、開發與管理均帶來了挑戰,傳統IRP理論在大數據環境下需要革新,亟需借鑒戰略管理、大數據生命周期、數據科學等領域的研究成果,變革傳統IRP的研究思路[4,7]。在大數據時代,IRP出現一些變革[4]:一是規劃層次上升到戰略層次。數據資產化和數據驅動模式成為組織的業務、管理和決策的創新驅動力。因此,相比傳統的IRP更強調從戰略管理的視角來審視大數據資源規劃問題。二是規劃的重點在于數據層。大數據成為組織最重要的資產,大數據資源的采集、組織、管理和應用成為規劃的重點。研究者對上述兩問題的研究側重不同,形成了兩種研究方向:戰略規劃(SP)取向和信息資源規劃(IRP)方向。戰略規劃采用的戰略規劃理論來源于管理學,強調宏觀的、戰略層的規劃,一般較少涉及到IT等細節問題。例如,陳明奇對中美兩國大數據戰略進行了對比分析[10];魏凱認為國家大數據戰略要考慮數據資源、行業應用、技術產品、法律法規和安全保障5個要素[11]。IRP的理論來源于信息學,強調組織的IT對其業務及戰略的支撐,重視業務、數據、技術的一致性。例如,KellyT.認為大數據戰略應由業務戰略、數據戰略、技術戰略和交付模型組成[12],CDWG則研究了規劃的流程,認為包括評估當前環境、識別業務需求、從小開始、需求決定行動和確定技術需求5個環節[13]。也有一些研究認為應把戰略規劃與信息資源規劃結合起來。例如,Oracle公司認為,大數據時代,越來越多的政府和企業實施大數據戰略,這將引起該組織的戰略層、業務層、信息技術層等一系列的變化,應對組織的企業架構進行重新規劃設計[14]。周耀林進一步認為[4]:“如何將大數據戰略與組織的總體戰略、IT戰略進行融合,如何從組織的EA視角,促進組織業務、數據、應用和技術對組織大數據戰略的支持至關重要,是今后大數據資源規劃需要重點解決的問題”。1.3EA規劃方法。從上述的大數據資源規劃的分析可以看出,系統觀、整體觀的EA規劃方法是戰略規劃理論和信息資源規劃理論的融合點,也是大數據資源規劃的發展方向。下面對EA規劃理論進行簡單介紹。EA是企業對其業務、管理流程和信息技術之間當前和將來關系的顯式描述和記錄。這里的“企業”是指任何具有共同愿景的組織集合,可以是一個公司、一個政府機構,或者是多個組織的集合。筆者所指是所有與公共文化服務的有關部門,是一個虛擬的“企業”。EA描述了企業范圍內的現在和將來的整體視圖,一般包括業務架構、應用架構、數據架構和技術架構4個子架構[15]。EA方法是指EA構建的理論框架(簡稱EAF)。最早的EAF是ZACHMAN框架,它是其他EAF的元框架[16]。在企業層面,影響最大的是TheOpenGroup的TOGAF框架[17];在政府層面,最有名的框架是美國的聯邦企業架構(FEA)[18]。EAF一般包括兩部分的內容,一是EA的內容描述,二是創建和維護EA的過程描述。前者用于解決企業架構有什么(what)內容的問題,后者解決怎樣(How)構建的問題。EA的內容一般都包括業務架構、應用架構、數據架構、技術架構4層。EA構建的方法一般都描述為一個循環的過程,一般都包括準備、戰略分析、基線架構構建、目標架構構建、差距分析或機會與解決方案、遷移方案、架構治理7個階段[19]。
2基于EA的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資源規劃的流程模型
經典的EA規劃是把組織的戰略作為EA規劃的輸入部分,并不屬于EA規劃的內容。但在大數據環境下,企業的戰略將發生變化——實施大數據戰略,業務驅動變為數據驅動。因此,筆者把戰略規劃納入EA大數據資源規劃流程之中,分為大數據戰略規劃、大數據架構規劃和實施規劃3個環節,其中大數據戰略規劃采用SP理論,作為大數據架構規劃的前置環節,而實施規劃是大數據架構規劃的輸出部分,是后置環節。整個規劃流程如圖1所示。①環境分析。分析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的背景,摸清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的現狀及挑戰,確認引起組織戰略變化的業務驅動力和技術驅動力。具體包括組織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服務的現狀分析、問題分析、相關的政策和法律、需求環境分析和技術環境分析5個部分。②戰略規劃。通過識別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應用的愿景和各利益相關者的需求,確認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資源規劃的原則,制定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的戰略目標(戰略方向、業務戰略、IT戰略目標),并設定績效指標。③EA規劃。根據戰略規劃設定的業務和IT戰略目標,構建實現戰略目標的企業架構的過程。包括:a.業務架構構建,即識別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應用的業務需求和業務模式,厘清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應用的業務內容和業務流程。b.應用架構構建,即描述支撐大數據業務的平臺、應用系統或服務組件。c.數據架構,描述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的來源,采集、組織、存儲、管理和治理策略,以支撐業務的應用系統。d.技術架構構建,即技術上和軟硬件上的解決方案,比如公共文化云平臺、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分析平臺、網絡設施等。④實施計劃。根據目標架構和當前情況(又叫基線架構)進行差距分析,尋找解決方案,包括任務計劃、項目安排和相應的保障措施等。整個規劃過程輸入的是背景現狀、政策環境、技術環境、需求環境等環境因素,通過戰略規劃確定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應用的愿景、原則和目標,進而轉化為實現戰略目標的企業架構,規劃最終的輸出是組織的EA和近期的任務、項目安排和保障措施等。整個規劃過程是一個戰略規劃和信息資源規劃相融合的一個過程。
3基于EA的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資源規劃的具體過程
3.1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資源戰略規劃。3.1.1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資源環境分析。(1)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的發展背景。在技術上,隨著移動互聯網、物聯網、云計算和大數據等新一代互聯網技術的快速發展,大數據的采集、存儲、管理、分析、服務變為現實,成為組織業務創新和服務創新的重大技術驅動力。在公共文化領域,大數據在需求洞察、資源配置和服務供給等環節具有重要的應用價值,正推動公共文化服務向數據驅動轉型,這是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應用的業務驅動力。在政策和業務上,2015年了《關于加快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意見》和《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兩份重要文件,文中均提出要加強文化大數據的采集、存儲、分析和利用,這是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應用的政策驅動力。總之,公共文化服務實施大數據戰略是時代和業務的共同需要。(2)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應用的現狀及問題分析。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應用具有一定的基礎。經過多年的“數字文化工程”建設,各地數字文化資源的總量顯著提高,為大數據應用打下良好基礎。上海市2016年推出“文化上海云”,實現公共文化一站式大數據服務。重慶市創建了“公共文化物聯網”,集中配送全市公共文化資源、產品、活動。廣東省依托文化云項目,打造覆蓋門戶網站、微信、移動APP應用等媒體的公共文化數字應用。這些實踐探索為我國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應用提供了寶貴的經驗。然而,我國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應用仍處于起步階段,面臨諸多挑戰。首先,公共文化部門眾多,信息孤島仍比較嚴重,如何打破部門柵欄,制定統一的政策和標準,實現數據開放和共享,是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應用的前提。另外,大多數公共文化服務部門還沒有開展大數據應用,文化部門普遍面臨“從哪開始,如何開始”等問題。因此,無論是國家層面、省市層面還是組織層面均需要對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應用有一個清晰的戰略和實施規劃。最后,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人才和設施缺乏,也迫切需要解決。3.1.2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資源戰略目標。傳統的組織公共文化IRP目標是實現信息在組織內部快速流轉,以支持組織完成公共文化服務和管理,提高服務效率和滿意度。國家公共文化IRP的目標是為了“完善公共文化服務網絡,豐富服務資源,提升服務效能,全面提高公共文化管理和服務的信息化、網絡化水平,促進基本公共文化服務標準化、均等化,更好地滿足廣大人民群眾快速增長的數字文化需求”[20]。大數據時代,不同國家大數據戰略目標有所不同,美國是以發展核心技術,推動技術進步為目標;澳大利亞則是利用大數據來實現服務創新;而我國的大數據戰略目標主要是推動數據資源共享、開放和利用,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和政府治理創新[7]。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戰略目標是我國大數據戰略的一部分,也是實現公共文化服務目標的一部分,因此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戰略目標主要有兩個:一是通過移動互聯網、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等新一代互聯網技術推動公共文化資源的互聯、開放、共享和利用,從而實現公共文化服務的便利化、標準化和均等化;二是通過大數據實現服務創新和管理創新,提高公共文化服務效能和治理效能,即實現公共文化服務由“端菜式”向“點菜式”再向“智能式”服務轉型,同時管理評價向“數據說話”轉型。在戰略實施步驟上,在業務層面首先要考慮的就是“市”級層面所有公共文化資源“云”化,從而實現市級以下公共文化資源的開放和共享,然后再考慮服務向“點菜式”和“智能式”轉型,以及管理上向“數據說話”轉型。在IT層面首先需要考慮的是大數據的標準和制度的建設、大數據的匯集和大數據分析平臺的搭建,然后再考慮大數據的具體應用問題。3.2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資源EA規劃。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戰略需要對應的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的EA來實現,而EA規劃包括業務架構、數據架構、應用架構和技術架構的構建4部分。3.2.1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資源業務架構的構建。為了實現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戰略目標,這里需要對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應用模式和內容進行識別。(1)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資源的業務模式。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業務模型主要有數據驅動型、云平臺驅動型和整體驅動型3種驅動模式[21]。數據驅動型是指公共文化部門利用數據的優勢,開展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應用,例如哈佛大學圖書館利用數字資源優勢提供大數據服務;丹佛公共圖書館利用大數據洞察用戶需求,為用戶提供“服務遞送”服務。云平臺驅動型就是利用云計算技術,把分散的公共文化資源搬到“云”端,提供一站式公共文化服務,實現跨部門的文化資源開放和共享,這是目前我國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應用普遍采用的模式,例如“文化上海云”就屬于這種模型。整體驅動模式是指公共文化部門綜合利用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移動互聯網等技術,為讀者提供全新的服務模式,例如佛山市的智慧圖書館就采用了這種模式。從目前來看,3種模式融合趨勢明顯,即利用云平臺來整合跨部門的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具有優勢,特別是在省、市一級層面;通過大數據需求洞察,從而驅動業務由“端菜式”向“點菜式”和“智能式”轉型才是核心所在;而在組織層面綜合運用各種信息技術,實現智慧文化服務。(2)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資源的業務內容規劃。目前,我國公共文化服務在供給側普遍存在“活動知曉率低、活動參與率低、場館設施利用率低”的“三低”通病和各文化機構之間信息孤島的頑疾,而在需求側則是日益增長的公共文化需求,公眾存在著“我要知道”“我要參與”“我要評論”“我要互動”四大需求,即供給側和需求側存在“信息不對稱”和失衡問題[22]。為解決上述問題,實現公共文化服務跨部門開放共享、基于大數據的服務和管理轉型升級兩個戰略目標,我們構建了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應用的業務架構,如圖2所示。圖2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資源的業務架構基于大數據的公共文化服務與傳統公共文化服務相比,有以下幾點顯著差別:①公共數字文化資源通過“文化云”跨部門、跨系統開放和共享,是原有的公共數字文化共享工程的升級。②采用線上線下相結合的(O2O)服務模式。在線上實施一站式的“文化淘寶”服務,實現所有資源、活動、場所等信息可查、可閱、可播、可約、可訂、可評;線下則根據線上提交的需求(“點菜”)提供具體的服務,從而打通供需兩側的信息鴻溝,解決供需失衡問題。③公共文化服務由“端菜式”向“點菜式”“智能式”轉型。通過對用戶行為大數據的分析,洞察用戶公共文化需求和文化偏好,從而驅動公共文化機構改變創作方向和服務內容,提高服務效能,更好地滿足用戶需求。④公共文化服務管理評價用“數據說話”,讓管理和評價更為科學。3.2.2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資源數據架構的構建。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應用需要相應的數據架構支撐,數據架構描述了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應用過程中產生的信息及管理標準,包括信息的種類和來源、數據采集和存儲規范、大數據治理標準和規范等,如圖3所示。圖3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資源的數據架構根據規劃的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應用的業務架構,公共文化服務采用O2O模式。因此,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的來源包括線下文化機構的各種資源數據、業務數據、終端數據和傳感數據等;線上一站式服務平臺產生各類數據,包括資源數據、活動數據、場館數據、交流數據、交易數據、用戶數據、用戶行為數據、評價數據和交互數據等。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還應包括公共文化服務之外的數據,如社交數據、身份數據和社會保障數據等,這樣才能產生更多的價值。從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的形式來看,既有結構化的業務數據,也有半結構化的XML數據,而更多的是非結構化文本數據、視頻、音頻、圖像等數據。線上和線下產生的各種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通過ETL工具對數據進行批量抽取、轉換和清洗,存儲在公共文化云上的數據倉庫;對于實時數據則通過流數據技術進行加載和處理,存儲在內存數據庫中;歷史數據和流數據一起構成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以應對不同業務的數據需求。公共文化機構應成立大數據治理委員會,制定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標準和管理規范,包括整合標準、元數據標準、安全標準、數據生命周期管理規范等;并據此對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進行治理,以形成優質的大數據資產。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治理包括數據整合、元數據管理、大數據質量治理、主數據管理、生命周期管理、隱私和安全管理等內容。3.2.3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資源應用架構的構建。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應用需要統來支撐,數據架構描述了信息系統的“數據”部分,而應用架構則描述業務系統的“信息處理”的部分,包括應用系統和服務的內容、關系和功能等。根據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資源的業務架構的規劃,一站式的公共文化服務包括文化資訊、共享直播、在線借閱、展品展廳、活動預約和訂購、場館預定、服務點單、在線課堂、文化交流和評價等服務,這些服務需要相應的應用系統來實現。公共文化服務的實現可分為用戶終端層、用戶服務實現層、機構業務層、服務監管層,涉及文化用戶、文化服務機構、文化監管部門三類受眾。在用戶終端層,用戶可以通過多種終端的WEB應用或APP來訪問服務。用戶服務實現層的應用有國家資源雙向推呈系統、數據閱讀系統、云直播系統、活動預約訂購系統、場館預約系統、在線課堂系統、群藝分享系統等。在文化機構業務層,文化服務機構通過信息管理系統、總分館系統、共享和交換系統、大數據需求分析系統、智能推薦系統等來實現具體業務、需求洞察和智能服務,實現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戰略的轉型。在服務監管層,文化監管機構通過大數據監管和績效評估系統對文化服務機構進行監管和評價,實現管理的科學化。整個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資源的應用架構如圖4所示。3.2.4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資源技術架構的構建。技術架構描述了實現數據架構和應用架構的技術路線、方案和標準。為了實現一站式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應用和需求驅動的“點菜式”“智慧化”業務轉型,實現公共文化服務的均等化、個性化和智慧化。本技術架構總體上采用“云平臺”驅動模式,同時綜合多種技術來實現。“一站式公共文化服務平臺”和“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平臺”均搭建在云平臺上,用戶可以通過多種終端等訪問云平臺上的服務,在文化機構內部則采用多種自助終端和傳感器來實現文化服務的智慧化。整個技術架構可分為基礎設施服務層(IaaS)、平臺服務層(PaaS)、軟件服務層(SaaS)、用戶終端層和云平臺管理層,如圖5所示。在基礎設施服務層(IaaS),通過購買或租用服務器、網絡設備、存儲設備和安全設備等設施,通過虛擬化技術,形成虛擬資源池,供不同的公共文化機構使用。在平臺服務層(PaaS),部署了公共文化基礎應用平臺和大數據平臺,以支撐具體的公共文化服務的實現。基礎應用平臺上部署通用中間件、身份認證、訪問控制、工作流、目錄管理、郵件管理、報表管理、數據共享交換等應用。大數據平臺在分布式計算Hadoop/MapReduce平臺上,部署了大數據收集、傳輸、存儲、分析、檢索的常用組件,另外還部署了大數據治理組件,比如數據質量治理和安全管理組件等。在軟件服務層(SaaS),部署了一站式公共文化應用服務和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應用。即應用架構描述的面向用戶和面向機構的應用系統在云平臺上以服務的形式提供,防止重復建設。基于“云平臺”的技術架構,具有如下幾個優點:①可實現資源按需服務,可隨時擴容。②平臺部署了大數據平臺和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應用,大大降低了技術門檻,防止重復建設。③云平臺提供“一站式”服務,有利于跨部門、跨系統資源共享和業務協同,積累的大數據為公共文化服務創新提供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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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分析了大數據資源規劃的現狀與趨勢,把戰略規劃(SP)整合到基于EA的信息資源規劃(IRP)中,提出了全新的基于EA的大數據資源規劃的流程模型,并根據模型對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資源進行具體的規劃,構建了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資源總體架構的參考模型,為公共文化機構的大數據資源規劃提供方法和模型參考。把SP整合到EA的規劃方法相比其他信息資源規劃方法更注重整體性和系統性,在國外政府層面應用廣泛,該方法可以實現組織戰略、業務和IT架構的協同,特別適合公共文化機構需要跨部門、跨系統的資源共享和業務協同的情境。參考模型考慮了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的應用環境、國家的戰略要求,借鑒了其他國家和其他領域的大數據資源規劃成果,具有一定參考價值。
作者:郭路生 單位:南昌大學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