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文化和文化產業互動的區隔及融合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公共文化和文化產業互動的區隔及融合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摘要]文化生產的社會規制與資本規制決定了公共文化服務與文化產業在性質與功能指向的差異，也導致了公共文化服務與文化產業在市場、生產和分配領域的區隔。正視文化生產主體權益，尊重受眾主體訴求，從而釋放落后的文化治理的體制機制、拓展全球化時代的文化市場、以現代信息技術促進公共服務體系與文化產業的互動與融合，是當下推動公共文化服務與文化產業融合互動發展的關鍵。

[關鍵詞]公共文化；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文化產業；區隔；空間

經濟的快速發展，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人民群眾對基本文化權益的訴求，以及人民群眾快速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促進了中國在世紀之交國家文化政策的重大調適。未來相當長的時間里，為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1]，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繁榮文化藝術，發展文化產業，推動文化體制改革，將成為國家文化戰略調適的重要內容。“十一五”“十二五”期間，中央和地方政府不斷加大財政投入。在公共文化服務方面，通過大規模的公共文化基礎設施建設，構建覆蓋全國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繁榮文化藝術，啟動優秀傳統文化的保護與傳承工程，實施“文化走出去”、文化人才建設工程、文化信息共享工程等推動了公共文化的建設。在文化產業方面，通過文化體制改革，文化消費市場培育，壯大國有文化企業，推動產業集聚，文化與科技、文化與金融互動發展等推動了文化產業的快速發展。2004年我國文化產業增加值僅為3440億元，到2016年已達30785億元[2]。在公共文化滿足人民群眾基本文化權益，提升人民群眾素質和國家軟實力的同時，公共文化設施、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及文化藝術精品、群眾文化活動和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也促進了文化產業的發展。文化消費市場的培育和文化產業的發展，提升了文化產品的生產能力、貯存和分配能力，支持了公共文化產品供給和服務。公共文化與文化產業的互動發展推動了新世紀中國現代社會的治理，文化也成為中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協調發展的有機組成部分。在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互動發展過程中，公共文化服務建設方面的投入、文化產業快速發展的成就也存在“混亂的效率損失或不協調成本”“認識無序”[3]等一系列問題。學術界和政府管理部門對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不同的內涵、外延及功能的理論理解還有不同程度的偏差。從理論上進一步廓清公共文化與文化產業的關系，二者在效益指向、體制機制與市場指向的區隔①，以及互動發展的空間，才能更好地促進公共文化與文化產業的協調互動發展。

一、公共文化與文化產業互動的區隔

從當代文化的生產角度進行審視，影響文化生產與服務的主體主要是國家、企業和民眾的文化訴求。國家是從社會治理和國家文化安全、文以教化、提升國民素質和國家綜合實力，以及將文化生產和供給轉化為促進社會協調發展的控制力量角度，調動國家意識形態部門、管理部門、財政部門進行文化建設與公共文化產品的生產與供給的。企業則看到文化生產在達到一定規模后，其資源配置和文化生產與供給背后潛在的經濟效益和資本逐利的本質，按照市場規律進入文化產品的生產與服務。企業和資本關注的是效益、回報，并不關注文化產品與服務的內容和形式，也不會更多考量其社會效益。民眾則作為文化消費者和受益人成為推動文化產品生產與服務的力量參與到文化生產的過程中，以自己所從屬的階層、族群和文化偏好潛在地影響和支配著文化的生產。國家和企業對應的實際上是控制文化生產的制度權力和資本權力這兩大相互作用、效益評估指向不同的力量。“文化生產的控制植根于文化產業所關聯的政治、經濟的利益動力中?？刂频牧α考扔幸試覟榇淼臋嗔Α３１槐硎鰹樯鐣嗔?，也有通常以利益形式而得到的結集權力?？刂频姆绞郊扔兄苯语@露的法律威嚴，也有隱含的話語權力，更有現實的功利誘惑?？刂频膶ο蠹劝松a者，也包括了消費者，對于前者，主要是通過對文化產品的直接控制來達致的；對于后者，則主要是以對文化產品意義附加的意圖控制來實現的。”[4]在文化生產過程中，從國家、企業兩個維度進行審視，以制度權力推動的公共文化與以資本權力推動的文化產業在效益評估指向方面必然存在著由導向性帶來的區隔。

（一）從公共文化的社會效益首位屬性審視其治理的體制機制問題

從國家推動公共文化的利益出發，公共文化的效益評估指向國家現代社會治理的意識形態功能和價值屬性的滿足，因而公共文化的國家利益體現到受眾層面是國家通過對人民群眾的基本文化權益的滿足，提升國民文化修養和綜合素質，以期實現國家對現代社會治理的訴求。通過文化交流輸出具有民族國家價值觀的公共文化產品，傳達全球化時代國家的聲音，展示國家的文化形象。為此，公共文化建設的形態必然體現為具有國家和地方符號的大型公共文化設施、體現國家和民族傳統文化保護與傳承的行為、具有意識形態功能的文學藝術、滿足提升國民文化修養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和適應當代大眾文化生活的群眾性文化活動。此外，代表執政黨利益的宣傳媒體、國家和黨派利益的公共文化產品生產也是公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實現引領和建構符合國家和民族利益的理想信念、價值體系，促進現代社會的治理和社會和諧。公共文化的功能性指向決定了在公共文化的效益評估方面將社會效益放在了首位。評估的指標落腳到國家和執政黨的權力體現、不同社會階層和群體對文化基本權益的訴求、優秀文化的傳承和創新以及對民眾文化修養和國家文化軟實力提升方面。效益的評估在體現公共文化促進社會協調發展、均等化、普惠性及公正性的同時，其指向性必然會帶來公共文化建設的標準化、形式化和內容的說教性特征，進而導致忽視和弱化公共文化產品與服務的多元訴求。為確保公共文化對于國家、執政黨和現代社會治理的利益和功能價值的實現，構建公共文化產品生產體系、國家購買體系和公共文化服務的建設與管理體系成為公共文化產品生產與服務的主要方式。公共文化產品生產與服務體系的現代建構，包括貯存和傳播渠道的控制，都使得資本和非國有企業難以進入公共文化產品的內容生產領域，從而導致以國家和地方財政投入為主體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與市場和資本引領的文化產業之間存在必然的區隔。盡管“公共文化服務產品的提供存在多元期待，政府（中央、地方）與人（官員）的目標函數并非完全一致，以及市場的自然法思維對制度體系信任產生了弱化作用。行政作為上明確目標的缺失會導致公共服務產品的供給表現出強烈的非均衡性，或者說出現效率的損失”[5]，為確保公共文化的基本功能和價值的實現，國家和地方不惜犧牲一定的經濟效益，不計成本，以達到“建設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使全體人民在理想信念、價值理念、道德觀念上緊緊團結在一起”[6]。當公共文化產品的生產與服務納入國民經濟生產體系，國家通過政策導引文化企業，以中央和地方財政投入方式，生產和提供給全體民眾的公共文化產品與文化服務的行為，也是國民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也得納入國家經濟統計指標體系。這是公共文化與文化產業效益評估指向帶來的區隔背后互動發展的經濟基礎。公共文化建設因其文化產品（服務）具有（或被認定為）公共物品屬性，其生產什么、為誰生產均由政府計劃和分配，其發展中的決策機制大多源于政府政策法規、文化規劃和政治意圖與指令，以直接調控的方式推動公共文化的發展。而文化產業作為一種經濟活動，是在以市場作為配置資源的決定性力量條件下，由企業自主決定生產什么、怎么生產、為誰生產，政府常常是作為“第三方”，通過法律、稅收政策、政府購買等手段對其進行間接規制和引導。體制和機制上的差異、文化作為與經濟基礎相對立的意識形態的觀念、公共文化與文化產業二元對立的慣性思維，成為推動公共文化與文化產業的互動發展的理論和制度性區隔以及實際運行中相互對立的現實區隔。長期以來，文化的經濟價值、娛樂功能被忽略，文化的意識形態與社會效益被放大。國家管理層面構建了自上而下的意識形態與行政的兩套文化管理體制。國家管理機構從文化的具體行業、分級管理角度對文化實施管理，構建了從中央到地方、基層的行業和層級管理體系，新聞出版、廣播影視與文化剝離，體育、旅游等泛文化形態也從大文化中獨立出來。“豎井”式的行業管理與層級式的分級化管理，導致公共文化與文化產業的碎片化，文化管理體制與機制很難在統一市場條件下實現公共文化與文化產品在生產、貯存、分配中資源的優化配置和效益提升。在公共文化服務產品的決策機制與產品供給層面，依據的不是市場的需求，往往是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和來自地方政府的意志、政績、利益相關的目標。國家利益、地方權益、行業管理部門的觀念意識和財政投入方式、購買方式決定了公共文化服務產品在生產方式、供給方式上的單一化、模式化和平面化。

（二）文化產業的雙重屬性導致其與公共文化

在功能指向上有差異文化產業作為一種實體經濟，其發展的一般規律必然會受到企業行為與市場結構之間關系、企業之間的競爭關系，以及產業結構演進與經濟增長之間相互作用關系的影響。丹尼斯•卡爾頓在《現代產業組織》中說：文化產業的內容生產部分（電影產業、出版產業、音樂產業），其發展的績效與其市場結構有著密切的聯系，通過向完全競爭模型中加入現實世界的摩擦系數，如不完全信息、進入壁壘、交易成本、調整價格的成本、政府行為等，就能夠分析市場中的文化企業如何組織以及它們如何在現實中進行競爭[7]。文化產業在其發展過程中，除了市場的決定性因素外，政府的引導和金融、土地、稅收等政策的引領，市場的規范管理，內容的監控等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文化產業通過物質表現形式與經濟利益的疊加，在文化強化精神、道德、情操價值的基礎上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作為內容和精神產品的生產和服務，文化產業同時也具有公共產品性、外部性特征。文化產業的這種雙重屬性在導致文化產業與公共文化生產和供給上的體制和機制之間的區隔的同時，也使得文化產品與服務在指向上的消費偏好為公共文化與文化產業互動提供了空間。以國家和民族利益為主體的公共文化與滿足不同社會階層精神文化需求的文化產業二元對立的文化發展思維，確立了公益性文化事業的投資主體主要是政府，以中央和地方財政投入為主體，不以營利為目的。文化產業作為經營性的產業，以營利為目的，通過增加財稅收入補給文化建設資金的不足。文化產業的發展基礎取決于不同群體多元的文化消費訴求，是以市場為引領，強化資源的整合、集群發展和品牌效應，在不違背民族國家的利益和文化發展規律的基礎上，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公共文化強化的則是國家和民族的權益，以滿足和提升民眾的基本文化權益和基本文化需求為目標，其生產和供給的主要方式是公共文化產品與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國家調動國有文化企業和購買方式，規范公共文化產品生產的內容和形式，通過諸如文化館、圖書館、博物館、文化共享平臺，向社會免費提供文化產品與公共文化服務。公共文化與文化產業在功能指向上的差異是公共文化和文化產業在體制和機制區隔的理論基礎。兩者生產或提供的產品和服務性質不同、檔次分明，決定了公共文化與文化產業互動發展中融合的間距。

（三）文化消費的大眾化與文化生產的社會規制之間的區隔

“商品是中性的，而它們的使用是社會性的，既可以成為藩籬，也可以成為橋梁?！盵8]文化生產的社會規制也必然在消費者和消費過程中通過文化商品得以體現。公共文化產品以符號所指功能將國家權益、社會規制體現在商品的消費過程中，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消費者，進而達到對消費者的教化。這種社會性的文化消費行為必然要求政府和社會對公共文化產品生產過程進行監控、對文化產品與文化服務的內容進行必要的審查、對生產企業的準入退出建構制度、對文化市場進行管治，甚至對消費者進行必要的引導。從生產主體、文化產品與文化服務、消費市場到消費行為的“生產主體—文化產品—消費接收”的生產邏輯決定了消費主體在公共文化生產中地位的后移，凸顯了公共文化消費主體的國家社會權力。大眾日常生活的文化消費是當代社會的重要文化現象，也是文化產業得以發展的基礎?！跋M決策變成了現實文化的根本性源泉。養育于特殊文化中的人們，在其一生中看著它變化：新詞語、新思想、新方法。它在演進而他們則構成變化的一部分。消費正是文化沖突和整形的場所?！盵9]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龐大的中產階層的形成、城市化推進和現代信息技術的應用，大眾文化消費不僅成為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也成為當代文化發展蔚為壯觀的場景。文化消費成為商品消費的重要組成部分，直接對接不同群體和個體的消費偏好和真實的心理需求。面對公共文化理想主義與現世觀念的發達，功利主義的超越與多元化的二元選項，大眾文化消費更多追求的是意義的平面化、世俗化生活的當下性、娛樂快感和視覺的愉悅。消費是市場的前提，市場是產業發展的基礎，當大眾文化消費達到一定規模、能帶動一個產業發展時，資本必然進入，成為資本家和企業投資、追逐利益的重要場所。公共文化與大眾文化消費的指向性和功能性差異必然導致公共文化與文化產業在市場導向、資源配置與文化生產過程中的區隔，一定程度上成為公共文化與文化產業互動發展的阻力。

二、公共文化與文化產業的融合路徑

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和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是現代文化建設的主體。公共文化和文化產業的生產方式、表現形態和功能雖然有所區別，但其指向都是通過文化產品和服務，保障和滿足人民群眾的文化權利及文化訴求。傳承優秀傳統文化，豐富民眾文化生活，提升國民思想道德和文化素養都是公共文化和文化產業的終極目標。在國家推動公共文化建設，促進文化產業發展的進程中，文化管理與文化產業發展的體制機制改革，全球化時代公共文化與文化消費空間拓展，現代信息技術對文化生產、貯存和傳播將為公共文化與文化產業的融合拓展帶來新的路徑，提供更大的空間。

（一）釋放落后的文化治理的體制機制，促進公共文化服務與文化產業的共容、協同與融合發展

1.關于公共文化服務與文化產業的關系。公共文化服務與文化產業的關系可從三個維度進行考量：一是基于公益性與商業性區別的互斥關系；二是公益性與商業性相互依賴的關系；三是公益性和商業性由于運行邏輯、提供主體和目標不同，二者并存但互不相關[10]。公共文化服務與文化產業既有區別也有聯系，通過文化管理體制的調適，可以實現二者的共容、協同與融合。將公共文化服務與文化產業割裂開來是不合時宜的。第一，公共文化服務和文化產業都以滿足人民群眾文化需求為目的，公共文化服務滿足基礎性的、一般性的文化需求，而文化產業滿足發展性的、個性化的、特殊的文化需求?；A性文化需求與發展性的文化需求之間并沒有嚴格的界線，基礎性的文化需求得到滿足后發展性的文化需求便隨之產生。第二，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提供公共文化產品或準公共文化產品，文化產業提供私人文化產品，公共文化產品、準公共文化產品和私人文化產品之間的界線也是模糊的，而且私人文化產品具有正外部性，政府也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第三，文化產品的公共生產、私人生產同公共提供、私人提供進行排列組合，形成了公共文化產品的生產和提供的四種模式，遵循市場運行邏輯的文化產業也將因此成為公共文化服務生產和供給體系中的重要環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對文化產品的需求也將刺激社會文化需求、擴大文化消費、催生文化產業發展的新動能。因此，公共文化服務與文化產業的共容、協同與融合發展具有客觀必然性。2.健全和完善文化管理體制，促進公共文化服務與文化產業有序發展，回應人民群眾對高品質文化產品的訴求。公共文化服務被賦予意識形態、國家文化安全、優秀傳統文化傳承與發展、社會教化與社會融合、保障人民群眾文化權利等功能，執政黨以及政府的文化、廣播影視、新聞出版等多個部門構成了文化管理格局，這些涉及公共文化的部門橫向上接受同級黨政部門的領導，縱向上接受職責同構的上級部門的業務領導，因此，公共文化服務管理呈現條塊分割的雙重管理特點。文化產業管理意指對營利性的文化產品和服務的生產、流通、交易與消費活動過程的管理，實踐中政府實行分領域的行業管理。不論是在公共文化服務的條塊管理中，還是在文化產業的行業管理中，政府部門職能交叉和重疊問題都較為突出。管理體制的不暢對公共文化服務和文化產業的構成部分形成了體制性區隔，不符合文化活動的基本規律，也不利于公共文化服務與文化產業的共容、協同與融合發展。公共文化服務指向國家權益、民眾文化生活和民眾的基本文化權利。在對公共文化設施、場館建設運營管理過程中，聚焦于基本性、均等性、保障性的公共文化服務。公共文化服務的主要訴求在于提高公共文化服務設施的運行和利用效率，提供具有國家利益、民族利益和體現民族文化和人類美好訴求的高品質文化產品與公共文化服務。在“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的大背景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應該更加有效地覺察和回應人民群眾的文化需求，社會組織和公民的文化參與、公共文化服務生產和供給中的公私合作（PPP）、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公共文化服務、發展和繁榮文化產業成為必然選擇。公共文化服務與文化產業融合發展需要堅持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同時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為此，應健全和完善文化管理體制，破除制約公共文化與文化產業深度融合的體制性阻滯。從既往經驗看，體制性的改革往往都是以自上而下的邏輯來推進，然而，當前我國各地創新實踐中的自下而上的經驗對于健全和完善文化管理體制具有重要的價值，地方政府大部門制改革便是其中的重要內容?；鶎诱畬⑽幕?、體育、旅游等相近的職能、事權進行整合，形成“大文化”部門，打造“大職能、寬領域、少機構”的管理體制，減少部門職能交叉，破除跨部門協調的體制性障礙，進而落實文化管理的“責任制”，保持各領域文化政策的有效銜接和延續。

（二）拓展全球化時代的公共文化與文化消費空間

公共文化與文化產業的不同步或失調問題是導致文化產品產能過剩和產品有效供給不足這一突出矛盾的直接原因之一。公共文化與文化產業融合發展的實質就是要改變文化領域內部事業和產業二元對立的局面，實現文化資源在兩大領域自由流動。由于長期受到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傳統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二元對立的慣性思維依然存在，加上文化管理體制機制的不完善，文化產業和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相互區隔、各自為政的現象十分顯著[11]。但隨著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進程的加速，資本、人才等要素在信息技術的發展中形成了快速有效的流動，資源配置得到優化，市場效率得到提升，文化產業和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融合發展迎來新的契機。割裂和獨立的二元對立狀態在巨大的推動力下被逐步打破，相對獨立、交互融合和相互促進成為文化產業和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協調發展的長期趨勢和共同特征。全球化時代公共文化與文化消費空間的拓展呈現以下特征：第一，公共文化空間和文化展示空間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不斷地融合。交通網絡與信息技術的快速完善與發展加速了區域間的人際流動，推動著文化旅游的蓬勃發展；傳統地理區隔導致的文化邊界隨著旅游業的發展不斷被打破；原有相對封閉的地方文化生活空間一步步轉化成為“他者”文化消費的對象；原本單純的生活性空間轉變為兼具生活性和展示性的文化空間；傳統的、地方性的生產和生活性的日常內容、生產工具、勞動技藝等獨具特色的事物或現象開始被深度挖掘、開發成為一種或多種不同形態的文化產品或文化服務，在促進文化創意發展的同時，帶動著文化產業與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深度融合。第二，文化符號和文化產品的深度融合是當今文化產業發展的一個重大特征，也是文化產品區別于一般商品的主要特性之一，為傳統文化的傳承創新探索了新的方式。中國的傳統文化是與勞動人民的生活方式和審美意識相結合的，運用優秀的傳統文化符號資源進行再創造，引導人們關注世界多元文化和本土文化已經成為一種重要趨勢[12]。文化旅游的發展賦予了傳統文化傳承與發展的新內容。地方性傳統生活用品和文化符號已然成為滿足對異文化追求的一種重要消費對象。第三，文化人才多樣化、多元化發展在推動文化產業轉型升級的同時深刻影響著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整體質量的提升。依靠政府資助和保護的模式，文化持有者的生活水平普遍不高，現實生活的窘迫壓制了保護和傳承文化的熱情。文化產業的蓬勃發展，日漸旺盛的文化需求，使文化持有者的創新、創意和傳承的熱情得到激發，成為保護傳承文化的服務者，又是傳播文化的創意者，復合型人才日益增多。第四，全球化促進了文化服務體系向融合平臺構建的轉變。文化消費需求的多元化、多層次發展，傳統的由上而下直接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務不僅無法滿足群眾多樣化的文化需求，而且造成了大量的資源浪費。國家開始嘗試政府購買等間接方式，致力于構建促進文化產業和公共文化融合發展的平臺，將文化產業的運營模式引入公共文化的運作中，既提高公共文化服務的有效性、精準性，同時也更加強調了文化產業的社會效益，以此促進文化產業和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整體提升。筆者認為，公共文化與文化產業是相互依存、相互轉化的，并沒有清晰的界限。健全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在文化人才培養、文化消費拉動、文化市場完善等方面具有支撐作用，為文化產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礎、條件、空間，為文化產業發展營造氛圍、環境。企業則是公共文化產品生產和供給的主體，文化產業的發展為公共文化提供高質量的文化內容和貯存、分配。

（三）以現代信息技術促進公共文化服務體系與文化產業的互動與融合

隨著文化體制改革的深入推進，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和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構建要求以文化領域的融合創新作為實現文化轉型升級的重要途徑和根本動力?，F代信息技術以其科學性、技術性、智能性和共享性為融合創新提供了強大的技術支持。第一，現代信息技術在文化生產、文化保存、文化傳播、文化消費、文化監管等多方面起著推動作用。文化與現代信息技術的融合將增強文化產品和服務的創新性與吸引力、文化傳播的影響力與表現力、文化共享的便捷性與實時性、文化業態的創新性與多元化、文化傳承的數字化與有效性，現代信息技術已成為促進文化發展的新引擎。第二，現代信息技術的應用還促進了文化資源的挖掘和開發。利用現代信息手段創新文化資源的表現形式，將會放大文化資源的價值效應，增強趣味性和互動性。圖書出版的IP方式就是通過信息服務平臺進行文化資源多維度開發的一個典型例子，現代信息技術使圖書出版從單向度的生產和高成本轉向以新的商業模式生產多元化、個性化和低成本產品，同時信息技術平臺促進了知識的傳播，使文化產業和公共文化的融合系統化，統一地存在于同一對象中，共生同構。第三，現代信息技術能夠發現和回應社會文化需求，推動公共文化與文化產業的可持續性發展。以大數據和云計算平臺為支撐可以全方位、多角度地精準把握社會文化需求，為公共文化與文化產業的決策提供極具價值的參考信息，為文化產業與公共文化服務體系融合發展提供數據和技術支持。物質消費的脫物化趨向使人們在文化消費時的觀念價值壓倒使用價值，而現代信息技術與文化的融合增加了文化產品的精神價值，滿足了人們在物質生活水平提高之后追求文明生活、實現自由發展的想象與愿景。第四，現代信息技術提供媒介平臺，使公共文化和文化產業融合互動成為現實。在現代信息技術的助推下，基于文化與科技融合創新產生的新業態使文化產業與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界限日漸模糊，公共文化和文化產業呈現互動一體化趨勢。公共文化不斷向文化產業領域交叉拓展，堅持市場導向并且積極借鑒文化產業的發展理念；文化產業中公共元素日益突出，在注重營利性的同時越來越強調社會效益。全國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數字圖書館推廣工程、公共電子閱覽室建設計劃、廣播電視“村村通”工程等一系列重大公共數字文化建設項目中經濟要素不斷凸顯；全國范圍內兩批次45個城市的電影、動漫、圖書、演藝市場得到國家文化消費試點城市政策的支持，公共性日益突出，二者基于現代信息技術平臺相互作用最終實現了文化產業與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互動融合。

三、結語

公共文化與文化產業的融合是中國現代社會治理和促進經濟、文化協調發展的重大現實與理論問題?！笆袌龌馕吨芾淼闹卮笞兏?，對變革過程的管理與駕馭至關重要。”[13]在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現代建構、公共文化的供給方面，市場的推動是隱形的，政府的作用則是決定性的。文化產業則相反，市場是顯性的，起決定性的作用，政府則是從制度設計、市場監管和輿論導向方面引領優秀健康文化產品的生產。中國城市化進程進入新的階段，大中城市公共文化設計建設引領城市品質與個性的提升，覆蓋全國的基層社區的公共文化設施的建設與完善，將成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主要內容；城鄉基礎文化設施和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構建，將為統一市場條件下文化產業的發展提供更好的環境，夯實文化產業發展的基礎；龐大的中產階層對精神文化的需求，農村居民對基本文化權益的訴求與快速增長的城鄉居民的文化消費將帶動文化產業的快速發展；城鄉公共文化基礎設施和服務體系建設與城鄉文化消費是推動公共文化與文化產業互動發展的基礎與動力。

[參考文獻]

[1].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1，41.

[2]站上3萬億元新臺階[N].光明日報，2017-05-19.

[3]樊綱.還要多少年才能抵達河對岸———改革三十年，轉軌經濟學的思考[N].南方周末，2008-08-28.

[4]陳慶德，馬翀煒.文化經濟學[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222.

[5]鄭雙勝，馮小林.農村社區公共產品供給績效之制度分析[J].社會科學輯刊，2009（4）.

作者:李炎 單位:云南大學文化發展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