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文學創作中古典主義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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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古典主義是中國20世紀現代文學史上的一種重要的文學思潮，對很多作家及流派都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京派的文學創作中具有明顯的古典主義傾向，本文將會從京派文學創作的基本思想、創造眼光和審美原則來對照古典主義進行分析，最后對京派文學創作的古典主義傾向進行評析。

關鍵詞：京派；文學創作；古典主義

古典主義在文學史上的概念，起源于歐洲。古典主義作為一種文藝思潮，包含了兩種道路指向：一種是非常推崇理性、崇尚模仿自然和強調藝術規范的新古典主義，這一種藝術思潮大興于17世紀的法國，對德國、英國、拉丁世界有很大的影響，我國的學衡派和新月派受到的就是這種新古典主義的影響;另一種古典主義的藝術理想是模仿、再現古希臘詩學的光輝，繼承并發揚古希臘藝術的精神與風格，京派則受此影響較大。20世紀30年代形成的以廢名、凌淑華、沈從文、蕭乾、朱光潛等為代表的“京派”，在社會的動蕩和政治的混亂中，拋開政治和商業功利性，建造屬于他們文學的“希臘小廟”，看重人生，關注平民，追求靜穆的藝術境界，他們的文學創作中具有明顯的古典主義傾向。

一.基本思想：追求自然人性

京派對自然人性給予了極大的關注，他們注重對普通平民生活的描寫，對生活中的俗人俗物表現出特有的熱愛與親近，花大量筆墨刻畫淳樸、自然、原始的人性美和人情美。例如沈從文的《柏子》寫的是一個水手和寡婦之間的故事，文中重點不在于宣講道德倫理，而是以溫情的筆墨寫出這種自然人性之和諧，肯定柏子和寡婦之間的正常人的原始欲望。沈從文筆下的水手、妓女、漁夫、士兵等，雖然出生社會底層，生活很貧困甚至養活自己都很難，但他們卻是那么的善良、真摯、純樸、重情誼，他們雖然生活水平很低，很難養活自己，但卻大方好客，野蠻粗獷中又透露出誠實可愛，展現了一種原始古樸的人性美、人情美。廢名作品里的業主、村姑、牧童、老漢、雇農等，心靈都是那么美好而又真摯。汪曾祺筆下的人物雖然會有一些生活的摩擦和恩怨，但在大是大非上卻又那么充滿原始的那種人性、人情美。京派作家在刻畫人性美和人情美的時候還特別愛用兒童的眼光來描寫成人世界，如蕭乾的《籬下》，凌淑華的《一件喜事》，汪曾祺的《戴車匠》等，都運用了兒童的視角真摯的表現出了他們的童心，這其實也是對未來社會和完美人性的另一種表現，反映了作家的對這種生活的向往之情。京派對人生的關注，并沒有讓他們的文字陷入對人生的瑣碎與繁雜的描寫，而是保持著一個作家的獨立品格和理性精神。他們在肯定文學和人生的密切關系時，又對這一現象進行抽象、重構和升華，從而達到一種表現普遍現象的文學作品，這和古典主義的要求很相似。亞里士多德曾經強調過文藝要模仿人生，賀拉斯在此基礎上覺得文藝要模仿古典。但這里的模仿卻不是生活的再現，而是創造性的模仿。古典主義要求“逼真”，但其卻不是一定要寫真實，因為真實的事物有時不一定能產生美感和愉悅感。古典主義還要求“得體”，即作品中表現的事物不能過于惡心，而是讀者感到舒適，不至于反感。在京派作家看來，文學中的世界要反映自然人生，但也必須是把人生自然經過重新整理，經過一番選擇，經過一番安排，經過一番想象，才能產生作品。沈從文《邊城》里的翠翠就是一個經過選擇與安排，創造性模仿的很好的例子，翠翠形象來源于現實生活中的三位女性，一位是嶗山少女，一位是張兆和，還有一位是絨線鋪小女孩，這三個原型合成了作者傾注“愛”與“美”的理想形象———翠翠。翠翠天真無邪，淳樸善良，可以說集真、善、美于一身，翠翠就是這種人性美的體現，《龍朱》中的龍朱也是這樣一種典型，還有《三三》里的三三，他們身上那種原始、自然、淳樸的美，其實也代表著人類在對抗都市文明惡的一面的一種理想和愿望，這樣的形象在現實生活尋找原型相關困難，而文學是一種藝術，這意味著可以合理進行加工和想象，正是這種加工和想象才讓人物在讀者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創作眼光：崇尚傳統和古典

京派的大多數作家自小就接受了中國傳統文化教育，又到歐洲留過學，可以說是學貫中西，精通多門語言。京派作家大多數在高等院校學習過并傳道授業，他們在看待古今中外各種文化思潮時就會用一種理性、溫和的態度去看待，他們對傳統文化知識有很強的認同感和傳承精神，所以他們在接受西方現代理論時，不是一味的接受和使用，反而是轉向傳統和古典，批判的吸收和融化。朱光潛是以傳統思想和美學精神作為底蘊來來接受西方美學理論。他在《自傳》中寫道，他從小接受了私塾教育，讀過儒家經典“四書”“五經”，看過很多舊小說，寫過科舉論文。后來他能熟練使用白話文了，他還覺得文言的修養還很有好處。他贊同克羅齊的“直覺即表現”立普斯的“移情說”的原因，就是這些與我們傳統文化的“萬物靜觀皆自得”“情景交融”等理念存在異曲同工之妙。周作人的文章《生活之藝術》也提到中國目前所需要的是不同于現在的自由和節制，換而言之，也就是要復興封建社會的舊文明。廢名的鄉土小說重點表現的也是一種尚未被現代文明所侵蝕和污染的鄉村生活，他對舊社會的宗法制鄉村進行了詩化和美化，流露出他對故鄉、農民以及淳樸的農村習俗和民族文化的認同和熱愛。沈從文雖然沒有正經上過學，但他在給陳渠珍做書記員時負責整理其收藏的大批的歷史書籍，自己也認真進行了翻閱，這些中國古代歷史、文學、藝術等，對沈從文創作中的古典文學修養有很大的影響。不只是題材，在語言和表現手法上，廢名也自覺追求中國民族特色。他表示自己寫小說很像陶潛、李商隱寫詩，“就表現手法來說，我分明地受了中國詩詞的影響，我寫小說同唐人寫絕句一樣。”[1](P20)沈從文曾稱廢名的作品寫出了中國人早已忘去的中國典型生活。京派作家們崇尚傳統和古典的創作眼光，和古典主義崇尚希臘羅馬的作家一樣，都是把視線轉回古代，從古典的平和雅正來保持文學的獨立性，試圖作“純正的文學”。另外，京派作家同樣地也把視線轉向古希臘。周作人認為中國要建造一種新文明就要與西方文化的基礎———希臘文明相融合，可以說古希臘是他的興趣所在，也是他詩學思想和內心自省的主要來源和途徑。周作人還非常熱愛晚明小品文，這也表現出了他對古典主義傳統的敬重，以及對新文學產生和發展過程的理解。沈從文曾將自己的文學實踐比喻為建造一座“希臘小廟”，對古希臘文藝精神的推崇與向往使他站在了希臘古典主義的陽光之下。[2]沈從文還自稱他的希臘小廟中供奉的是人性，而人性是他文學里的表達重要主題之一。沈從文面對現代化的到來，也用了筆下的文字來表示他的思考，他以傳統來關照現代的變，和魯迅對國民性的批判相比，沈從文從湘西原始、淳樸、自然的世界入手，企圖用正面的生活來塑造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他在《<長河>題記》中清楚地表達出了當代年輕人在經歷現代性和社會動蕩時，缺乏一種獨立意識，把個人和民族的出路都希望于一種依附性打算中。沈從文希望用作品里的那些正面人物喚醒年輕人的血性，重新點燃年輕人的自尊和信心。美國學人金介甫評價沈從文的作品：“沈從文作品完全具有中國氣派，沒有一點西方色彩。”[3](P166)崇尚古典，轉向傳統，是京派作家在古典主義影響下的一個創作眼光，也正是古典主義給與了他們養料和營養，讓他們在動蕩的社會中在文學創作上走出了一條不同于大環境的一條獨特的道路。

三.審美原則：和諧、節制、恰當

京派的審美意識具有傳統儒家的中庸思想，“中”是中正之道，不偏不倚,“庸”是平常的意思，中庸就是中和，要求人們適度、恰當的處理好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等之間的關系，還要求以理性節制情感，把握好情感和行為中的適度原則，情感不過分，行為也符合規范，把握好分寸感。例如沈從文文中有很多關于性愛的描寫，關于情感的贊頌，但沈從文的作品里并不是夸張、放縱地進行情感張揚，相反，他更加注重對情感的節制，對文字的精簡，“我以為一件作品對外景只在說明充實背景的需要而存在。說明文字節制是必需的，這是我有意疏于寫景的一種解釋。我以為表現一個理想或討論一種問題，既然是附麗到創作中，那么即或形式是小說的形式，在對話動作種種事情方面，適當節制為勢所必須，過分的鋪張應當是一樣忌諱，觀察詳細又不可缺少，一切應當從需要作考慮。”[4](P219)沈從文非常不贊同一些“浪漫派”作家大肆運用文字來渲染情感，尤其是收入《沫沫集》的一些批評文章，對文字的精簡和情感的節制到處可見。沈從文的文章很少那種感情充沛到噴發的文章，他的《月下小景》，一對情人由于習俗的原因不能在一起而殉情自殺，沈從文沒有像魯迅那樣用匕首一樣的語言譴責這種野蠻習俗，而只是充滿詩意和溫情的寫他們的談話和吃毒藥赴死，以詩意的愛與美來消解死亡。《蕭蕭》《三三》《龍朱》《三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等，都能看出沈從文的這種和諧、節制的審美追求和意識，沈從文自己也表示過，作品的成功是妥帖恰當。又如汪曾祺的《大淖記事》，作者不厭其煩的詳細書寫了大淖的環境和日常生活，為后文寫巧云失身前后的行為做鋪墊，作為一個愛情故事，故事結局可以說是不好的結局，但故事的呈現卻沒有給人重壓之感。又如他的《受戒》寫了小和尚和英子之間朦朧的愛情，和尚在世人眼里應該是禁欲的代表，但他的筆下沒有這種強烈的情感沖突，只是讓人物在平凡的生活中一起勞動，一起玩耍，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文章結尾英子問明海小和尚愿不愿意要她當老婆時，明海的一個“要”字就結束了文章。《大淖記事》和《受戒》作為汪曾祺的代表作，處處透著中國傳統文化最優秀的人文主義以及和諧氣氛。京派作家這種“為人生”的文學創作向傳統和諧、節制、恰當、融合、協調等美學原則的古典主義審美理想的傾斜主要是基于當時的時代環境原因。張林杰認為京派作家的身上，新古典主義對他們的影響也很大。“京派文人那種自由主義的寬容精神，與新古典主義的僵硬規范似乎難以相容但由于處在遠離社會漩渦和變革中心的文化古都，過著一種相對自由、閑散的生活，他們養成了一種從容矜持的傳統文人風范和不偏不倚，不溫不火的處世態度，力圖高蹈于現實之上，去建造自己的希臘小廟，因此他們容易認同那種‘純正’的文學趣味，推崇‘和諧’‘節制’‘恰當’的審美原則，采取一種不媚俗、不趨新的文學立場。”[5]京派在當時的大環境遠離政治，想超脫當時的政治功利性和商業化，保持一種純文學的創作，這也有一定程度的體現在他們的審美原則上。古典主義作為中國20世紀現代文學史上的一種重要的文學思潮，對很多作家及流派都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通過以上三個方面的比較和梳理，可以看出京派的文學創作中確實具有古典主義傾向。這種古典主義傾向對京派的文學創作產生深遠的影響。首先，它使京派文學脫離政治斗爭和商業功利，成為一種“純文學”。這使得文學保持了自己的獨立性，沒有成為政治和經濟的附庸，這在戰亂和動蕩的時代多么難得。其次，古典主義使京派的創作轉向民族文化傳統，有利于對傳統文化的認同和繼承。在一味追求西方理論，認為西方的飯菜都比中國香的時代，有一個清醒的，不求同的文學流派多么難得，雖說“別求新聲于異邦”，但自身的主體意識和民族的根卻是我們中華民族立足的根本。再次，京派使得當時的文學創作具有多樣性。文學創作不只有為政治服務，啟蒙人們，批判國民性的左翼文學，同時還有這些純粹為文學的自由主義作家，這使得文學上具有“百花齊放”的局面，而不是一家獨大，雖然京派在當時沒有占據主流地位，但它確實有它的存在價值。最后，京派作家這一群體為中國知識分子樹立了一種精神典范。不管是在知識分子主體意識及民族意識，還是他們對人文精神的構建和完善，或是對文學理論體系以及實踐的自覺都將成為中國文化發展史一道別樣的風景線。這些特點對現在處于時代困境下的知識分子或許有一定的啟示。雖說京派創作的古典主義傾向有很多優點，但也造成了以下一些局限性。第一，京派避開時代激流面前文學的政治選擇，把人生看得大于時代，這也使得京派的文學缺乏政治批判力的作品。在動亂的年代，每個人都應有政治意識和社會責任感，畢竟“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每個人都應根據自己的所長對國家盡可能地做出貢獻，因為“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第二，京派作家筆下大多轉向的是中國的前時代，站在農村和鄉鎮的立場上來看待20世紀中國的動蕩，從變化中發現舊的美，卻不能從變化中看到別樣的新，這使得他們的創作尤其是小說創作具有一種保守的色調。京派作家沈從文、蕭乾、汪曾祺等都有對鄉村田園牧歌式的描寫，或是寫動蕩年代人們生存的艱難，以此來表現現代社會所缺乏的人性美和人情美，但現代進程中的新社會，也會有原始社會所沒有的那種拼搏、勤勞、上進等。第三，適度、節制的審美原則有時也會束縛人的情感的流露。都說文學是人情緒的表達，但不是每個人都能比較理性的去表述，有時那些慷慨激昂、激情澎湃的作品更能打動人心，這就需要大家辯證的去看待。總而言之，對于京派文學創作中的古典主義傾向，應該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相信這里面總有一些美麗的花朵可以供大家采擷。

參考文獻

[1]廢名.馮文炳選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

[2]許江.京派文學與古典主義芻議[J].遼寧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06）.

[3]金介甫.沈從文傳[M].北京：時事出版社，1990.

[4]沈從文．沈從文全集（第7卷）[M].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

[5]張林杰.守舊與開新———20世紀中國新古典主義文學思潮摭談[J].社會科學輯刊，1999（06）.

作者:王勝艷 單位:吉首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