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媒介傳播古代文學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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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革命對文化媒介傳播路徑的影響         

傳承文化經典的最好方式，是讓傳統與創新兩種創作狀態比翼齊飛，因為改編經典也是原創力量的一種展現。我們過往亦有一些出色的案例，比如電影《英雄》中對反恐戰爭的隱喻，《臥虎藏龍》中對江湖天下的重塑。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天機•富春山居圖》雖然有一個宏大的文化愿望，但缺乏高質量的劇本支撐，最終的藝術效果令人失望，更遑論比肩《達芬奇密碼》了。值得一提的是，皮影動畫戲劇這種新藝術形式，創造性地應用高科技將皮影戲與真人表演相結合，實現了環境渲染、內心折射以及虛擬對話等多重功效，讓觀者驚嘆古老的藝術也可以如此前衛。還有像昆曲《牡丹亭》在舞臺上建造了一座雕梁畫棟的飛檐亭臺，越劇《柳毅傳書》以超屏天幕海市蜃樓般展示出美輪美奐的“龍宮”，這些都體現了媒體融合技術在中國古代文學傳播方面的巨大功效。以交互為特性的超設計( hyper design)成為信息革命影響下文化傳播的未來途徑，它已無限接近印度裔美國人類學家阿爾讓•阿帕杜萊( Arjun Appadurai) 所稱的全景式“媒介景觀”( media scapes) 。而基于大規模遠程通信技術的遙在藝術( telepresence art) 形態，則使得文化產品的遠程制作、操控、傳輸、接收、欣賞成為可能。因此，探討傳統人文精神的繼承與發揚，在信息社會里已演變成一個新媒體語境下文化實踐領域的問題，其分析必須置于信息化視野下的文化生態環境和文化經濟立場中，并以平和與開放的胸懷來審視古代文學經典元素在當代社會中的保存、發展、變遷，建設一種面向世界的傳統文化的創新傳承氣度與全球傳播機制。

二、信息社會中古代文學全球傳播的機遇

2013 年 12 月 4 日，部長劉奇葆與來華參加“漢學家與中外文化交流”活動的各國漢學家座談，寄望大家持續關注、積極譯介中國優秀文學藝術作品，使國際社會更好地了解和理解中國，認識到實現“中國夢”也是世界的機遇。在當今時代，中國傳統文化可以通過各種媒體融合平臺和新傳媒渠道來實現全球傳播，并且光耀和潤澤其他文明。講好中國傳統故事，能夠使西方認識到自由、理性、法制、人權、平等、個體尊嚴等價值觀，如果不與東方文化進行有效的溝通和對話，極可能異化為非價值，而人類整體文明要繼續前行，也必須有中華文化的注入和補充。通過中國古代文學故事的當代改編和創新傳播，可以使西方國家更清晰地意識到，自由之外有正義，理性之外有慈悲，權利之外有責任，東方文化以其生動的人文主義特性，能夠成為世界哲學的原創組成部分，并提供完善的世界性公民語言和信仰體系。在美國哈佛大學，由東亞語言與文明系“瓦爾特•克萊因中國歷史終身講席教授”普鳴( MichaelJames Puett) 主講的“中國傳統道德與政治理論”，已經成為最受歡迎的三門選修課之一。

在大數據( bigdata) 時代，全球文化創意產業格局正在重塑，中國古代文學傳播必須在新的產業鏈中謀求新突破，尤其是借助信息科技和媒體融合環境更好地倡導恕道和仁道，以平等對話的姿態緩釋和滌除西方強權主義所致的零和博弈之消極后果。而傳統藝術的全球傳播不僅有利于弘揚中國文化，也為世界藝術的發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雖然我們有著悠久的歷史文化，但今天的觀眾一般不會主動去閱讀傳統的文獻記錄，在媒體融合技術日益發達的社會情境下，必須憑借多維的信息媒介使古典資源與經驗得到最大程度的輻射與推衍。也即是說，要想不斷延長傳統文化的藝術生命，就要與時俱進地加入新編元素、增加新創內容，用可持續發展的眼光打磨新經典。我們完全可以借力媒體云上的傳播優勢，引導全世界的受眾主動關注中國傳統經典。文化產業已上升為國家戰略，文化經濟也形成基本共識，接下來需要考慮的就是信息社會中文化資本( cultural capital) 的可持續性，即經濟意義上的文化資本及其存量所產生的線下與線上服務流的良性運行。古代文學的跨媒介傳播手段可以多種多樣、異彩紛呈，尤其是小眾藝術家甚至一般文藝工作者、愛好者都能以個性化的眼光和策略，關注中國古代文學內含的各種生動的主題，并以自身經驗創制跨媒介的新媒體文藝作品，創造性地傳承和傳播民族傳統文化。像流傳在浙江地區的中國四大民間傳說之一的梁山伯與祝英臺的故事，其衍生作品竟有幾十種地方戲和曲藝形式，著名導演李翰祥、徐克等都先后拍攝過同名電影。又比如動畫片《蝴蝶夢》將該民間故事演繹得凄美生動，更憑借劉若英演唱的主題曲《蝴蝶》、蕭亞軒演唱的插曲《你是我心中一句驚嘆》，以及 B． A． D 演唱的插曲《馬文才》贏得了年輕人的廣泛關注。著名音樂人陳鋼與何占豪合作之小提琴協奏曲《梁祝》和臧天朔創作并演唱的《夢蝶》，更是把梁祝的浪漫意境在聽覺藝術中發揮到了極致。正如西班牙裔美國社會學家曼紐爾•卡斯特爾( Manuel Castells) 所說: “( 網絡社會中) 權力和財富的空間不斷向世界的各個角落延伸，但人的生活和經驗則永遠根植本土，即在其自身的漫長歷史里，它循環往復于特定文化的表現序列中，而每一種具體的排序也均是依據特定文化結構所致的不同路徑和意圖而定”。

在全球化的信息社會中，我們需要真正進入由偉大預言家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近兩個世紀之前提出的“世界文學”的傳播場域中，就像著名批評家詹明信( Fredric Jameson) 30 年前所言，“世界文學”在我們這個時代必須重塑，因為它已經成為了一種文化模式。如何借助日新月異的信息與傳媒科技，更好地向發達國家輸出自己的傳統文化，創建自己的藝術品牌，提升軟實力水平，這是今天我們文藝工作者必須直面的核心命題。由中國傳媒大學電視制作中心策劃立項，著名導演高希希執導的新版《三國》，獲得 2011 年東京國際電視節海外電視劇特別大獎，甚至有一些日本粉絲團體組建了一個新聞編輯部，模擬派出記者穿越到三國時代采訪，隨著劇情進度持續發回相關報道，這些都使得中國古代文學名著的海外傳播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另外一個不容小覷的文化輸出途徑就是網絡游戲產品，玩家在參與游戲的過程中，潛移默化地感受和解悟到中華文明的基本價值觀念，如《赤壁》《誅仙》《畫皮》《封神榜》《夢幻西游》《水滸 Q 傳》《成吉思汗》《仙劍奇俠傳》等都是這樣，許多甚至風靡東南亞等海外市場，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傳統文化的影響力。各種創意產業模態的介入，可以有效推動中國古代文學的傳承與傳播。我們必須把握住信息革命和全球化帶來的契機，深刻認識信息社會、媒介社會的本質特點，主動面對新媒體技術可能導致的國民文化自信心弱化的挑戰，積極創造多媒體融合的藝術語境，激勵古代文學傳播的研究者與實踐者積極應對信息化浪潮的沖擊，用全球本土化( Glocalization) 與增益全球化( Grobalization) 相結合的新思維方式推動中華傳統文藝的復興。

三、媒體融合語境中的跨媒介文學傳播方式

2013 年中國時尚產業論壇的主題，聚焦新媒體和大數據帶來的信息傳播方式的創新對大眾趣味、文化面相、社會觀念、美學風格，以及文化金融資本和消費功能的影響，這對于我們以古代文化的創新傳播建構本土藝術時尚品牌提供了重要思路。恰如德國哲學家西美爾( Georg Simmel) 所云: “時尚的新奇感永遠是剎那間的魅力，展示出強烈的現世感，以變幻多樣的形式不斷增強對品位、信念乃至道德的影響”［8］。在此基礎上，利用一切便利的新媒體平臺擴大傳統文化的輻射面，盡量避免信息化語境中的移動裂谷( mobile divide) 可能對文化邊緣社群產生的不利影響。跨媒介文化傳播在媒體融合技術日臻成熟的今天，完全可以在創意產業中進行廣泛運作。比如前不久上海交響樂團微電影交響樂《女書》獲智利圣地亞哥藝術節、比利時布魯塞爾音樂節簽約意向，中國國家話劇院話劇版《青蛇》獲澳大利亞墨爾本藝術節邀請，河南博物院華夏古樂藝術團獲波蘭弗羅茨瓦夫國際音樂節邀約。

( 一) 戲曲媒介傳播

這屬于最原始、最傳統的媒介傳播方式，卻仍然有創新的巨大可能。京戲街舞劇《融》涵納了太極、醉拳、埃及手和街舞，昆曲肢體劇《陀螺》則融匯了昆曲、肢體劇、現代舞等元素，后者更以戲曲、雜技、舞蹈和打擊樂的有機融合，運用寓言的方式表達社會人的無奈、身份認同的惶惑、坐困愁城的抑郁以及心靈深處的掙扎，頗可印證德國耶拿大學理論哲學家沃爾夫岡•韋爾施( Wolfgang Welsch) 所云: “全球化帶來的最迫切的問題就是身份認同的問題———人的身份認同以及文化的身份認同”［10］，因而具有強烈的現代性喻指。張藝謀執導的取材于《左傳》中“鄭伯克段于鄢”故事的京劇作品《天下歸心》，其所采用的多媒體手段雖僅點睛般寥寥幾筆，極盡簡約卻充滿想象智慧。比如借助各型舞臺技術團隊用多媒體皮影呈現鄭莊公平叛的戰爭場面。此后音樂聲響起，演員們的身影疊加在皮影之上，最終破紙而出，幾位主要人物也正式登上舞臺，大大拓展了花臉、老旦等行當的舞臺表演空間。即便是傳統戲曲的創作，在信息化語境下也必須充分利用媒介化傳播( mediated communication) 來盡量填平知識鴻溝( knowl-edge gap) 。

( 二) 音樂媒介傳播

中國古典詩詞博大精深，但能有曲譜流傳的非常稀少，所以根據古文獻中的詩詞曲新編古樂和新創古風歌曲，也是傳承和傳播古代文學的重要途徑。比如鄧麗君《但愿人長久》取詞于蘇軾《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郭文景《愁空山》淵源于李白長詩《蜀道難》，姜育恒《梅花三弄》化用裴休《宛陵錄•上堂開示頌》和元好問《摸魚兒•雁邱詞》，還有徐小鳳《別亦難》、伊能靜《念奴嬌》、霍尊《卷珠簾》、毛寧《濤聲依舊》、鄧麗君《人面桃花》、梅艷芳《床前明月光》、黃安《新鴛鴦蝴蝶夢》，以及中央民族樂團敦煌曲譜《水鼓子》、上海民族樂團敦煌曲譜《急曲子》、河南博物院華夏古樂藝術團《詩經》、香港歌劇社合唱團《聲聲慢》等。趙麟為馬友友創作的協奏曲《度》，表現的是《大唐西域記》的故事，三個樂章名為“相”、“喜”、“悟”，以表現玄奘西行取經不同階段的心境。作品力圖用最純粹的音樂來表達復雜的思想，旋律和風格趨向傳統，配器與和聲則運用不少新穎的手法，馬友友的大提琴呈示出人性的精神和追求，吳彤的笙則注重表現佛法的玄妙，這種東西文化對話的構想，較好地呼應了整部作品的主題。

( 三) 影視媒介傳播

大銀幕電影是古代文學傳播最重要的媒介之一，四大名著都有多部同題影視作品甚至戲說、搞笑的翻拍版。然而，近年來的大多數相關題材影視，基本上都是從純粹商業、娛樂甚至媚俗角度出發，往往不太尊重文化傳統和藝術真實，甚至折騰出許多俗不可耐乃至亂不堪言的輕薄之作。近兩年的作品中，王競導演的《大明劫》放棄了戲說式的編排手段，充分利用各種古物和文獻，關注歷史細節的逼真精致，只在確有必要的地方用 CG 技術進行加工和渲染，沒有刻意追求唯美、炫目卻違背歷史規律的視覺奇觀，而是在風格上努力傳達明朝末年凝滯沉重的氣息，以凸顯一種年代感和末世情懷。濃重的霧氣、陰郁的天空等營造出的冰冷色調，烘托起令人窒息的詭譎神秘的氛圍。片中的服裝、家具，乃至火器、鎧甲以及西北獨特的人文地理環境，造成一種具有震撼性歷史美學特征的藝術張力，人性的掙扎與人心的博弈使得歷史面相得以最大限度的呈示。而改編自《西游記》第九至十一回的《唐皇游地府》，則以極簡主義手法與黑白影像風格，巧妙地運用了連環畫和字幕，將現實的中國故事置于歷史語境下，批判性與幽默感兼而有之。

( 四) 全景媒介傳播

譚盾創作的多媒體交響樂《女書》，利用 13 段視頻再現流傳在江永地區人類歷史上唯一現存的女性文字，及其背后為抗爭壓抑的環境而創造出的遺世獨立的精神家園，其人類學價值已然超越音樂本身。《女書》的開場就頗有“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的韻致，其原始音源極具瑤調“盤古開天”之旋律。全曲十三樂章以揭示女書起源的“秘扇”始，描摹她們與河流親密關系的“水搖滾”終，講述江永女性絢爛而平淡的一生。選擇豎琴擔當主奏，音擬琵琶，沿襲了此前《地圖》的時空交疊與變換無端的質感。自然之調、器樂之音和吟唱之聲呢喃纏繞，而幕布上呈現的 13 部微電影則使樂隊宛似倘佯于如畫的山水，在新媒體影像的多重反轉中漸漸逼近真義。作品以視頻故事為主線，以豎琴為橋接手段，樂隊與豎琴獨奏則對微電影中的女書演唱進行延展。視頻音聲與交響樂隊間的轉換連接非常簡潔流暢，而被稱為“譚氏烙印”的“水鼓”與“擊石”等樂器的使用，更給觀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女書》將非物質文化景觀與現代交響樂演奏相結合，致力于從藝術創作的角度來推動非遺保護，弘揚傳統女性文化，其立意令人欽佩，而用心更令人折服。在“三網融合”與“三屏合一”為表征的信息社會中，文化傳播越來越依賴智慧城市尤其智慧型信息設施建設。而以智能手機、平板電腦等為代表的移動屏性媒介，更使信息流源源不斷地匯聚到我們眼前，如何吸引資訊爆炸年代的受眾，是當下文藝作品生產的最大困惑。

中國古代文學經過歷史演變，已經非常飽滿豐富且自成一體，很難再做加法去增益它的魅力，不妨將其中的經典元素抽取一點出來，然后與其他藝術形式相融合，這往往會產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我們也可以從全新的視角來厘清古代文學作品里“中國夢”內涵的流轉與變遷，選擇契合時代潮流的歷史故事進行改編，避免對外傳播中的文化隔斷，即文化斷層及其所致的傳統湮沒。恰如美國傳媒學者詹姆斯•凱瑞( James W．Carey) 所云，“傳播確切地說是一種互動，它不僅是再現或描述，事實上也是對世界的塑形與建構”。在此基礎上，再嘗試借助多媒體融合的全息技術進行文化創新實踐，重估我們面對世界藝術的無限可能性。

四、結語

最近一百多年來，人類社會的信息化程度不斷加速和聚攏，依次經歷了攝影術、電報、無線電、電視、半導體、英特網、個人電腦、移動互聯網等新技術產品的創造性發明和大規模使用。而隨著云計算、物聯網和相關業務的發展，宣告世界正式進入云遷移的前奏即澤它( zetta byte) 時代。在這個媒介和信息科技風生水起的全球化世界，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傳播也面臨著重要的機遇和巨大的挑戰。雖然媒介本身并沒有力量來啟動有益的變化，但是技術會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社會變化進行迅捷而廣泛的傳播。我們設想的中國古代文學跨媒介傳播的基本路徑是，首先匯攏和聚集散落于民間的大量傳統智慧和美德故事，接下來通過大數據分析對各種故事元素進行拆解重組，最后依據“創意驅動”原則來制作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新媒體文藝產品，減少在古代文學傳播過程中可能遭受到的阻力，實現在全球文化產業鏈中的利潤最優化、影響最大化。

作者：朱平 單位：杭州電子科技大學人文與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