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說原始互滲思維在古文學中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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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始互滲思維的內涵

原始人就是憑借這種思維來認識和把握外部世界的。例如，一個原始人在路上走著，看見一條蛇從樹上掉到他面前，即使他明天或者下個星期才知道他的兒子死了，他也一定會把這兩件事聯系起來。再比如，從前鄉下沒有電燈之前是點油燈的，如果頭天夜里油燈結了三顆大燈花，或者第二天早上起來喜鵲在屋脊叫了三四次，接著，這一天又有親戚來訪，人們就認為這些現象之間存在著聯系。從以上事例觀照這種思維，可以看出這種互滲式的思維方式在認識問題時很重視精神領會、切己體驗和放棄徹底思考。如《傳習錄》曾記載王陽明有次游玩時，曾指著巖中花樹對友人說“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于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而是已領會于心。受這種互滲式的思維方式的影響，列維·布留爾認為:“人類情感意志向兩個方面投射:人向物的參與或滲透，人將自己的思想情感投射到對象世界，使對象物和人一樣享有情感、靈性和德性。物向人的滲透，人將自己同化于對象之中，認為自己具有對象的某種特性。”正是在互滲律的影響下，才出現了圖騰的信仰崇拜，同時也使原始的占卜與巫術的產生成為可能。一方面，原始人認為外部世界的許多現象在向人們預示著某種事情的發生，他們可以通過預先的占卜來得知這種關聯;另一方面，因為整個世界都是相互交融滲透、相互作用和影響的，所以人可以通過某種方式來影響外部的世界，于是產生了巫術。中國古代的《周易》中就體現了這種觀點。如“柘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周易·大過·九二》)“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周易·大過·一九五》)等，都是通過一些自然現象來預言人事的災異的，這正是體現了原始思維的“互滲律”。另外，像“樂天安命”、“得之我幸，不得我命”、“信則有，不信則無”、“敬鬼神而遠之”、“生死有命，富貴在天”等有關“命”的觀念和因緣輪回的佛教思想以及中醫理論中的經脈、陰陽五行說、天文學中的星象說、讖緯說、地理學上的風水說也都契合了“互滲律”。

二、《詩經》中運用的比、興手法體現了原始互滲思維的特點

本來是迥然不同的兩類事物，如果只取其相似之處，以彼物比此物也，這種用法就是“比”。這樣的“比”法顯而易見，在《詩經》中運用很多。如著名的《衛風·碩人》:“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接連用六個比喻描摹衛莊公夫人莊姜的美麗。“柔荑”用來比喻莊姜柔嫩潔白的手，“凝脂”用來比喻莊姜像羊脂般光潔平滑的肌膚，“蝤蠐”用來比喻莊姜白皙豐潤的脖頸，“瓠犀”用來比喻莊姜整齊潔白的牙齒，“螓首”用來比喻莊姜方廣的額，“蛾眉”用來比喻莊姜細長彎曲的雙眉。《衛風·氓》:“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桑之落矣，其黃而隕”，用桑樹從繁茂到凋落的變化來比喻愛情的盛衰。《小雅·鶴鳴》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來比喻治國要用賢人。這樣的“比”，基本上是修辭學中的比喻，是《詩經》中用“比”最常見的一種情形。《詩經》中用“比”的另一種情形就是整首詩用“比”，如《魏風·碩鼠》通篇借大老鼠來比喻那些不勞而獲的統治者。和《魏風·碩鼠》用“比”不同的如《小雅·鶴鳴》，它是用一系列物象:鳴于九皋的鶴、深潛在淵的魚、園中高大的檀樹等來比喻可為國用的人才。清人王夫之評道:“全用比體，不道破一句，《三百篇》中創調也。”(《姜齋詩話》卷下)揭示的就是此詩通篇用“比”的特點。對于“興”的理解，《毛詩正義》孔穎達疏:“興者，托事于物，則興者起也，取譬引類，發起己心，詩文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可見，興是借他物來引出此物的意思，相當于現在的象征修辭方法。如《溱洧》，全詩兩章，分別以“溱與洧，方渙渙兮”和“溱與洧，瀏其清兮”起興，描寫青年戀人群游嬉戲的背景，烘托美好溫馨的氣氛。而當興與詩歌情思發生某種意義聯系時，它的作用就和“比”相近了。《周南·關雎》的起興句“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以河洲上雎鳩的此起彼伏的和鳴，比喻青年男女的求偶，預示著淑女君子之愛情的實現。《桃夭》首章的起興句“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以盛開的鮮艷的桃花象征美麗的新娘，同時也烘托了出嫁的熱烈氣氛。這一類都和“比”難以截然區分。還有興與詩歌的情思不相關的情形，如《唐風·山有樞》是一首譏刺守財奴的詩，起句“山有樞，隰有榆”同下面的內容沒有任何意義上的關聯，起作用只在起韻。再如《秦風》的《黃鳥》《晨風》等，也是如此。從比、興的內涵中，我們不難看出，這兩種手法事實上正是原始互滲思維的體現。在這之后出現的《楚辭》進一步體現了這種思維特點。

三、原始互滲思維的特點在《楚辭》中也有所體現

首先，中蘊含的巫文化體現了原始互滲思維的特點。宋人黃伯思說:“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辭。”(《東觀余論》卷下《校訂楚辭序》)這就表明《楚辭》首先是楚文化的產物。可是，由于楚國地處長江流域的南方，與中原相對隔絕。經過長期的積淀而逐漸形成的獨具地方特色的楚文化，因它延續了由商文化而來的原始遺風，與中原文化相比較，巫術以及對鬼神的信仰相當濃厚，所以楚文化中蘊含著濃厚的巫文化的色彩。《楚辭》與楚國民間的“巫歌”關系極為密切。楚地一向巫風盛行，根據《漢書·地理志》記載:“楚人信巫鬼，重淫祀。”祭祀時“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這種巫歌，往往想象豐富，且帶有浪漫情調。由于是歌、舞、樂結合在一起表演，因此，除了便于抒發感情，還帶有一定的故事情節。另外，還具有語言活潑、節奏鮮明、結構比一般詩歌宏大、講究起伏的特點。屈原現存作品中的《九歌》、《招魂》最為明顯地體現了巫歌的特點。更重要的是，這些民間祭神的巫歌，孕育著的豐富的富有神奇的想象或幻想的神話故事，都成為《楚辭》的養料和特征。如《九歌》中的神鬼，《離騷》中的天界，《招魂》中的地獄，以及《天問》中的玄思等等，都能找到巫風的痕跡。由此可見，在楚文化的影響下，屈原所創作的《楚辭》帶有濃厚的巫文化的色彩是必然的，其中具有原始互滲思維也是毋庸置疑的。其次，《楚辭》中的比、興手法，也體現了原始互滲思維的特點。以屈原的《離騷》為例，其中運用了大量的比、興手法。東漢王逸在《楚辭章句》卷一中說:“《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為君子;飄風云霓以為小人。”屈原的這種以物喻人的思維方式，正是互滲思維的一種體現。另外，在《離騷》中，主人公似乎是在一種原始宗教的氛圍中向神靈訴說苦衷，祈求神的理解與同情。“向神靈進行控訴”正是原始互滲思維的一個特點。《離騷》還將對歷史的追憶和在天界的神游交織在了一起，大量的香草、善鳥、虬龍、鸞鳳等的比、興手法運用，都具有互滲思維的特點。

作者：薛文素 單位：山西管理職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