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古代文學史料與古代文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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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我國，研究古代文學的起源與發展，必須以古代文學史料為基礎，而對于文學史料的發掘亦必不可少，近來對于地下的文物史料的發現，極大的豐富和拓展了文學史料，提供更為可觀的文學研究素材，這些素材可以將以前記載不是很清晰、記載史實有偏差的片段進行修正與補充，甚至還能夠將以往的研究結論推翻，推陳出新，所以，古代文學史料與古代文學研究二者密不可分，但是二者也不等同，古代文學中包含了古代文學史料。

關鍵詞：古代文學；史料；文學研究

一、文學史料是文學研究的基礎

文學史料的研究是一項較系統、全面的工程，就研究過程而言，它主要分為四個階段，即對史料的確認、對史料的體悟分析、對史料的價值評判以及對史料的準確表述。這四個階段在具體的研究工作中連接緊密，層層推進。

一是對文學史料的確認。這個階段是研究者對史料本身的真實度進行了解辨認，主要證實史料存在與否，進而明確史料存在的時代以及史料的著作者等問題等。在確認文學史料的過程中，必須遵循一個原則，即尊重客觀事實，尊重自然科學，通過理性判斷與邏輯推理，對史料進行鑒別，排除其他主觀因素的干擾，進行史料的實證研究。

二是對文學史料的體悟分析。通常在對史料確認完畢之后，研究者要開始對史料進行研究分析，這個過程會融入更多研究者自身的思想感情，從而更加豐富完善了文學史料的研究。當然他們在呈現出史料所具有的史實后，根據對史料的切身情感體驗，會產生出一種特有的審美感悟，進而探尋史料中所蘊含的一些歷史演變的規律以及史料的成因等。由于人們所生活的環境不同，對于史料的感知和領悟也是不盡相同的，因而經過體悟分析所得出的史料結論也不一樣。體悟分析在文學研究中占據重要位臵，他的作用無可替代。

三是對文學史料的價值評判。而這一階段的評判必須要以體悟分析為基礎，評判是要將自己的位臵臵于史料之上，站在更高的角度去思考。而價值評判的出現是由于個人、集團或者是社會認知的需要，由他們制定較為合理的價值評判標準，并對其所認識的文學史料從意義、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進行價值評判。由于人的認識水平存有差異，那么對于同一種文學史料的價值評判也各有不同，正是這種差異性，才使得評判標準有了存在的意義。

四是對文學史料的表述。當某份古代文學史料經過前三個階段之后，最終能夠得以傳播與體現的途徑就是通過人們對文字史料的表述，如缺少這一環節，對于文學的研究將是不完整的，文學史料的價值就不能完美呈現，也就無法發揮它應有的功能。

二、新的文學史料的發現對于古代文學研究的意義

中國史學界每當有重要新史料的出現，都會引起學術界的轟動，特別是近幾年考古學家出土的大批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都為古代文學的研究提供了強大的實物支持，同時在文學界產生重要的影響。

（一）大大豐富了古代文學研究的史料

就目前已被發現出土的古代史料來看，有很大一部分幫助我們認識到這些古代文學產生的歷史背景以及它形成后在當時所出現的文學現象。如在出土的史料中，很多都是屬于秦漢時期的，在馬王堆、銀雀山、八角廊等發現的帛書內，很清晰地還原了部分經書和子書的原始面貌。隨著時代的前進，新史料的發掘成果也日益顯著，為古代文學的研究提供了豐厚的史料寶庫，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二）新史料修正、補充、完善已有的研究結論

新史料的出土問世，能夠使文學研究者們不斷推陳出新，對先前已有的結論與觀點進行修正，不完善之處得以及時補充，甚至將先前結論推翻，提出新的看法。如在《阜陽漢簡詩經研究》中，研究者就指出，阜陽漢簡中的《詩經》并不是魯、齊、韓、毛這四家中的任意一家，很有可能是《漢書﹒藝文志》里沒有記載但卻是在當時流傳的另外一家。可見《詩經》在漢朝的流傳狀況并不像文學史料里記載的那樣，真相還有待于進一步考察探索。

（三）新史料的發掘促使新學科的誕生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甲骨文、敦煌石室的史料相繼被發現，之后人們進行深入研究，形成了日后的甲骨學和敦煌學。再者，由金石學向古器物學的轉變。在之前學術界一致認為金石學于宋代時形成，明清時得到發展。清末民初，隨著一大批新史料和出土文物的的出現，使得史學界已不再只拘泥于金石學的研究范圍，而是將其增加新的內容，由狹義上升到廣義，稱其古器物學。

（四）在一定程度上對文學的研究方法與理論產生影響

由分析我國古代的文學史料，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出，從明代開始就有很多學者懷疑古書的真實性，清末時康有為也對此產生過質疑。后，則形成了以顧頡剛為代表的疑古學派。疑古對于文學的研究既有積極的一面，又有消極的一面，消極體現為研究者們思想過于極端，造成評判標準失衡，反而不利于古代文學研究的正常發展。

三、文學史料與文學史研究的關系

文學史料并不等同于文學史，因受實證科學的影響，有些學者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認為史學與史料學是相同的含義。比如德國著名史學家蘭克和我國傅斯年、蔡元培均認為史料就是歷史，傅斯年認為“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我們反對疏通，我們只是把材料整理好，則事實自然明顯了”[1]。這些史學家毫無例外地強調史學應該具有較強的客觀性，并且需要在科學考辨基礎上建立史學。他們的哲學言論雖然可以讓以后的眾多學者充分認識到史料的作用，但是從整體來看，他們的觀點并不全面。盡管史料是歷史研究的重要基礎，但是史料和史學二者不能劃等號，誰也不能代替誰。歷史的本質其實是人類長久以來的生產生活活動，人類的活動一經發生就是不可逆的，“所有稍微復雜一點的人類活動，都不可能加以重現或故意地使其重演”[2]。不論是個人自身的活動還是他人的活動都是如此。現存的史料具有非常大的局限性，歷史發展過程是豐富多彩的，但是史料經過多年的流傳畢竟是有限的，即使史料的數量規模非常大，在某些事件上的史料也會出現缺乏記載的情況，所以流傳下來的史料要遠遠少于沒有記載的空白事件，史料與整個歷史發展過程相比顯得非常渺小。有部分流傳下來的史料可以客觀真實地反映出當時的歷史情境和事件，但是也有非常多的史料對歷史的反映是有偏頗的，這些史料并不是最原始的資料，而是作者通過整合多個史料形成了更便于他人理解的史料。作者即便在事件發生的現場所見也是有限的，因此記敘也是片面的，如果作業的記敘較為詳實，其中必然包含著很多來自他人的內容，也必然雜糅了他人的觀點和看法，不可能完全客觀地體現出當時的歷史原貌。作者的記敘即使再客觀，也會摻雜進自己的觀念。現在的史料都有人為參與，所以決定了它們不可能實實在在是客觀的，我們無論如何也無法重現當時的歷史情境。史料如此，當然文學史料也是如此，所以認為史學就是史料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人們對歷史真實的客觀研究。

陳寅恪認為對歷史的研究不能單純地依靠實證科學，想象在歷史研究中也發揮著重要作用。即便是存在空白的歷史記載也能夠深入探索其中的深層次意義。史學沒有主觀意識也就不能稱之為史學，而且從未來的角度來看，在史料中加入主觀意識不僅是時展的必然趨勢，對史料更是有益處的。我們都知道史料數量無論在何時都是有限的，但是人們通過史料看到的內容確實無限的，而且不同人對同一史料的認識也有很大的不同，并且人們的認識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變化的，可以看出正是將主觀融入到史料中才會充分激發出史料的活力。整體的歷史研究呈現出這樣的特點，作為歷史一部分的文學史研究也是如此。

歷史上有很多學者呼吁要公正客觀地看待歷史，對歷史的研究要完全立足于史料，但是只要我們稍微思考一下就可以發現，這種呼吁其實是非常理想化的，純客觀地看待史料、研究歷史其實是根本不存在的。前面提到的傅斯年開始認為史學就是史料，后來他的思想就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傅斯年赴美治病期間時對史學的認識逐漸發生了轉變，他親身感受到了科學實證主義在西方國家的重視程度已經逐漸下降，完全客觀的史學更是水中月、鏡中花。劉大杰是我國著名古典文學史研究學者，他的思想轉變過程與傅斯年的基本一致，最開始崇尚在歷史研究中將主觀因素完全剔除，但是經時間驗證這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

文學史料永遠都不會發生變化，而且很多文學史料的意義并不是固定的，而是模糊的，其實史料本身并不具有任何意義，只有當人們的主觀意識介入之后，史料才產生了價值。所以在文學史研究中經常會出現這樣的現象：不同時代不同人們對同一史料有各種各樣的感悟。每個時代對文學史的研究固然有繼承前人的內容，但更多的是根據自身所處時代的特點和生活境遇對史料產生了新的評價。就拿陶淵明及其作品來說，在他所生活的時代根本沒有受到任何重視，后來雖然在齊梁時期得到了鐘嶸等人的關注，但是對其的評價也不甚高，直到唐宋時期，陶淵明及其作品才得到了文人墨客的高度評價。乃至于同一個時期兩個學者對同一史料的闡述相互對立甚至同一人對同一史料的前后認識完全不同都是非常正常的現象。可見，文學史的研究者從來都是主動的，學者在研究中的主觀能動性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觀指的就是學者的知識體系、所處立場以及研究方法等自身獨具的方面，具體體現在以下幾點上：第一，理論范式。不管自己有沒有刻意的控制，學者對文學史的研究總是會按照自己的理論范式進行，從某種程度上說，理論范式決定著學者看到內容的廣度和深度。[3]第二，價值觀念。學者自身的價值觀念通常會通過文學現象的評價體現出來。第三，情感差異。很多學者會將思想感情融入到文學史料中。

文學史的研究中當然也存在主觀能動性，史料的收集和整理都需要正確的引導。而且文學史料與文學研究并不能劃等號，文學研究不單純是文學史料的體現，最主要的是學者自身通過文學史料表達出來的觀點，其中蘊含著學者的思想感情。完全堆砌史料的文學研究是毫無意義的。如果學者的文學研究即使沒有立足于新的史料，但是卻從舊史料中提煉出了新的觀點，就應該對其進行肯定。我們在研究各種文學史著作時不僅應該看到學者思想見解和情感上的不同，同時還應該看到他們之間的互補作用。雖然我們肯定研究者主觀性在文學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但是這種主觀能動性必須要控制在合理的范圍內，這個范圍指的就是史料。不論是評價和闡述都應該是立足于史料自身的，不建立在史料基礎上，就會出現意圖哲學、懷疑主義和虛無主義。

因此，我們無論是對文學史料進行研究還是對已有的古代文學進行研究，都應該在客觀與主觀共同的作用下開展，不能專注一方，而是應該相互融合，才能做好研究。

參考文獻：

[1]傅斯年.史學論略及其他[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

[2][法]馬克〃布洛赫.歷史學家的技藝[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3]戴燕.文學史的權力[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作者：張三玲 支利峰 單位：山西大同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