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健康產業與養老服務業融合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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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了四川民族地區大健康產業與養老服務業融合發展的必要性和路徑，指出四川民族地區仍舊與四川其他地區發展具有一定的差距，為打破發展阻礙，同時保證該地區生態功能定位要求，四川民族地區可以考慮大健康產業與養老服務業融合發展，并從教育、產業等方面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四川民族地區；大健康產業；養老服務業；產業融合

1文獻綜述

近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精準扶貧政策的不斷落實以及各類幫扶項目的加速跟進，四川民族地區在經濟建設、社會治理及生態保護等多個方面都得到了一定的發展。但從總體上來說，四川民族地區仍舊與四川其他地區發展具有一定的差距，特別是四川五大經濟區中的攀西經濟區和川西北生態經濟區（主要包括甘孜州、阿壩州及涼山州），其核心原因仍然是種種外生或內生因素導致的產業發展乏力。民族地區發展的核心問題總體上來看依舊是“貧困問題”。張曉、李春曉、楊德進等（2018）深入四川省馬邊彝族自治縣，探究民族地區旅游扶貧多主體參與模式，通過文獻研究、實地調查等方法，明確了“旅游扶貧”這一因地制宜的“精準扶貧”模式中各項主體的職責［1］。而郭華，張洋（2018）則基于實際調查分析認為四川民族地區的金融服務配置不足導致了該地區的發展緩慢，因此應當逐步提升四川民族地區農村家庭金融服務的數量和質量［2］。事實上，對于市場參與主體的職能探究并非僅僅集中于“精準扶貧”這唯一命題上，匡敏（2018）很早意識到民族地區地理位置一般相對偏遠、經濟也相對落后，居民養老意識相對薄弱這一區域特點，基于對四川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調查，認為政府應當充分發揮公共管理職能，從而充分保障四川民族地區養老服務需要［3］。然而，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再加之“精準扶貧”政策具體實施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在“充分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的要求下，研究者對于市場各類參與者的職責定位又有了重新的審視：張躍平，徐凱（2019）通過研究發現，深度貧困的甘孜州和涼山州的脫貧內生動力缺乏，脫貧應當既要“扶志”也要“扶智”，即“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4］。綜上，到目前為止我國大健康產業與養老服務業在我國學術界已經有了一定的產業范圍界定，民族地區整體經濟水平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精準扶貧”等一系列政策下也有了較為顯著的提升，但隨著產業結構的不斷完善，養老服務需求的不斷攀升及充分發揮民族地區生態功能區的要求深入，四川民族地區僅僅發揮某一種單一產業顯然不能滿足當下的市場要求。四川民族地區大健康產業和養老服務業的融合發展將成為當前四川民族地區產業發展和經濟提速的新趨勢和新要求。

2四川民族地區大健康產業與養老服務業融合的必要性

產業融合發展，一方面在于促進各產業本身已有體系，另一方面在于幫助生成新的業態從而滿足市場需求。隨著第四產業（信息技術產業）的不斷發展，各產業之間的邊界逐漸模糊，第三產業逐步滲入第一、第二產業，各產業融合發展已經成為產業發展的新趨勢和新要求。四川民族地區大健康產業和養老服務業融合發展，符合產業發展趨勢和產業發展要求，同時也為當前都處于較為薄弱的初級階段的兩個產業提供了逐步完善和升級的契機，以便打造區域產業融合發展新業態和新品牌。此外，產業融合發展有助于聯動前后各產業發展，促進當地經濟在原有產業結構基礎上進一步轉型升級，從而創造更多產業發展實踐成果，豐富當地產業發展實踐理論。作為四川乃至全國的生態功能區，四川民族地區發展大健康產業與養老服務業的融合，有利于統籌區域整體產業規劃，合理利用自然資源和人文資源，在原有產業結構基礎上進一步綠色、高效發展。①大健康產業與養老服務業融合發展能夠保護傳統文化民俗，這兩個產業的融合發展有助于相關產業從業人員深耕當地傳統文化民俗中與大健康產業、養老服務業相關的文化成果（如傳統民族醫藥），從而反哺當地民俗文化保護和發展；②大健康產業與養老服務業融合發展能夠帶動前后相關產業（如大數據產業、高端制造業、旅游業、高端農林牧業等）發展，增加前后產業產品及服務的附加值，從而實現當地經濟快速高效發展；③大健康產業與養老服務業融合發展促進產業創新，不僅僅是兩個產業各自內部創新，更可能反向促進金融創新、信息創新及產業鏈創新；④重要的是，大健康產業與養老服務業的融合發展，符合四川五大經濟區規劃中川西北生態經濟區的發展定位要求，在保證四川西部地區作為生態功能區的作用發揮同時保證民族地區經濟得到應有的長足發展。

3融合發展的具體路徑

3．1首要任務是提高各參與主體的認知

四川民族地區大健康產業與養老服務業融合發展首要任務在于激活各參與主體認知。任何產業的發展核心在“人”，中觀層面則是地方政府、消費者、生產企業及其他社會機構，各參與主體明確自身職責范圍至關重要。大健康產業與養老服務業都兼具公益性和市場性，政府作為市場主要監管者，應當區分“事業”與“產業”，充分提供大健康與養老服務的“事業部分”產品和服務，保障消費者基本的健康需求和養老保障，在此基礎上，引導市場規范，為企業發展營造合理有序的良好環境；消費者在消費同時也要充分發揮自身能動性，將自身合理健康需求進行表達，從而引導企業在產品研發和服務提供方面合理創新；企業作為產業發展的主體，同樣應當明白產業發展的良性循環離不開各企業的誠信經營和通力合作；而其他社會機構尤其是金融機構和教研機構也應當充分發揮自身優勢，為大健康產業和養老服務業開辟綠色通道，積極參與產業融合發展建設。

3．2要領在于加強基礎產業建設

大健康產業和養老服務業總體上來說屬于綜合性產業，橫跨一、二、三產業，且對于立體交通、現代物流、有機農林牧業、發達金融業及高端制造等多項基礎性產業的基本需求是共通的。因此，充分加強基礎產業建設，以“新基建”標準打造城市基本建設，一方面有利于大健康產業和養老服務業的各自發展，另一方面也作為兩項產業的重要融合點推動兩項產業的融合發展。其次則是增強人力資本培養。綜合來看，四川民族地區不論是在基礎教育、技術教育還是高等教育方面與中高發展水平地區仍有顯著差異，以高等教育為例，3個民族自治州擁有西昌學院、四川民族學院、阿壩職業學院及阿壩師范學院4所高等院校，但無論是基礎設施、師資力量還是教育水平都與當前大健康產業、養老服務業的充分發展和融合發展要求不夠相稱。

3．3關鍵在于激發創新聯動能力

創新能力是產業發展的長足動力，總的來說共分為兩個層次：①產業內部產品創新。要促進大健康產業和養老服務業的融合發展，首先要求兩項產業各自內部有足夠的產業積淀，也即逐步進入成熟的高水平階段，而這其中一個顯著性的標志就是有充足的產品創新。②產業間充分尋找連接點，尋求產業鏈創新，增加產品附加值增值節點和鏈條，拓寬產業節點的可伸展領域，以大健康產業中的民族健康文化產業為例，僅僅依靠民族旅游這一個方向難以實現產業的高質量發展，應當充分發掘地方民族文化資源，在文化創意、傳統醫養、健康食品等多個領域打通發展節點，從而促進整體產業的高效循環和綜合發展。

4對策建議

4．1加強教育發展

產業發展、產業融合發展的核心在于“人”。地方產業發展離不開人力資源，而人力資源一方面靠人才引進，另一方面靠人才培養，其根本在于自身人才培養，而人才培養在于教育。在當前四川民族地區“基礎教育還需普及，技術教育有待加強，高等教育仍需助力”的情況下，為滿足市場需求，可以以“大健康產業和養老服務業融合發展”作為人才培養導向，以技術教育為突破口，率先培養一大批“民族定位，全國需求，國際標準”的健康、養老產業專業從業人員；同時加強高等教育在相關產業當地實踐的理論深耕，發掘當地產業發展的民族渠道，并充分與四川甚至全國其他地方高等院校進行合作培養和合作研究，增強頂層設計。

4．2深化扶貧工作

當前我國已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偉大目標，但實際上，這并不意味著扶貧工作的完滿結束，如何鞏固、擴大、深化扶貧工作成果，將成為未來四川民族地區發展的新問題。一方面，精準扶貧仍需保持，對于一些因多種原因反復脫貧又致貧的村民，應當合理分析其根本致貧原因，在扶貧工作中充分“扶志”“扶智”“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另一方面，確保差異化的引導工作，例如依靠農產品發展現代有機農業的基礎上，確保農產品產出的異質性和層次性，避免整個市場的同質化惡性競爭，從而不斷擴大和深化扶貧工作成果。此外，在已有的產業成果宣傳方面，也適當創新，僅僅依靠官方平臺進行“說教式”宣傳已然與當前市場要求脫節，深入民眾生活，迎合大眾口味，彰顯審美意趣的宣傳手段才更加受到歡迎，從而拓寬產品市場。

4．3合理產業定位

盡管發展大健康產業和養老服務業融合需要多項產業通力合作，但由于目前四川民族地區已根據各自條件同時兼顧生態環保功能，發展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主打產業。不論是阿壩州、甘孜州的自然旅游和人文旅游業還是涼山州的現代工業，都在符合當地經濟發展要求的同時兼顧了一定的區位功能，因此各地的大健康產業和養老服務業融合發展可以從各地已有主打產業入手。阿壩州、甘孜州可以從旅游業入手，充分利用當地森林、草地及溫泉資源，探索健康旅游的路徑，并深耕藏族傳統醫藥文化，結合現代科技手段，打造具有民族特色民族品牌的健康產業和養老服務業；而涼山州則可以依托攀枝花市的康養產業發展，承接康養農業、旅游、工業等區域產業功能，同時發掘當地傳統民俗中與大健康、養老相關的文化傳統。

4．4營造良好環境

大健康產業與養老服務業的融合發展離不開各個方面的良好環境。4．4．1市場環境。①營商環境，創造“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良好營商環境，促進業態創新；②消費環境，充分保證每一位消費者的多層次需求的同時保證每一位消費者的合法權益；③就業環境，沒有就業就沒有生產，沒有生產也就沒有消費，充分保障就業，合理分流，增進引導；④金融環境，沒有風險可控、運行高效且合理分配的資本市場，不利于企業的進一步發展。4．4．2生態環境。一方面要繼續維護自然生態，另一方面要增強城市生態建設，兩方生態保護建設下，可以在保證該地區發揮生態功能區功能的同時，增強地區吸引力，從而留住人才。4．4．3社會環境。主要問題在于治安治理，只有增強人民安全感才能進一步提升人民幸福感。

［參考文獻］

［1］張曉，李春曉，楊德進．民族地區旅游扶貧多主體參與模式探析———以四川省馬邊彝族自治縣為例［J］．地域研究與開發，2018，37（2）：99－103．

［2］郭華，張洋．少數民族地區農村家庭金融服務的問題及對策研究———以四川省為例［J］．西南金融，2018（8）：63－69．

［3］匡敏．政府公共管理職能視角下民族地區養老保障問題研究———基于對四川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調查［J］．貴州民族研究，2018，39（4）：66－69．

［4］張躍平，徐凱．深度貧困民族地區貧困特征及“扶志”與“扶智”的耦合機制建設———基于四川甘孜、涼山兩州的調研思考［J］．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39（5）：149－153．

作者:何秋潔 楊翕雅 陳國慶 單位:西華大學經濟學院 成都錦城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