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應用型法律人才培養模式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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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應用型法律人才的培養是地方高校區別中央部委高校人才培養模式的特點，也是適應市場、充分就業的根本選擇。當前法律人才培養存在法律教學模式缺乏針對性、獨特性，法學教學形式落后、教學內容不夠精準，應用型法律人才不能滿足市場需求等三大主要問題。解決這些問題要調整培養目標，強調實踐在教學中的主要作用，完善應用型教學內容，加強應用型教學監管，完善教學評估體系，在高校轉型大背景下實現應用型法律人才的科學培養和合理使用。

關鍵詞：應用型；法律人才；培養模式

地方本科院校向應用型、實用性轉變，是高校教育領域人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十分重要的內容。2019年教育部統計數據顯示，當前有3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參與高校轉型改革試點，在校地合作、校部合作、校企合作、教師隊伍培養和課教體系改革等方面進行改革探索。本文以湖北民族大學法學教育為例，擬從該校法律人才培養存在的問題入手，分析和探索具有普遍適用、統籌安排、操作細化且符合國情、省情、校情的應用型法律人才培養模式。

一、應用型法律人才培養的主要問題

應用型法律人才培養存在戰略、戰術兩個層次問題。戰略層次問題是國務院及教育部研究的問題，主要是地方高校由研究型向應用型、實用性轉變。戰術問題主要是各地方高校在培養目標、課程統籌、教學方式、師資提升等方面的問題，是圍繞國務院決策如何抓落實的問題，也是本文主要探討內容。

（一）法學教學形式落后且教學內容缺乏精準性一是發展導向不清，實踐教學質量不達標。課教體系設置對學科邏輯結構和知識體系很重視，忽視了“研究型法學教育”與“應用型法律人才培養”的客體區別，法律教學體系中沒有體現出不同層級的專業級差。法學教學仍以課堂講授和理論教學為主導,而案例教學、課堂討論所占比重不到20%,實踐教學效果很不理想。二是課程設置缺乏精準性。各層級法學高等院校課程設置大同小異。據調查，湖北民族大學很多法學畢業生認為所學法律知識是大而全，實際解決問題的能力相對不足。三是教師隊伍素質參差不齊，“雙師型”教師人數少、比重偏低。法學教育對教師的科研能力考量大于教學實踐能力，與應用型法律人才培養的目標本末倒置。

（二）法律教學模式缺乏針對性與獨特性改革開放以來，高等法學教育取得了很大成績，但地方院校法律教育的趨同性、同質化日益嚴重。當前我國法學教育有中專、?？?、本科、碩士、博士5個學歷層次，多數層次課程、目標、模式相近，缺乏自身特點和優勢，具體體現在法律高端人才不“高”，法律專業人才不專、法律服務人才不優等三個方面。一是高端法律人才不“高”。高端法律人才是中國法治建設戰略層次的考量，不僅要具有復合性的知識結構，還要具備涉外事務、國際貿易、國際經濟與政治相關理論與實踐能力。從當前法律碩、博士培養目標看，碩、博文憑取得為首務，能力提升并不突出，缺乏高端性和獨特性。二是法律專業人才不專，主要體現在結合實際經濟、社會、文化、環境等現象不深入，與法律執業資格的銜接不夠緊密。三是法律服務人才不優。法律服務、救濟人才以及服務意識比較缺乏。從湖北民族大學的培養層次和師資力量看，應用型法律人才培養是首選目標，多年來該校法律人才培養重研究、輕實踐改變仍不明顯。

（三）應用型法律人才培養不能滿足市場需求應用型法律人才在不同層次城市間的供需失衡。一線城市缺少高端應用型法律人才,尤其是涉外、涉境應用型法律人才的短缺，對我國過去以外循環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制約十分明顯。其他城市缺少法律救濟和法律創新應用人才。應用型法律人才的缺失，最根本的原因是高校法學教學培養轉型不夠造成的，也與部分應用型法律人才流失到國外有關。再就是人才浪費現象較嚴重，高校法律人才培養目標定位不準，導致法律人才在社會上不好用、用不好。湖北民族大學法學專業畢業生就業總體比較理想，但是在法律實踐中也常遇到對市場行情不清楚、對部門業務流程不熟悉等諸多應用型問題。

二、創新應用型法律人才培養模式

地方民族院校的法學教育必須落實2010年國務院關于高校轉型的精神，圍繞區域經濟、生態、社會、民主法治發展的要求，緊密結合高校自身實際深入推進應用型法律人才培養模式改革，提升高校應用型法律人才實踐能力、實踐業績的總體水平。

（一）細化應用型法律人才培養目標及方法細化高校法學教育不同層次的培養目標，地方高校應用型法律人才必須面向基層、面向社會。首先，目標定位要精準。省屬以下地方高校在社會資源等綜合實力方面都不具備比較優勢，所以地方高校人才培養目標應精準定位為服務地方、服務基層、服務生活，多培養勝任地方機關、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法律機構等部門從事法律工作的應用型法律人才。其次，要體現地域特色。地方高校必須結合當地經濟發展水平、社會需求、學生就業等實際情況，培養適應、奉獻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應用型法律人才。湖北民族大學必須扎根恩施、立足湖北、面向全國，把培養武漢城市圈經濟社會建設、武陵山區社會經濟發展以及“世界硒都”資源型、旅游型發展導向的應用型法律人才作為首選培養目標。目標確定后，首先要重置教學方法。教學方法要以學生實踐為主、教師指導為輔，豐富教學形式,提升實踐教學質量；探索、研究“法律項目管理”“法科診所”“法律合伙人”等互動式教學模式，提高實踐教學的實效性?！胺身椖抗芾怼本褪前呀虒W案例作為一個項目來管理，安排一位負責人和若干學生一起進行“頭腦風暴”，參悟其中的法學邏輯和精髓。其次要精準安排教學內容?！鞍葱柙O課”“按能取材”，準確找到實踐與教學的“交互點”,避免教學的同質性、盲目性；逐步構建“實習儲備+實踐思考+素質拓展+普通課程”的法學課程體系[1]；在變化中開新局，隨市場對人才需求變化相應調整教材內容；改革、細化課程的考核方式,培養學生思辨能力、創新能力、發散思維能力；注重選取社會熱點、盲點、痛點作為案例進行深度剖析,如醫患糾紛、食品安全、消費者維權、拆遷補償等較強現實意義的問題。

（二）梳理運用好高校內、外實踐教學節點一是課程以實踐教學為主。進一步提升實踐教學比重，拓展實踐教學路徑，實踐性很強的課程實踐教學比重可以提高到75%左右。以高校教學資源為平臺,強化對法院、檢察院和律所等實踐基地的利用；根據法學研究方向組織學生分別到國土局、住建局、稅務局、民政局、街道辦、制造企業了解政府工作流程和生產、交換、分配全過程，對每個流程中可能產生的法律問題進行梳理，提高法學理論轉化法學實踐解決具體問題的能力；利用電話垂詢、互聯網、自媒體、法律援助等形式免費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宣傳。二是鼓勵學生加大自主實踐力度。按法學教育進度、分年度合理安排實踐內容，統籌利用好律所、法院、檢察院的平臺資源，集中辦好專業觀摩、模擬法庭、法律咨詢等活動[2]。實踐過程中，以學生自主實習為主，集中安排講學為輔，法學教師可以參與實踐并“一對一”指導，從而提高學生樹立法治思維、開拓法治視野以及運用法律邏輯和方法進行案例分析的能力。三是開發師資積極性和創造性。教師積極性、創造性發揮是加強實踐教學節點最重要的環節。創造條件讓年輕教師“見世面”，鼓勵年輕教師考取法律職業資格證書，在不影響實踐教學的情況下，派遣到律所、公、檢、法、司部門實地工作，增加對法學教學的感性認識，反哺實踐教學；提高待遇引進優秀法律實務人才，政府和法律界都要支持法律人才的培養，提高法學教師政治待遇和經濟待遇，有針對性地派遣法官、檢察官擔任兼職教師，充實“雙師型”教師隊伍；讓雙師型教師參與學院教學管理，對于實踐經驗豐富、教學成績突出的，在評職稱、晉升職務時可降低科研分數占比門檻，提高實踐教學考核比重,保障實踐教學水平提升。四是用活用足校內、外實踐平臺。高校內實踐平臺是提升實踐教學水平的最主要資源。采取“高校搭臺、學生唱戲、教師點評”的模式助力實踐教學,比如湖北民族大學的法律服務所與弱者維權中心安排教師負責全程指導,具體實踐交由學生負責。定期組織案例討論,舉辦有針對性模擬法庭大賽、專家講座，對社會熱點問題用法律語言、邏輯進行梳理。如湖北民族大學法學院實習實訓中心積極組織學生參加高校法律實務技能大賽、大學生創新創業大賽等各種實操競賽。用活高校外實踐平臺，按規定參加法院庭審觀摩，有選擇的觀看行政復議、行政訴訟、行政賠償、行政強制執行等過程，有針對性地參加居委會民事糾紛調解。

（三）構建和完善教學監管與考評體系一是強化實踐教學監管。實踐教學的成功離不開科學的教學監管和質量考評體系。要安排專職教師對學生主、客觀學習狀態進行成效考核、監督,隨時掌握學生的相關動態并及時溝通、指導；要對教師實行靜態與動態相結合的監管，對實習計劃擬定、實踐課程安排、論文指導計劃、成績評定標準等材料實行靜態監管；采取走訪學生、調查問卷、家庭訪談、網上評教、同行評教、領導聽課、教學視察等多種形式動態監管[3]。二是改革實踐教學考評體系。對學生考評以實踐能力為主，對教師考評以指導社會實踐、創造實踐平臺為主，采取不定期和定期評價。三是完善教學質量考評體系建設。逐步轉變“重理論,輕實踐”的辦學理念,社會需要什么就考核什么方面的能力，通過相對固定的標準制定客觀、公正的教學考評機制，既要保證考核考評的整體性、全面性，又可以根據特殊人才制定層次分明、操作便利的實施保障機制[4]。不斷創新考試方式,建立對實踐全過程的總體表現進行客觀、公正、可計量的考試考核模式，真正發現人才、培養人才、用好人才。

參考文獻：

[1]胡佳艷．應用型法學人才培養模式探究[J]．法制與社會，2020(05)：204-205．

[2]商明蕊．對分課堂與成果導向教學模式有效結合的思考與實踐[J]．中外企業家，2020(07)：197-198．

[3]薛維然．我國應用型法律人才培養模式創新[J]．沈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06)：665-668．

[4]霍亞蘋．透過實踐教學視角談地方本科院校應用型法律人才培養現狀與路徑[J]．河北職業教育，2017(04)：91-94．

作者：李凌云 單位：湖北民族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