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兒童文學中的國家主義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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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日本近代歷史，教育在抵御西方列強的政治、軍事和文化壓力，以及迅速推進國家近代化方面有著不可低估的作用。在“富國強兵”“殖產興業(yè)”“文明開化”的口號下，日本教育在明治時期得到了迅速發(fā)展，為日本國力的提升提供了動力。而另一方面，自明治時期起，近代日本學校教育開始將“忠君愛國”的國家主義思想作為教育領域的主要綱領，各級學校成為明治政府對學齡少年兒童進行“忠君愛國”的國家主義教育的重要基地。在完成明治維新之后，日本開始以現代先進國家自居，自認為已經成為亞洲的盟主，將引導亞洲各國擺脫西方殖民統(tǒng)治、擺脫“落后文明”、維持亞洲秩序視為己任，這種“侵略式的博愛主義”成為日本極端國家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理論的特點之一。日本國家主義以天皇制為支柱，奠定了日本近代思想的重要基礎，同時也是日本軍國主義最直接的理論源泉和精神基礎。而1890年頒布的《教育敕語》，規(guī)定了天皇有可以左右政治和道德的至高無上的雙重權力，又賦予其干涉和決定國民的道德觀和社會觀的雙重功能。伴隨著《教育敕語》的貫徹實施，明治后期的日本學校教育漸漸表現出軍國主義的傾向。而隨后大正時期的日本學校教育則繼承明治時代的基本教育原則，在內容和體制上加強了國家對教育的控制。對于日本國家主義以及軍國主義教育的問題，國內學界主要都是認為其從思想和輿論等層面極大地支持了近代日本對外的侵略活動，但是對于日本國家主義、軍國主義的思想在國民中進行傳播和滲透的途徑和方法這一問題往往還都把研究的重點放在學校教育方面。而事實卻是，盡管學校教育是進行國家主義、軍國主義教育的主要渠道，但是通過明治時期開始萌芽的日本近代兒童文學的發(fā)展，國家主義、軍國主義的思想也隨著這些不斷涌現的兒童文學作品給當時的廣大少年兒童讀者帶來不可忽視的影響。對于以《教育敕語》為核心的國家主義教育觀是如何通過與日本兒童文學的密切聯系，而使得“忠君愛國”的思想借由文學作品的形式更加隱蔽、更加全面地滲透到了國民生活之中，進而培養(yǎng)出積極支持和參與日本發(fā)動的侵略戰(zhàn)爭的青少年一代的這一問題，我們卻還所知甚少。

一、天皇制國體的精神支柱——《教育敕語》

2017年初，日本森友學園以遠低于評估價的價格拿到大阪府豐中市的國有土地一事，成為日本國會的焦點。它“旗下”的塚本幼兒園讓入園的孩子們唱二戰(zhàn)時期的日軍軍歌、背誦《教育敕語》、向家長散發(fā)仇視中韓的資料，高調進行右翼教育。森友學園現任理事長籠池泰典曾多次在公開場合宣揚一百余年以前明治天皇頒布的《教育敕語》，并且讓學齡的兒童背誦《教育敕語》。無獨有偶，2017年3月31日，安倍內閣會議決定，允許“在不違反憲法和《教育基本法》的形式下”將《教育敕語》作為教材使用。此言一出，日本社會以及周邊亞洲國家反對聲四起。為什么將《教育敕語》的內容用在學校教育的教材中會引起這么大的社會關注和有識之士的擔憂呢？1890年10月30日，以明治天皇的名義頒布了由山縣有朋發(fā)起，井上毅、元田永孚起草的《教育敕語》是日本的國民教育道德法典。《教育敕語》首先，以“我臣民克忠克孝，億兆一心”來強調“忠孝”，即效忠天皇乃日本國體之精華、教育之源泉。其次，從道德的角度對“臣民”進行道德訓誡，列舉了“臣民”應具備的一系列道德條目以及應盡的忠孝之義務。并指出“一旦緩急，以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如是者不獨為朕忠良臣民，又足以彰顯爾祖先之遺風矣”，這就是一切需以國家至上的原則。最后，“咸其德于一也”則明確規(guī)定了君臣一心，表現出為了從思想上統(tǒng)合民眾的目的。日本思想史學家石田一良將其稱為“國家主義者的圣典”。撰寫《敕語衍義》的井上哲次郎曾明確指出，“《教育敕語》的主要之點，簡單來說，就是國家主義”。由此可見，《教育敕語》是天皇制國體的精神支柱，目的仍在于穩(wěn)固天皇制絕對主義?！督逃氛Z》在國民思想上的滲透，除了利用學校教育這一主要手段之外，利用剛剛興起的日本近代兒童文學的讀物，并將相關的兒童文學雜志以及系列叢書作為宣傳媒介和手段來“隱蔽”地向少年兒童灌輸“忠君愛國”的觀念，這一事實也不能忽視。

二、國家主義思想傳播滲透的“隱形”手段——日本近代兒童文學

（一）日本近代兒童文學概觀

日本近代兒童文學始于19世紀80年代，發(fā)展到現在經歷了三個不同的歷史時期。第一個時期是萌芽期，其中1868年到1890年是萌芽期第一個階段，從1891年到1912年是第二個階段。第一階段主要是翻譯外國兒童文學作品。第二個階段從翻譯外國作品逐步轉為藝術創(chuàng)作。萌芽期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被后人稱為近代兒童文學鼻祖的巖谷小波，他一生共創(chuàng)作了三千多篇童話，編輯了數部巨著叢書，培養(yǎng)了一批兒童文學作家，為日本近代兒童文學的發(fā)展奠定了基礎。接踵而來的日本兒童文學成長期則與日本大正時代重合，這個時期的日本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呈現出“百家爭鳴”的景象。鈴木三重吉作為發(fā)起人，興起了影響較廣的“紅鳥運動”。在他的動員之下，不僅是島崎藤村、谷崎潤一郎、芥川龍之介、宮澤賢治等著名作家，一些作家和畫家也投入到“紅鳥運動”之中。進入昭和時代后，日本兒童文學迎來了開花期，以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為界又將該時期分為戰(zhàn)前、戰(zhàn)中、戰(zhàn)后三個階段。戰(zhàn)前的文學活動主要是圍繞著無產階級兒童文學為中心展開；戰(zhàn)中，日本軍國主義抬頭，無產階級兒童文學被扼殺。1938年12月，日本內政部警保局圖書科制定了“指導要綱”，對兒童文學作品的內容開始了公開的限制。一些作家屈服于形勢，自覺不自覺地提倡狹隘的民族主義，宣揚對外侵略擴張的國策精神，美化日本發(fā)動的侵略戰(zhàn)爭。戰(zhàn)后，日本兒童文學則逐步趨向民主化。

（二）日本近代兒童文學作家與國家主義思想

縱觀日本兒童文學的發(fā)展歷史，不難發(fā)現從事日本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的不少作家在其文學創(chuàng)作活動中都與日本的國家主義思潮有著密切的聯系。例如，從巖谷小波的童話《桃太郎》和他所創(chuàng)作的“時局童話”系列作品中等都能十分清晰地看到其國家主義的傾向。其弟子押川春浪所創(chuàng)作的日本第一部冒險小說《海島冒險奇談之海底軍艦》以及其他系列作品，更是緊密配合當時的中日甲午戰(zhàn)爭，鼓動青少年為國效忠，頌揚了戰(zhàn)爭和軍國主義?！叭毡镜耐捴浮毙〈ㄎ疵髟诘诙问澜绱髴?zhàn)中也開始自覺地提倡國家主義，透過其作品《我也去打仗》一文可窺見其戰(zhàn)爭協力的態(tài)度，以及宣揚日本國策的傾向。此外，與小川未明并稱為日本兒童文學“三大神器”的浜田廣介與坪田壤治也創(chuàng)作過助力戰(zhàn)爭的作品，表現出其對日本軍隊的禮贊和對中國的蔑視。童謠作家北原白秋則創(chuàng)作了為數不少的鼓吹、宣傳和美化戰(zhàn)爭的童謠，向少年兒童灌輸日本侵略戰(zhàn)爭的“正義性”?！吧倥≌f”的代表作家吉屋信子則是加入由作家詩人、記者組成的“筆部隊”，成為最早開赴中國戰(zhàn)場進行戰(zhàn)地慰問和考察的女性作家之一。另外，還有在雜志《少年俱樂部》中連載冒險小說的山中峰太郎，在他赴中國大陸前致其新婚妻子的信中揚言：“乃為奪取天下而前赴大陸!”，其所撰寫的紀實性武俠小說對下一代的青少年的“雄飛大陸”之夢，產生了深刻影響。所以，那個時期的少年兒童不僅僅在學校教育中被灌輸“忠君愛國”的思想，閱讀兒童文學作品也同樣避免不了這種思想的悄然滲透。

三、從“勇敢少年”到“皇國之子”——巖谷小波筆下的“桃太郎”形象

對日本近代兒童文學中受到的國家主義思想的影響進行研究，對于我們全面了解二戰(zhàn)前以及戰(zhàn)爭中日本的軍國主義思想是如何被灌輸到少年兒童的思想中，進而培養(yǎng)出“少年神風特攻隊”隊員這樣努力踐行“天皇神圣”“尊皇愛國”的軍國主義思想的“少國民”是很有意義的。因此，必須從日本兒童文學的萌芽期去發(fā)現國家主義端倪，開始追根溯源。以日本兒童文學鼻祖巖谷小波的童話《桃太郎》（1894年）為例，桃太郎去鬼島消滅惡鬼，這是家喻戶曉的故事情節(jié)，但是作者卻特意強調惡鬼違背了大和之天神也就是天皇的教化，因此征服惡鬼就是維護皇國的安泰。此外，桃太郎給自己命名為“天神特派之使者、大日本之桃太郎將軍”，“為了皇國要去征伐鬼島”，“竭盡忠義”。由此可見，這個桃太郎是作為天皇治下的神國日本的使者遠征鬼島，以天皇之名征服惡鬼的皇國之子。日本于1914年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1915年，巖谷小波的《桃太郎主義的教育》一書出版，最后一章中，他很明確地提出：“我們日本的將來，必須要變得更大更強。為了培養(yǎng)與之相稱的國民，要從根本上改變教育方針，拒絕那種敷衍的填鴨式教育，要執(zhí)著地追求果敢的、啟發(fā)式的教育方式。絕對不要培養(yǎng)出腦子里空有想法，但是卻沒有膽量的人，以及只是依靠精神力量而沒有與之相稱的實力的國民。（略）現在是一個關鍵的時期。日本是成為世界的日本，還是僅僅止步于成為東亞的日本，亦或退回到日本的日本，還是因為某些事情而變?yōu)橐粋€幾乎不被世界所承認的一個小小島嶼，這首先在于國民的覺悟如何?！痹浀膫髡f故事中桃太郎身上一直被強調的優(yōu)秀品格是“勇敢”，但是隨著時代要求的變化，他被巖谷小波塑造成了宣揚新國家主義的旗手，其身上忠君的色彩變得十分濃厚。巖谷小波早期主張應該創(chuàng)作能夠喚起兒童讀書欲望的故事，但是《教育敕語》以及中日甲午戰(zhàn)爭使他的觀念發(fā)生轉變，他認為故事的創(chuàng)作也要順應時代的要求，體現仁義忠孝等道德的教育性。1914年，巖谷小波編著的《少年日俄戰(zhàn)史》中對于日本軍隊的“頑強苦戰(zhàn)”進行了詳細描述，并不惜筆墨對軍國主義的“大日本帝國”大加贊美。書中寫到：“此戰(zhàn)獲勝固因我日本男兒愛國之熱忱與忠君之真情凝結而成之勇氣所致，然遠有我皇祖皇宗之懿德，近有大元帥陛下（明治天皇）之神威護佑，非此，不可得此大勝利也?！备醯氖?，在此書的最后一頁赫然寫著“大日本帝國萬歲！陸軍萬歲！海軍萬歲！大元帥陛下萬歲！??！”的字樣，“大元帥陛下”（天皇）的文字使用了大兩倍的活字來印刷?；蛟S是在文中不能完全表達出來的激動心情要借用這放大兩倍的字號，以視覺刺激的方式來表達吧。文學評論家菅忠道在《日本兒童文學史》中認為巖谷小波“在中日甲午戰(zhàn)爭和日俄戰(zhàn)爭的時局之下，精力充沛地連續(xù)書寫宣揚好戰(zhàn)思想的童話”，“作為日本資本主義的指導者，一直非常提倡國家權力主義”。而巖谷小波將自己對于戰(zhàn)爭的這種認識帶入到他創(chuàng)作的童話中直接的結果就是，導致閱讀這些作品的少年兒童對于中日甲午戰(zhàn)爭和日俄戰(zhàn)爭沒有一個正確客觀的認識。從歷史上來看，中日甲午戰(zhàn)爭使日本人對于中國和朝鮮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變，并且在中日甲午戰(zhàn)爭后直到日本在太平洋戰(zhàn)爭中戰(zhàn)敗為止，很多日本人對于包括中國和朝鮮在內的亞洲諸國一直都是輕侮和蔑視的。巖谷小波為首的一批有著國家主義傾向的兒童文學作家對于這種態(tài)度的形成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并且這種日本兒童文學萌芽期中出現的國家主義思想對于后期日本兒童文學、文化向著軍國主義以及法西斯主義的方向發(fā)展所帶來的影響也是不能被無視的。

四、結語

被稱為日本“國家主義者的圣典”的《教育敕語》在70年之前，就因“損害基本人權，令日本國際信譽受質疑”而被日本國會廢除，今天卻再次因為安倍的內閣會議決定允許將其作為教材使用。而森友學園旗下塚本幼兒園組織幼兒背誦《教育敕語》并進行軍國主義教育一事，則再次引發(fā)了中國、日本以及其他國家和地區(qū)的相關學者和媒體的深切關注。以史為鑒，尤其在日本右翼勢力不斷加強的政治形勢下，我們不得不對日本國家主義教育和軍國主義教育是否會死灰復燃深感擔憂。對于少年兒童的教育是事關未來的大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我們也不應該僅僅將視線局限于學校教育這一單一層面上。通過對日本近代兒童文學萌芽時期的主要作家以及作品的分析研究不難看出，通過小說、童話、傳記、詩歌等文學創(chuàng)作形式，將國家主義思想用一種無形的、軟性的方式對兒童進行傳播和滲透，其作用和效果是不亞于學校教育這種方式的，所以其相關的研究還很有必要繼續(xù)深化下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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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川堯：《戰(zhàn)后日本教育史》（王智新譯），教育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

3.戸頃重基：《近代日本の宗教とナショナリズム》，冨山房1966年版。

4.巖谷小波：《桃太郎主義の教育》，東亜堂書房1915年版。

5.巖谷小波編：《少年日露戦史：校注》，博文館1915年版。

6.菅忠道：《日本児童文學史》，大月書店1956年版。

作者:周曉靚 單位:長春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