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文學翻譯路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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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中的接受美學理論指出譯文必須能夠被讀者接受，譯文創造的結果也必須具有可接受性。兒童文學翻譯中創造的可接受性則是以兒童讀者為標準來檢驗的，所以兒童文學譯者的創造策略應該區別于成人文學翻譯的創造策略，帶有明顯的兒童指向性目的。筆者研究了《夏洛的網》的任溶溶譯本，總結歸納了譯者在語言、音韻和作品風格與功能三方面有效的創造策略。

1語言的創造策略

兒童文學以兒童的世界或兒童眼中的成人世界為主要背景，作品中的兒童化語言存在不同于成人語言的創造。比如兒童自造的新詞、不合語法規范的語言等。可見，原作中有創造，譯本中也應該有創造。廣義的接受者包括譯者和讀者，不同文化背景的接受者有著不同的期待視野，決定了讀者對作品內容和形式的取舍標準，以及閱讀中的選擇與重點（朱獻瓏，2003）。譯文越接近兒童讀者的期待視野，就越能吸引更多的讀者，其價值也就能最大化。

1）新詞的創造：《夏》的原文中出現了一些兒童創造的新詞，比如從springpig（春豬）一詞產生了springchicken（春雞），這種直譯不是死譯、硬譯，而是創造性地發明了一個漢語新詞，增加了文本的趣味性，體現了兒童的創造精神。再如sedentary一詞，任譯為“（蜘蛛）坐網、（豬）坐窩”。原文中使用一個詞sedentary，只實現了意義的遷移，而任譯文中的“坐網”和“坐窩”，不僅實現了意義上的遷移，還從形式上的改變體現了語言的創造性。兒童語言的變通式模仿是從事物的特點和共性出發，任意地將相關的語言組合，拼湊成新的語言。通過這種方式創造的新詞是符合兒童的語言創造方式的，也是符合兒童讀者的語言期待和認知期待的，也就能被兒童接受和認可。兒童讀者主動地參與接受就決定了譯作的價值。

2）不規范語言的創造：兒童語言的不規范性在兒童文學作品中處處可見。其不規范性主要有以下特征：語法錯誤、語音不標準、邏輯混亂等。比如原文中的dirty-littledirty-littledirty-little，原作者用語音的重復表現說話者口吃的特點，任譯為“臟兮兮小兮兮”，語法中“臟兮兮”搭配正確，而“小”卻很少與“兮兮”搭配，這種搭配不合理的語言正是兒童的語言。兒化口語詞也是兒童不規范語言的一種表現方式，比如chew和eat譯成“嚼嚼爛”、“吃吃光”就是譯者選擇的兒化口語詞。語言符號系統的差異會導致不規范語言的可譯性限制。而譯者應在“忠實”的框架內，最大限度的發揮譯者的主體性。創造漢語的音近義異詞、不合理搭配詞和兒化口語詞是譯者在形式和讀者反應“忠實”于原文的框架內的主體性發揮。不規范語言則能通過語言的活力彰顯譯文的活力、兒童語言的活力與兒童的創造精神。

3）幽默語言的創造：與成人相比，兒童的思維特征是思維的跳躍性與不合邏輯，體現在語言上就是語言的邏輯不清，意思表達不明確。例如原文中小豬威爾伯與小羊羔爭論自己是nothing還是something，英語中nothing與something意義相反，但語音上部分重復。小豬反復使用兩個詞，努力地為自己辯解，原作者利用單詞語音的重復造成意義的混亂，以增強文章的趣味性。任譯作“零”和“有東西”，意思和邏輯關系很清楚，而臺灣兒童譯者黃可凡則譯作“不是個東西”與“是個東西”，意義和音節的重復與原文更加契合，看似呆板不順的譯文卻產生了與原文“以不順求趣味”的表達效果。1979年康馨的譯文中譯為“無物”與“有物”，顯得有些成人化，兒童不易理解。這說明成人與兒童的語言差別是客觀存在的，譯者這位戴著鐐銬跳舞的舞者有時也很難模仿兒童的舞蹈。再如therottenegg任譯為“老壞蛋”，譯者通過雙關詞表達了更加豐富的意義。兒童的思維和想象特點就是譯者創造時的一副鐐銬。變通式模仿、近音異義詞或不合理搭配的語詞、諧音、雙關、死譯等都是譯者戴著這幅鐐選擇的有效的語言創造策略。

2音韻的創造策略

兒童文學語言的特點之一是音樂性。兒童語言發展相關研究發現兒童的“語言結構敏感性”包括對語詞排列的敏感和對語言的聲音、節奏、重復和語調節拍的敏感，所以優秀的兒童文學作品無不具有語言的音樂性和韻律感（朱自賢，2003:96）。所以，兒童文學翻譯除了意義層面的轉換外，必然要保留字音、語調、節奏和押韻等音樂性特征。不同語言符號系統的差異決定了兒童文學翻譯中音韻的翻譯是譯者主動參與的創造性活動。

1）音節重復的重疊詞：重疊詞是漢語區別于英語的一類詞，但兩者的共同之處是通過音節的重復來創造音韻之美。漢語的重疊詞有AABB、ABAB、ABB三種形式，英語中則有單詞部分音節的重復。因此，當兩個孩子游泳、玩耍、用水你潑我我潑你時，威爾伯就呆在河邊的爛泥里自得其樂，爛泥暖和、濕嗒嗒的，黏黏糊糊，舒服極了。天天這樣，白天快快活活，夜里安安靜靜。原文中的四個形容詞warm和moist，sticky和oozy，在音韻上warm中的尾音/m/與moist中的輔音/m/重復，sticky和oozy的尾音/i/重復，讀起來有節奏感，朗朗上口。任譯文中的“暖和”、“濕嗒嗒的”、“黏黏糊糊”是通過疊詞的形式實現音節的反復。第二段中的everyday,everynight,every一詞重復，happy與peaceful中音節/pi/和/pi:/重復，譯文中的“天天”、“快快活活”，“安安靜靜”也是用疊詞體現節奏與音韻的。音韻和節奏能給予兒童審美愉悅，激發他們的情緒，兒童首先接受聲音層面的刺激，再轉移到對語言內容的興趣，這種接受信息的順序與成人是相反的（郁炳隆，唐再興，1990:105）。音節的重復與節奏的一致不僅能創造音韻之美，還能體現文學語言的詩意和意境之美。譯文增加了譯本對兒童的朗讀功用，有利于聲音對語言意義的內化。

2）韻腳的創造：兒童文學中不僅經常出現兒歌和童謠，兒童文學語言本身也具有音樂性特征。所以音樂意境的重構必然成為兒童文學翻譯中譯者的創造內容之一。兒童文學翻譯中韻腳的重構應該符合兒歌和童謠的韻腳創作方式。比如兒歌多為句句押韻或隔句押韻，連鎖調是中途換韻，隨韻粘合，字頭歌則常用一字韻。

3）口語化擬聲詞：擬聲詞通過對聲音的描摹能烘托氣氛，增強美感，實現語言的審美功能。譯者選用擬聲詞時要“隨物而異聲，隨聲而抓詞”（張培基，1979：22）。口語化的擬聲詞對聲音的生動模仿不僅能刺激兒童的聽覺，還能再現原文的音韻之美。比如原文描述小豬大口吃東西時用了swishing和swooshing兩個詞，譯文為“稀里嘩啦”和“呼嚕嘩啦”。這兩個擬聲詞不僅在意義層面上形象地表現出了小豬貪吃形象，還在聲音層面上通過“嘩啦”一詞的重復與原文swishingandswooshing前后音節的重復契合，實現了音韻和節奏的統一。兒童文學翻譯中選取語音形式與實物相似程度更大的口語化擬聲詞更能有效地使他們將聲音與意義產生直接聯系。再如任譯本中還有“唧唧喳”的鳥叫聲、“噠噠噠”的馬車聲、“嘰嘎嘰嘎”的老鼠磨牙聲等詞都是譯者刺激兒童感官而增加的擬聲詞。聲音使與其對應的形象更加鮮活，聲音也創造了譯本的音韻之美。

4）回環句：回環的修辭手法在英漢兩種語言中都存在，其結構勻稱整齊，具有回環往復的音樂美。比如任譯本中的splashedwaterateachother(你潑我我潑你)、lookedateachother(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等。回環句語音的重復和結構的復沓具有整合結構的功能，產生語音回環往復的效果，讓譯者以聽覺的美感貼近了兒童，通過方塊字的變化組合造就了譯文的音韻之美，為兒童讀者提供了音樂性的審美體驗。譯本中音韻的創造必然要從語詞的音節和節奏出發，所以音節重復，節奏感強的重疊詞、語序整合后的押韻詞、音義結合的擬聲詞和音節節奏對稱的回環句等都是創造音韻之美的重要方法。

3風格與功能的再創造

1）文體風格的再創造：翻譯界關于文學作品風格的可譯與不可譯性存在很大的爭議，但風格可譯是主流。許淵沖認為“翻譯要使讀者愉快，得到美的享受,仿佛是原作者在用譯語寫作，這就是再創作”，再現原作的文體美，使讀者能夠像讀原作一樣得到美的享受（1999:72）。大多數兒童文學作品風格的共性可以概括為淺顯易懂、幽默風趣、富有美感（方衛平，2007:133）。兒童文學翻譯中原作者和譯者個人風格必然要服從于兒童文學作品風格的共性。《夏》的愿做風格是語言簡單、自然、樸實，而任譯本質樸平實，富有美感的語言，幽默的兒童語言和不規范語言的喜劇效果，改寫或創造語言的新、巧、奇，質樸而充滿生活氣息的口語化語言的合理應用等，充分展現了譯者個人幽默、智慧和童真的文學風格。譯本的風格符合兒童接受者閱讀的娛樂動機和審美需求，能使兒童讀者像讀原作一樣得到美的享受，因而譯本個人風格的再創造是可接受的，作品對于兒童的價值才能得到真正的體現。原作風格的再現如果不能達到愉悅譯語兒童讀者的效果，原文的風格就應該隱身。否則，作品的功能和價值就無法實現，翻譯也就失去了意義。

2）作品審美功能的再創造：兒童文學研究者普遍認為兒童文學有教育、審美和娛樂三種功能。兒童文學譯本同樣要實施原作的這三種功能，這樣翻譯活動才有價值。作為創作者的作者和譯者，既要彰顯成人的主體審美意識，又要主動地吸收兒童的審美意識；作為接受者的兒童讀者，既要體味文本中屬于自身的兒童審美意識，又潛移默化地體驗和接受文本中的成人審美意識。譯者對作品審美功能的創造是通過譯本人物形象的塑造程度和主題意義的表現深度來完成的。比如《夏》中塑造了一個自私自利，貪圖利益的老鼠形象。當農場里的所有動物都開會討論如何挽救小豬威爾伯的時候，老鼠卻說，‘Lethimdie,’saidtherat.‘Ishouldworry.’“讓它死掉算了，”老鼠說“，我才不在乎呢。”為了表現老鼠的自私和冷漠無情，譯者任增加了表語氣的詞“算了”和“呢”，突出了老鼠對他人漠不關心的態度，用“才不在乎”把原文的肯定句譯為否定句，老鼠自私的性格特點更加鮮明，深深地刻入到小讀者心中，這是譯者通過語言的創造塑造的類型化形象。該例子說明譯者在翻譯中塑造人物形象的程度深淺是功利性的。成人譯者以自己成熟的審美感受和經驗去有意識地去影響、改造、塑造兒童讀者的審美情感、審美意識，凈化或感化讀者的道德意識、道德情感。這個過程就是譯者的審美功能再創造的過程。在主題意義的表達上，兒童文學的作者和譯者是以成人的身份，從兒童讀者的視角來表現主題，表達的方式就是淺顯的，直白的。主題的深度也遠不如成人文學。譯者確定的主題表現方式和深度影響著兒童讀者審美參與的深度與廣度。例如小說的主人公夏洛臨死前和好友威爾伯談到生命的價值，說“Byhelpingyou,perhapsIwastryingtoliftupmylifeatrifle.Heavenknowsanyone’slifecanstandalittleofthat”。夏洛的形象頓時變得高大，主題也得到升華。任將anyone譯為泛指的“人”。譯者落腳于人類，強調人的社會價值，引導兒童讀者通過閱讀譯本把蜘蛛的形象轉化為人的形象，教育兒童作為人的價值何在。兒童閱讀兒童文學譯本過程中，審美情感的生成始終伴有成人（作者和譯者）情感的參與，只要譯者能把握“度”，避免譯本走向兒童本位或成人本位的兩個極端，這種參與就有著深刻的價值，譯本中成人的情感與兒童的心理體驗就能產生共鳴。

兒童文學翻譯中譯者的創造活動是有指向性和功利性的，所以譯者采用的創造策略也是有別于成人文學翻譯的創造策略。任溶溶的譯文在語言、音韻、作品的風格和功能上的創造活動有效地解決了兒童文學翻譯中成人譯者與兒童讀者這對矛盾體，以成人的視角輔助兒童視角，在成人創作者的參與和帶動下，引導兒童讀者完成一次愉悅身心的閱讀體驗，促進兒童心智的成長。（本文作者：李鶴藝 單位：四川幼兒師范高等專科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