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魯迅作品童年視角的敘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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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作品的價值就是在絕望中指引道路，給人以前進的方向：絕望之中又存著希望。揭示國民本質后，他認識到，健康的靈魂與精神遠比健壯體魄要重要的多。他尋找健康的靈魂，并在兒童身上發現了希望，這正是他在絕望與希望之間找到的平衡點。這種希望通過兒童的眼睛得以表現。當他將眼光投射到兒童身上時，寫出的作品將絕望統統拋棄，流露出的是清新愉悅的希望之感。《吶喊自序》中，魯迅說道：“……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于將來……”［1］5魯迅愿意相信希望的存在并將希望寄予將來。在《社戲》中，童年社戲的精彩不在于社戲本身，而在于他用童年視角營造出的整體氛圍。幾個年齡相仿的孩子不論行輩，也不會想出“犯上”這幾個字來。而兒童所表現出來的這種和諧的人際關系正是魯迅希望的源頭。在兒童的世界里，沒有“犯上”和“吃人”，人與人之間是和諧的。在聰明雙喜的帶領下，幾個孩子出發去看社戲。魯迅并沒有留戀社戲，倒是那夜的羅漢豆再也沒有遇見過。和藹的六一公公被偷吃了豆，反而笑意盈盈地請別人再吃。小說人物刻畫的筆墨并不多，但每個人身上都有閃光點。這就是魯迅用兒童視角所要傳遞給我們的：孩子身上有著美與和諧的人際關系。《社戲》借兒童的眼睛描寫了兒童本身的生命，將生命活力與張揚表現得淋漓盡致。魯迅給人以絕望的印象尤為深刻，但他的復雜性與深刻性就在于在絕望之中還有希望的火苗，鼓勵人們沖出鐵屋。用兒童視角進行敘述時，魯迅擺脫了絕望情緒，將兒童的生命表現的色彩斑斕的同時也揭示了自己的希望源泉。

讀魯迅作品會發現，如果要給故事的發生描繪一個天氣背景，雪花紛飛和云層厚重一定必不可少。如，《在酒樓上》的開篇，天氣是“深冬雪后，風景凄清”［1］151，《孤獨者》的結尾，“我的心就輕松起來，坦然地走在潮濕的濕路上走，月光底下”［1］227，《祝福》中“灰白色沉重的晚云中間時時發生亮光”“夾著團團飛舞的雪花”［1］132，故事營造的環境都是陰冷的。外在的陰冷來自內心的陰冷感，是內在心緒的外顯。這與魯迅的童年經驗有很大關系。魯迅的童年后半部是苦澀的，由此產生的寒冷感是魯迅創作時最主要的心緒與情感。童年經驗的陰冷感是魯迅產生絕望情緒的根本，也是他將希望放于孩子身上的根本。他希望改變童年，并以此從根本上擺脫陰冷。所以，當他用兒童視角進行敘述時，讀者看到的是一份溫暖，一片春意盎然。“幾乎是每天，出入于當鋪和藥店里，年紀可是忘卻了，總之是藥店的柜臺正和我一樣高，當鋪的是比我高一倍，我從一倍高的柜臺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在侮蔑里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柜臺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1］1，這是魯迅童年的真實寫照。《孤獨者》結尾處，在送別魏連殳時，是怎樣的冰冷，以至于聽到了“憤怒和悲哀”的狼嚎。但魯迅的視野中不只有陰冷，他對兒童卻是充滿了期待，想為兒童營造溫馨的童年。所以，在用兒童視角進行創作時，原本陰冷的文字便變得溫暖如春。新年到了，長媽媽在大年初一聽到魯迅的祝福時，變得十分歡喜，將福橘塞到口中；長媽媽為魯迅找到了一本《山海經》，魯迅愛不釋手。長媽媽或許愚昧粗俗，但她營造的童年卻是溫暖的。叫天子，云雀，何首烏，百草園的童年趣味盎然。這里，魯迅由陰冷變得溫暖，溫暖的心境，溫暖的筆觸，如潺潺流水，將對童年的回憶和期許送入讀者心中。陰冷與溫暖是一對反義詞，卻在魯迅作品中并存。魯迅對兒童的喜愛與希望，使他不愿將陰冷注入到孩子的童年中。人們常注意到他的陰冷卻忽視他的溫暖。溫暖是童年的必要條件。魯迅作品因為有了兒童視角的存在，為我們提供了研究魯迅的一個新視角，感受到他的溫暖。

如果要在理想與現實間尋找一個詞概括魯迅作品，第一選擇就是現實，這也是魯迅作品最明顯的特點。他的小說大多源于本人的現實經驗，這些經驗為故事提供了最初的真實材料。白描的寫實風格勾勒出人物和故事或喜或悲，其中現實性不會因時間而定格，源于生活又歸于生活。現實的蒼白無力和失望落寞激發了理想的產生———使現實與理想的對立存在。魯迅的作品也有理想的種子，兒童則是其理想的代言者。通過對兒童生命和兒童視角的敘述，肯定了兒童的生命意義和存在價值，表現出他對生命的摯愛，這是表層現象。在更深層次上，本真的兒童視角與兒童生命是魯迅向往的一種境界，一種理想。在《故鄉》中，魯迅回到闊別多年的故鄉，引起“啊！這不是我兒時多年來時時記得的故鄉？”［1］58的感嘆。他化身兒童，腦海中重現少年閏土月夜抓猹的身姿，回憶起小時候和閏土一起雪地抓鳥抓猹的情景，這時的他與閏土是和諧的。但閏土的一聲“老爺”，使二人立時產生了隔膜，童年的玩耍嬉戲的回憶被現實的等級觀念擊成碎片。故事卻沒有就此結束，魯迅又將眼光放到下一代水生和宏兒身上。宏兒說：“水生約我到他家玩去咧……”［1］66，這里的魯迅又成了兒童。小說并沒有對水生和宏兒的情誼指明方向，但結尾處“世上本沒有路，走得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給人以明朗的心理歸屬感。水生與宏兒好比童年的閏土與魯迅，當小說以兒童視角進行敘述時，表現出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同時代表了一種理想。水生和宏兒間平等和諧的人際關系是對封建綱常倫理反擊的理想狀態。這也是憎恨“吃人”社會的魯迅所追求的。“不管魯迅是否自覺，他都以《故鄉》、《社戲》等作品表現出兒童與成人的不和諧關系。魯迅文學的深層蘊含著兒童文化與成人文化的矛盾沖突……”《故鄉》中的成人視角與兒童視角的對比是這部作品顯著的特色。兩種視角的對比在小說中以穿插交錯的形式表現出來。童年的回憶，水生和宏兒的諾言是用兒童的視角敘述的。在兒童眼里，世界是平衡完美的。但隨時間的流逝，兒童在成長過程中不知不覺失去了和諧，套上了等級秩序的盔甲。當用成人視角進行敘述時，閏土一聲“老爺”，說明人與人之間的隔膜和等級是成人社會回避不了的話題。因此，兒童的人與人之間平衡和諧的人際關系成了理想國度。“后起的生命總比以前的更有意義，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價值，更可寶貴”［3］95，魯迅的理想有獨特的價值，他的理想方式不是一味回憶過往，而是將理想寄予水生和宏兒身上，是指向未來的。

成人視角中規定的兒童成長過程似乎都有一個趨勢：為了將來而犧牲童真與童趣。在《五猖會》中，“孩子們所盼望的，過年過節之外，大概要數迎神賽會的時候了”［3］30，這對于幼年的魯迅來說是“罕逢的一年盛事”。在看賽會之前，兒童與成人間發生了沖突，父親讓我背完《鑒略》再去看賽會，“對于我似乎沒有什么大意思”［3］33。成人營造的封建教育觀的枷鎖重重壓住了兒童鮮活的生命，以至于兒童對原本十分感興趣的事物失去了盼望。“‘爸爸’和長輩的話固然也要聽，但是也須說的有道理”［4］95。魯迅用兒童視角使我們感受到用成人視角所感受不到的兒童被剝奪樂趣時的失望與困惑。在《風箏》里，魯迅似乎又肯定了父親的作法，成了父親般的角色，阻止弟弟放風箏，以至于“伸手折斷了胡蝶的一只翅骨，又將風輪擲于地下，踏扁了”［1］355。魯迅又將枷鎖施加在小兄弟身上，那么，魯迅對兒童的自由抱有怎樣的態度呢？后來魯迅意識到自己的錯誤，“才知道游戲是兒童最正當的行為，玩具是兒童的天使”，并對小兄弟道歉，自己“心只得沉重著”。在這種前后反差對比中，魯迅對封建思想和舊式兒童觀造成的枷鎖的否定得到強化。《五猖會》的結尾，“我至今一想起，還詫異我的父親何以要在那時候叫我來背書”［3］33。由此可知，魯迅對否定和剝奪兒童自由的做法持否定態度，批判扼殺兒童游戲天性的作法。兒童的純真和自由是無可比擬的，他們的精神和價值觀尚未形成，有較強的可塑性。但在實際中，這種所謂的可塑性也被環境禁錮、侵蝕，成為成人社會的附屬品。如果用理性眼光看待魯迅作品中的兒童視角，他幼者本位的兒童觀在此得到了完美的表現。封建道德觀念和舊式的兒童觀是兒童成長過程中的枷鎖，魯迅的兒童觀代表的是自由。在價值觀念上，這種幼者本位的兒童觀與舊式的兒童觀是對立的；在創作中，這兩者的對立則表現為兒童視角與成人視角的對立。《五猖會》和《風箏》視角的對立就是這兩種兒童觀對立的顯現。

周作人在1918年發表了《人的文學》，用“人的文學”概括新文學內容，成為五四時期文學一個基本概念。在《人的文學》中，周作人論述了兒童問題，強調兒童作為獨立個我的權利。他批判了“父為子綱”的封建思想，認為祖先應該“為子孫而生存”。周作人又在《兒童的文學》中肯定了兒童的獨立地位，“兒童二十幾年的生活，一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預備，但一面也有獨立的意義和價值”［5］207。周作人將成人與兒童的關系推到解決“人的發現”的關鍵位置，形成了“兒童本位”的兒童觀。在新文化運動的大背景下，周作人“兒童本位”的兒童觀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有機組成部分。如果說周作人“以兒童為本位”的兒童發現具有理論意義，魯迅的創作對于兒童的發現則更具實踐意義。魯迅在發現兒童方面的建樹主要體現在小說散文等的創作上。相比周作人理論指導的理性發現，魯迅創作偏于感性。他將自己化身為兒童，將兒童的情感融入創作，在成人視角和兒童視角的沖突中凸顯其兒童觀。魯迅用這種實踐方式表達出他對兒童的希望，并對封建舊式的兒童觀予以有力批判。（本文作者：葛曉磊 單位：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