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文學的商業化及童心堅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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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兒童文學的商業價值

兒童文學的巨大商業價值與兒童文學特殊的受眾是密切相關的。兒童文學是專為少年兒童創作的文學作品，而且，兒童文學在兒童的成長過程中有著重要的啟蒙功能和教育功能也是社會的普遍共識。因此作為商品來說，兒童文學作品對于兒童而言可以說是成長道路上的“必需品”，或者用現在流行的話說，是一種“剛需”。而對于成年人來說，文學在當前只是文化消費的選項之一，與影視和游戲相比，文學在成年人文娛市場所占的份額可謂微乎其微。兩相對比之下，兒童文學穩定的消費群體為其提供了足夠的市場保證，這也使得兒童文學的商業價值明顯高于成人文學。所以，與其說兒童文學太像商品，不如說成人文學因為無法產生巨額的利潤，在與其它文娛產品進行市場競爭的過程中沒有彰顯出其本身應有的商品屬性。此外，從商品消費的角度看，兒童文學的消費者也有其特殊性。文學作品的消費包含購買和閱讀兩個層面。對成人文學作品而言，通常情況下購買者即為閱讀者。當讀者有閱讀需求時，便會購買文學作品滿足自己的需求。換言之，一旦閱讀需求被滿足，購買行為便不會發生。但兒童文學不同，雖然兒童是文本的閱讀者，但購買者卻通常是家長。對子女成才的期待，以及在期待中不自覺形成的焦慮往往會造成一種過度消費，即家長對兒童文學作品的購買量會超出兒童的實際閱讀量，這就進一步擴大了兒童文學的消費市場。而且，鑒于教育與升學競爭的日益激烈，語文學科在高考中日益重要的地位以及當代社會對人文素養的重視，可以預見，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兒童文學市場將會呈現出繼續擴大的態勢。資本的嗅覺是敏銳的，面對這樣一個日益擴大的市場，越來越多的資本開始涉足其中。資本的介入一方面為兒童文學的創作、出版和推廣提供了資金上的支持，同時也將商業化的運作模式引入了兒童文學領域。這也意味著兒童文學被納入商業市場，兒童文學的創作一定會受到商業生產準則的影響。2018年9月15日，湖北兒童文學作家董宏猷、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新聞與文化傳播學院和武漢出版社有限公司三方共同成立了“董宏猷兒童文學創作研究中心”，這是國內首個由出版機構、研究機構和作家共同組成的兒童文學創作與研究單位，從這個意義上說，湖北兒童文學又一次開了全國之先河。出版社為作家的創作和學者的研究提供經費支持和出版便利，此舉對于湖北兒童文學的創作與研究無疑將發揮積極的作用。而出版社作為自負盈虧的商業單位，在兒童文學事業中追求經濟效益也是合理的訴求。資本、創作和研究三者結合后，將會產生怎樣的化學反應，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但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在這個創作、編輯、出版、銷售等各環節緊密連接在一起的商業社會中，不管兒童文學的從業人員是有心還是無意，兒童文學都已經勢不可擋地走上了商業化的道路，與市場緊密結合起來。

二、商業化對兒童文學的積極影響

兒童文學與商業化生產模式結合最顯著的特點就在于兒童文學作品能夠帶來可觀的經濟效益，而經濟效益能為兒童文學事業的持續發展提供資本和人力上的保障。中國兒童文學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終于在21世紀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這正是得益于兒童文學有著巨大的市場空間。中國龐大的少年兒童消費群體對兒童文學作品的種類和數量都有著巨大的需求。但這并不表示兒童文學作品的目標是成為書架上待售的圖書，而是說商業化社會使得兒童文學擁有能夠更好發展的條件，商業資本也成為了推動兒童文學發展的動力。在商業化社會中，作家與市場之間的付出是雙向的。作家為市場提供了作品，市場也不會辜負作家的心血，除了受到讀者的接受和認可，良好的經濟效益也是對作家勞動的應有回報。以前，對于體制之外的作家而言，全職創作即便不是一種幻想，也是一項極為艱難的事業。但現在兒童文學的商業化卻使全職創作成為一份收益頗豐的工作。當創作不再需要靠情懷苦苦支撐，而是能夠帶來足以謀生的酬勞時，就會有越來越多的人投身于這一事業，從而促使兒童文學創作的隊伍不斷發展壯大。就當代湖北兒童文學創作而言，現在已經形成了一支實力雄厚、梯隊齊全的隊伍。董宏猷、徐魯等老一代作家繼續肩扛湖北兒童文學的大旗；蕭袤、黃春華等中年作家發揮著中流砥柱的作用；舒輝波、陳夢敏等青年作家展現出強勁的發展勢頭，已經躋身國內一流兒童文學作家的行列；鄒超穎等新生代作家也是佳作不斷。眾多有才華的作家源源不斷地出現并且能全身心地投入創作活動之中，與兒童文學市場為他們提供的收入保障是密切相關的。有市場就會有競爭，競爭也是進步的動力之一。哈羅德•布魯姆曾用“影響的焦慮”來描寫作家之間的關系，但他對這種關系的描述只是局限在作家與前輩經典作家之間，即“為了擺脫前驅詩人的影響陰影，后來詩人就必須極力掙扎，竭盡全力地爭取自己的獨立地位，爭取自己的詩作在詩歌歷史上的一席之地。”[2]對于商業市場中同代作家之間的競爭，布魯姆并沒有考慮。事實上，兒童文學商業化的環境下，當代作家包括兒童作家具有雙重身份，他們既是精神文化的生產者，同時也是商品生產者。這就使得所謂“影響的焦慮”在他們身邊變成了雙重焦慮。一方面，作為精神文化產物的生產者，他們渴望自己能躋身經典作家之列；同時，他們也必須通過與同代作家的競爭，使自己的作品具有足夠的競爭力，在市場上脫穎而出。從這個角度看，今天的作家，尤其是兒童文學作家，其實背負著比自己前輩更大的競爭壓力，這種壓力也促使作家不斷提升自我，突破自我，以便在競爭中彰顯自我。以湖北作家黃春華為例。黃春華的文學生涯始于小說創作，以《楊梅》為代表的系列中短篇小說幫助他奠定了自己在當代中國文壇的地位。但此后黃春華不斷調整自己的創作方向，近年來在童話、繪本等領域多有新作，作品基調也逐漸由傷懷抒情變為輕松詼諧。這種變化既是作家的一種自我突破，也是對于日益擴大的低幼童話和繪本市場的一種回應。當競爭的壓力使得作家無法安然躺在功勞簿上，只能不斷尋求新的創作增長點時，最終受益的依然是讀者和整個兒童文學事業。從商業化中受益的不只是作家，還包括讀者。用戶購買商品，是因為有使用該商品的需求，但現代商業運營已經進入了主動創造、挖掘用戶需求的時代。如果說以往兒童文學作品是靜靜躺在書店的書架上等待讀者去選擇，那么在當下，資本已經將作家和作品推送到了讀者面前，主動激發讀者的購買和閱讀欲望。當其它文學作品還停留在傳統的作家簽售這一營銷方式的時候，兒童文學已經在資本的助力下主動走進了校園和社區，各個繪本館、親子閱讀機構和兒童閱讀推廣組織也成了推介作家作品的前沿陣地。這種幾乎無孔不入的推薦方式不僅讓兒童有了更多近距離接觸作家和作品的機會，也強化了他們對于兒童文學的認知與認可，進而從文學閱讀中受益。

三、商業化對兒童文學的消極影響

商業化確實為兒童文學注入了活力，但是商業化的影響也是一把雙刃劍。在現代商業化社會中，任何一種商業行為都是以逐利作為最終目標的，而這種逐利動機一旦滲透到從文本創作到終端銷售這一系列環節中，一切都將以利益為先，使得文學藝術有“完全掉進了商品世界之中，是為市場生產的，目標也在市場上”[3]的風險。兒童文學市場亦是如此，銷售量成為衡量一本童書價值的主要標準。在消費社會中“顧客就是上帝”，商品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能夠滿足消費者的需要，刺激消費者進行消費。雖然兒童文學作品的實際購買者是作為家長的成年人，但其真正的精神消費者依然是兒童。在這種情況下，文學市場中的兒童文學就是待售商品，兒童是目標顧客，兒童文學“一切為了孩子”的創作宗旨在這種環境中就多了一層刻意迎合的意味。“兒童至上”的內涵在某些情況下從“兒童文學創作應該引導兒童”逐漸變為“兒童引導兒童文學創作”———即兒童文學創作以取樂兒童為主，投兒童所好，用兒童喜歡的題材、語言和內容吸引兒童。商業化的兒童文學首先考慮的不再是兒童文學的藝術性和兒童文學獨特的審美意蘊，而是兒童是否愿意、喜愛閱讀。有意地去滿足兒童的喜好，歸根結底，能夠成功出售才是商業化兒童文學的首要目標。這顯然有違兒童文學的創作初衷，因為“兒童文學是兒童成長的教科書”[4]，其價值之一就是引領孩子更好地成長。在市場的指引下，會有越來越多的暢銷因素、商業寫作技巧顯露、成型，再被投入創作中運用，久而久之兒童文學的創作之路會越走越窄，最后被困于兒童文學市場的某一端。短時間內速成的兒童作品幾乎沒有生命力，兒童文學創作也容易陷入兒童文學市場的虛假繁榮中，在市場動向的指引下進行模式化創作的兒童文學必然缺乏不斷拓寬寫作范圍的創新力。當然，這種創新的阻力并不主要來自于作者對市場的迎合，更大的阻力其實來自資本的要求。因為出版社會更樂于投資、出版受到當前市場歡迎的作品，這就從根本上遏制住了帶有實驗性的作品的出版路徑。對任何一種文學來說，創新都是其不斷向前發展、緊跟時代甚至超越時代的動力。失去創新就意味著失去生命力，圖書市場中成功的商業化童書背后的成功軌跡正在不知不覺中削弱兒童文學的創新和發展。在現代商業社會，為了童書的熱賣、暢銷，最大程度地吸引盡量多的兒童讀者，除了作品本身的內容能引起讀者的興趣外，宣傳造勢在其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中最常見的便是各種作者見面會、簽售會、分享會。商家創造出一個平臺，提供兒童讀者和兒童文學作家近距離接觸的機會，參加這樣的活動往往有一個隱性且必須的要求，即需要攜帶或現場購買作家的書，實際上這是一種以作家親筆簽名為表象的捆綁銷售行為。這樣的活動對于作家、出版社、書店來說自然是多多益善，卻無益于兒童讀者的閱讀和兒童文學的發展。現代的兒童也面對著沉重學業壓力，課余閱讀時間本來就并無富余，頻繁的宣傳活動反而會占據兒童原本的學習時間以及課外閱讀時間；另外兒童讀者心理發展尚未成熟，閱讀能力和審美能力也很薄弱，在商家的大肆宣傳下更容易跟風而行，盲目購買圖書而不顧作品本身是否具有閱讀價值；對于兒童文學作家來說過多的宣傳活動也會占據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創作的時間、精力被擠壓、被分散，在這樣的狀態下也很難創作出優秀的兒童作品。

四、商業寫作與童心堅守

現代商業文明是現代兒童文學的發展環境，兒童文學商業化已是不可逆轉的趨勢，所以不可避免地會追求商業價值。而且兒童文學與其他文學相比，受到商業化的影響更為深廣，這就使得兒童文學成為了商業化時代里文學捍衛自身藝術屬性和精神價值屬性的前沿陣地。令人欣喜的是，我們的兒童文學作家交出了一份令人滿意的答卷。首先，兒童文學是以兒童作為主要受眾，而作家在創作時，也已將兒童作為隱含讀者，正是這一特點使得兒童文學先天具有在商業化運作模式中保住藝術底限和價值觀底限的能力。正如有論者指出的，在兒童文學創作中，成人身份的內涵之一就是“成人對兒童承擔著不可推卸的道德責任”[5]，當代兒童文學理論家劉緒源也曾將兒童文學分為“父愛型”和“母愛型”兩種類型。這些研究成果都表明身為成年人的作家在為兒童創作文學作品時，其成人身份決定了作家不可能無視兒童文學，必須有益兒童成長這一基本事實。因為呵護兒童、關愛兒童實則是人類的本能之一，也是人類這一物種得以生存延續的重要保障。所以，兒童文學受眾的獨特性既是兒童文學商業化日益增強的原因，同時也是兒童文學能夠堅守藝術底線和道德底線的重要保證。由此不難發現，如果想充分利用商業資本為兒童文學產業提供更好的運營生態，同時也使兒童文學事業避免受到商業運營模式中產生的一些不利因素影響的關鍵仍在作者。或者更具體地說，在于我們的兒童文學作家如何呵護自己的童心，保護讀者的童心。只要我們的作者能堅守住這顆童心，就能在創作中創造萬物有靈、平等和諧的世界，弘揚真、善、美的品質。借助商業推廣的力量，這種文本能被更多的讀者閱讀。一旦讀者的童心被有效地呵護，并養成了與之相適應的閱讀品位，就會愿意購買相應的作品書籍，資本就會更樂于推動此類作品的出版與傳播。如果能夠形成這樣一個良性循環，無疑是作家、讀者、資本三方的共贏。此外，各級作協和政府宣傳部門設置的兒童文學獎項也在當代兒童文學的商業生態中發揮著彌足輕重的作用。這些官方的獎項是以價值觀和藝術水準為評價依據，作品的銷售量和作家的版權收入并不在考量范圍內。但是由于官方獎項具有足夠的公信力，所以一部作品一旦入圍榮獲某一獎項，甚至只是進入候選名單，都可能成為這部作品的絕佳賣點，為作品帶來豐厚的銷售收入。2018年，兩位湖北作家的作品，即董宏猷的《一百個孩子的中國夢》和舒輝波的《夢想是生命里的光》獲得全國優秀兒童文學作品獎。這兩部作品都是作者應出版社邀約而創作，并且出版社在策劃選題時就將沖擊獎項作為了預期目標，最后的結果也未負眾望，給出版社帶來了可觀的利潤。由此可見，商業化對文學來說絕不是洪水猛獸。目前兒童文學行業的整體生態要求兒童文學作家的創作必須適應商業化，但是商業化運營和文學創作并不矛盾，相反，還可以相互助益。對于兒童文學作家來說，在堅守文學藝術本質的基礎上，適應商業化時代的要求，創作出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滿足當下少年兒童的審美需求、倡導積極價值觀念的作品，既是對兒童文學讀者的關愛和負責，也是對商業社會中的文學創作如何兼顧商品屬性和藝術屬性具有示范性的探索。

作者：張德澳亞 李綱 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新聞與文化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