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文學與兒童文學的一致性與錯位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現代文學與兒童文學的一致性與錯位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摘要:在茅盾20世紀20—30年代文論的論述中，中國現代文學與兒童文學共同承擔著為“為人生”的社會責任，在內容上，都將科學、歷史納入視線之中，在語言方面則都竭力倡導更為通俗易懂的語言。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的產生具有明顯的外源性質、被侵略的性質與抵抗性質，但二者面向的群體不同，因此，中國現代文學與兒童文學文論之間既有一致性也有微妙的錯位。

關鍵詞:茅盾;中國現代文學;兒童文學;一致性;錯位

一、“認識人生”的社會功用

文學研究會在文學思想上明確提出“為人生而藝術”的主張，他們普遍關心社會問題，用敏銳的眼光洞悉人生問題，這同樣是茅盾早期的文學觀。“文學是為表現人生而作的，文學家所欲表現的人生，絕不是一人、一家的人生，乃是一社會一民族的人生。”［3］9以振聾發聵之聲，彰明著文學家的責任，因此他也就否定了文學為純藝術的藝術。他認為文學是人生的真實反映，并斷言“文學于真實地表現人生而外，又附帶一個指示人生到未來光明大路的職務，原非不可能。”“我們承認文學是負荷了指示人生向更美善的將來，并且愿意信奉力行此主張，便亦不妨起而要求文學者行動的一致了。”［3］603茅盾在此強調了文學的社會功能，不僅是表現和暴露社會的惡，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有引導人們走向光明的作用。通過對俄羅斯、保加利亞、匈牙利、挪威、波西米亞等國文學的介紹，更是讓茅盾認可文學對于政治、社會的作用。在這一方面，茅盾對兒童文學的使命、功能方面的論述與他提倡的“為人生”的文學社會功用有著一致性。茅盾用蘇聯有名的兒童讀物作家瑪爾夏克的話“澆心中塊壘”，“‘兒童文學’是教訓兒童的，給兒童們‘找到生活之路’的，幫助兒童們選擇職業的，發展兒童的趣味和志向的。”［4］420“我是主張兒童文學應該有教訓意味”［5］教訓在此也就是教育的意思。這一觀點在茅盾創作的童話之中也可初見端倪，《尋快樂》中便是為闡述勤儉會讓人快樂的教育思想;在《書呆子》中開篇便直接揭示教育的主旨，希望以此篇童話，讓不用功的學生可以用功學習，用功學習的學生更加用功學習。在“為人生”的現代文學觀念的影響下，這些故事的結尾往往要加上一個教訓的尾巴，結果就損害了作品的藝術性。同時，茅盾也在將成人的世界看作是完善的東西灌輸給兒童。有一個問題，我們應注意到，即茅盾“為人生”的文學觀是有所轉變的。在《創作的前途》中，茅盾認為描寫老百姓的良善、簡單是應當和必須的，但他卻痛惜這類作品被寫壞了，“把忠厚善良的老百姓，都描寫成愚騃可厭的蠢物，令人誹笑，不令人起同情。”在《自然主義與中國現代小說》中，茅盾對將文學看做是消遣之事、游戲之事、載道工具的態度進行了批評。但有意味的是，此時的論述中，茅盾開始擺脫過去宣揚文學要“‘宣泄人類的共同情感’”的帶有超階級色彩的主張［6］，茅盾提及一階級人和別階級人在容貌舉止、說話腔調的相異之處。新思想是要同情于第四階級，愛“被損害者與被侮辱者”，強調作家要有正確的人生觀，有冷靜的頭腦和深邃的眼光，萬不能將“將描寫無產階級窮困的小說反成了訕笑譏刺無產階級的粗陋與可厭的了。”［3］2621925年，茅盾在《論無產階級藝術》中，詳細地探討了無產階級的產生條件、與舊世界藝術的區別、藝術內容、藝術形式等問題，源于對《論無產階級藝術》的編譯工作，使茅盾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有了一定的了解。在《給西方的被壓迫的大眾》一文中，茅盾明確指出，中國左翼文學的任務不但是要和統治階級的統治暴力作斗爭，而且要和“白色文化政策”斗爭，由此可見，茅盾“為人生”的文學觀，有著從超階級到具有階級色彩再到明確表明階級本質這樣一個變化的過程。20世紀30年代，在茅盾創作的兒童小說中，《少年印刷工》的主人公是生活在社會底層的窮苦少年形象，《大鼻子的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個因為戰爭失去家園和父母的流浪兒，《兒子開會去了》中的小主人公參與到抗日游行示威的群眾運動中，“他要跟群眾走，怎么肯跟你母親走呢?”可以說，兒童形象的選取已經有了明顯的意識形態和階級色彩的考量。茅盾的兒童文學文論在相關的論述中也有了此傾向性，那便是茅盾表現出了對蘇聯兒童文學的極大關注和興趣。如在《關于“兒童文學”》一文中，茅盾十分推崇被高爾基譽為蘇聯“兒童文學奠基人”的瑪爾夏克，而且對蘇聯兒童文學家也是如數家珍，如柴姆卻洛夫、潘洛芙斯卡耶、曹洛托夫斯基……他認為《時鐘的故事》《問題十萬》等當時最新穎的“兒童讀物”是蘇聯兒童讀物作家伊林所著。可見，中國兒童文學對外國兒童文學的借鑒和轉向是從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的蘇聯，這一動態是與整個現代文學發生、發展的社會背景相一致的。

二、對科學、歷史內容的關注

“一百零一冊的《兒童科學叢書》。在文藝性兒童讀物充斥市場的現今，區區一百零一冊的《兒童科學叢書》可算是九牛一毛。”［7］485茅盾在此表現出了對兒童科學類讀物的關注，在《論兒童讀物》中這種關注度更是不減，“而此項讀物中尤以關于科學的及歷史的讀物最為缺乏。”［7］488在《關于“兒童文學”》一文中，他對此問題再次重提，兒童文學讀物中有兩個問題還不是讓人十分滿意，其中之一便是兒童讀物現在雖已由小說、故事、寓言、詩歌開拓到“史地”“自然科學”，但是關于科學、機械、現代生活方面的兒童讀物還是一個很大的空缺。再如在《幾本兒童文學雜志》中，茅盾更是表現出了對科學體裁類兒童讀物的極大擔憂和迫切需求，認為《童話月刊》中尤其不妥的便是“科學新聞”一項下只有《新兵器常識》。科學和歷史小品“這兩種是新的東西，是新的嘗試。現在試驗的時間尚不過半年光景，(倘使時間問題不能含糊，那么，應當說科學小品已經有了十個月的歷史，而歷史小品還不滿半年)”［4］504，科學小品是周作人自域外引進的，講究不僅要有“科學的真實”“簡要精美”，而且要有“文藝的趣味”。1933年在由陳望道主編的《太白》半月刊中，茅盾為抨性靈、閑適的小品文，開始正面提倡科學小品文。但此刻提倡科學、歷史小品文更為深層次的原因是，他迫切地希望通過科學或歷史與文藝的聯姻，而使科學或者歷史走進處于水深火熱的大眾之中，以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知識，為大眾求得自身解放助力。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在20世紀30年代，出于現實的考量，茅盾不論是在中國現代文學文論還是兒童文學文論中，對文學作品中科學、歷史知識的提倡是如此一致。茅盾接著談到處于不同年齡段的兒童與兒童讀物之間的問題，他指出兒童的求知欲是隨著年齡的增長而發生變化的，貓哥哥狗弟弟這類簡單的故事或者是歷史傳說以及神話故事是面向7～10歲的孩子，而如《寶島》一類的西洋文學名著的譯本是面向14～15歲的孩子，那么11～13歲的孩子是無書可讀的。茅盾敏銳地意識到現在的問題不僅是初級的兒童讀物缺乏新鮮的題材、內容輾轉抄襲，而且高年級的兒童讀物更是非常匱乏，而此項讀物中關于科學和歷史主題的則最為稀缺。“而在文藝讀物中，他們又喜歡歷史的題材。同時他們的好奇心也發展到了合理的程度，對于宇宙萬象和新奇事物都要求合理的科學的解釋。他們不再相信神話中的事物起源的故事，他們扭住了母親，要她說‘真話’”［7］489。因此，筆者認為茅盾對兒童文學中科學、歷史內容的提倡，不僅僅是呼應革命高潮的現實，而且也是基于茅盾深諳兒童的特點、兒童的需要、兒童的接受能力，即尊重兒童成長規律之上提出的。

三、文學書面語形式的主張

從“五四”時期的白話文運動，再到20世紀30年代初期“大眾語”的問題，語言作為文藝傳播書寫的載體，茅盾是一直關注的。如在《語體文歐化之我觀》中他強調對于采用西洋文法的語體是贊成的，但是又主張不能讓人不理解;在《駁反對白話詩者》中，茅盾駁斥了白話詩實為迎合少年心里，沒有聲調格律等問題;在《問題中的大眾文藝》中，茅盾論及讀得出聽得懂是大眾文藝最起碼的條件，另外還要帶給讀者感動，二者缺一不可;在《白話文的清洗和充實》中，茅盾提出要改良目前的白話文，其一要剔除陳詞濫調，避免無用的文言字眼和歐化句法，其二要充實現在的白話文，可借用文言詞語，使之復活成為口頭語，還可采用方言。周作人曾在《文學革命》中提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文字改革顧名思義就是廢除文言文，提倡白話文，“語言作為一種文化前結構，可以先定地制約使用者的思想情感與思維邏輯。白話文是與現代化相適應的語體。”［2］35對于兒童文學的語言問題，茅盾也是不斷關注和探索的。“想起了兒童文學，第一個迫到我們面前來的問題當然是怎么使兒童容易懂得。其實這個問題不但兒童文學的作者應該注意，一般文學的作者都應該注意……能不能再寫得好懂些?”［4］491這是茅盾對現代文學與現代兒童文學共同的主張。且白話語體對兒童文學更是具有本體性的意義，因為兒童文學所要表現出的文學世界是白話文所構筑的，“中國兒童文學拒絕文言語言系統，就是拒絕一個不屬于兒童精神甚至扼殺兒童精神的一個舊文學世界;呼喚白話文學，就是要擁有一個全新的屬于兒童的文學話語系統。”［2］35－36基于兒童這一群體，茅盾也注意到兒童語言的特殊性，僅語言通俗易懂是不夠的，并不一定會給兒童帶來滿足和新鮮感。最重要的便是忌諱語言的枯燥，應有“興味”。“敘述的問題太干燥，甚至有些‘半文半白’，兒童讀了會被催眠。”“然而那些西洋少年文學的譯本也大多犯了文字干燥的毛病，引不起兒童的興味。”“在科學的機械的兒童讀物面前，我們應該避免枯燥的敘述和“非故事體”的形式。”［4］419－422在《幾本兒童雜志》中茅盾指出，《童年月刊》最有問題的便是“半文半白”“不文不白”的句子。鑒于這些問題，茅盾強調兒童作品的翻譯須簡單平易且要生動活潑，反復敘述要有幽默之感，即“活潑地天真和質樸的動作”。可以說，在茅盾看來，是否有趣是衡量兒童文學作品優劣的標準之一。其次，茅盾提倡要使用活潑故事體的形式來敘述故事，用“新的神奇的故事去吸引兒童”。“研究兒童文學理論時，傾聽兒童讀者的聲音是十分重要的。兒童的感性發達而又敏銳，他們可謂一語道破了故事的本質———兒童文學是‘故事’文學。”［8］茅盾注意到了兒童的思維乃是故事性的思維，并指出故事的敘述中要有想象力、表現力，給兒童“熱鬧”“緊張”“奇異”“潑辣”之感，兒童是喜歡故事中的英雄的，那么故事中必須有英雄色彩。讓兒童在有趣的英雄事跡中去認識人生，在藝術形象中給兒童以教育，而不要采取說教的姿態。總之，通過茅盾20世紀20—30年代文論中對于中國現代文學與兒童文學的論述梳理，針對文學“認識人生”的社會功用、對科學、歷史內容的關注、文學書面語形式的主張三個方面的探究可知:民間文學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兒童文學，在出版的《童話》叢書中，茅盾將中國傳統的民間故事進行整理改造，這是經過現代化轉化的。對文學科學、歷史內容的關注和文學語言的主張，是與同樣產生、發展于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現代文學相互關聯的。“兒童文學是現代文學，它不僅是中國現代文學有機的一部分，而且還標示出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性高度，兒童文學的論述應該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論述的題中之義。將兒童文學置于中國現代文學的整體之中進行研究，將有助于凸顯出中國現代文學的完整面貌和真實的現代性質。”［9］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的產生具有明顯的外源性質，被侵略的性質與抵抗性質。很明顯，我們在其中可以窺見現代文學文論與兒童文學文論在同一批作家，同一刊物、同一社會背景影響之下的一致性，但畢竟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面向的群體又不相同，因此，現代文學文論與兒童文學文論又略有錯位，但20世紀無疑是將兒童視為獨立主體的“人”的存在的開始，這更是對中國現代文學現代性的補充和提升。

［參考文獻］

［1］李秀萍．文學研究會與中國現代文學制度［M］．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0．

［2］朱自強．朱自強學術文集:第2卷［M］．南昌:二十一世紀出版社集團，2015．

［3］茅盾．現在文學家的責任是什么?［M］//茅盾全集:中國文論一集．合肥:黃山書社，2014．

［4］茅盾．談兒童文學茅盾［M］//茅盾全集:中國文論三集．合肥:黃山書社，2014:420．

作者：楊海燕 單位：中國海洋大學 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