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十三釵中書娟父親形象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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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方向紅 單位：黃岡師范學院文學院

小說中的書娟父親僅僅是妓女玉墨的陪襯，是玉墨跳出苦海追求幸福的賭注。電影完全淡化了原著書娟父親與玉墨的關系，書娟父親孟先生在電影中只是一個愛女心切、因未及時轉移出女兒而心懷焦慮愧疚的父親，但這個孟先生卻推動著整個電影情節的發展。教堂女學生們在戰火中貿然跑出教堂，是因為書娟說她的父親能搞到逃出南京的船票，結果女孩們沒等到船票卻等來了兇殘的日本鬼子。孟先生為救女兒，委身日寇當了漢奸。他利用漢奸身份，為教堂臨時神父約翰送來了修車工具和通行證。最后，十幾位風塵女子頂替女學生赴日軍“宴會”，孟先生慘遭殺害，約翰開著卡車成功將女學生們轉移出南京。

書娟父親孟先生在電影中的出場并不多，但影片卻賦予他復雜的性格特征和豐富的情感世界。書娟父親雖然以生命為代價救出了女兒及女兒的11個同伴，但他并不偉大，也算不上英雄，他畢竟當過漢奸，這不光彩的一面是他一生的污點。這是一個匍匐在戰亂中的灰色小人物。“灰色”透明度差，讓人聯想到陰沉的天和灰蒙蒙的地，給人沉重、壓抑、模糊不清之感，因而“灰色”一詞具有憂愁、情緒低落、沒有生氣的象征意義［2］。“苦”是孟先生的精髓和心理脈絡。戰亂前，他在交通部任職，有一定身份和地位，還會日語和英語。可是國難當頭，他沒有能力和勇氣與日寇做斗爭，他首先想到的是逃跑。女兒不肯丟下同伴獨自逃走的純真和仗義讓他犯難，他沒有辦法搞到那么多離開南京的船票。女兒陷入困境，他無能為力，只能委身日寇為日本人服務而得以接近女兒。見到女兒，他抱怨女兒不聽他的話，他理解不了十幾歲女孩心中對友誼的珍視，女兒寧愿與同伴一起死，也不愿背上背信棄義的罵名。孟先生跟在日本軍官身后走進教堂，點頭哈腰、謙卑的表情和袖子上套著的日本旗讓女兒書娟厭惡到極點，“漢奸”一詞從女兒同伴嘴中鄙夷憤恨地喊出。他對約翰坦言，“我既救不了國家，也救不了人民，只能救我自己”。他有小知識分子的劣根性，軟弱怯懦，面對殘酷的現實，他選擇逃避，選擇信仰的失落。為了救出女兒，他能做到的有效的辦法就是為日本人服務。這一步踏出，他喪失了人格和骨氣。

書娟父親委身日寇，卻不是純粹的“漢奸”。“漢奸”作為專有名詞，《現代漢語詞典》解釋:原指漢族的敗類，后泛指投靠侵略者、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的中華民族的敗類。書娟父親向女兒保證“絕不會做壞事”，“爹爹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你”。他用全部家產賄賂日軍，不惜前途和生命去救女兒。他冒著生命危險弄來修車工具和通行證，他小心翼翼找到約翰，風聲鶴唳的形勢讓他緊張，說話急促，“約翰……我把女兒交給了你……我答應過她母親要好好照顧她……”書娟父親身上完全沒有漢奸敗類的典型特征。電影銀幕上我們見識了太多的漢奸，《野火春風斗古城》中的偽軍司令高大成，《敵后武工隊》中的侯扒皮、哈巴狗，《烈火金剛》中的高鐵桿兒，《苦菜花》中的王惟一、王柬芝，《平原槍聲》中的楊百順等都是大家熟悉的漢奸形象。這些漢奸有著共同的特征，一是對國人殘暴至極，對日本人卻是奴顏媚骨;二是對物欲權勢的貪求，比如《敵后武工隊》中的哈巴狗，平時就為害鄉里殘暴不仁，但對日本人卑躬屈膝，得到日本人的夸獎，就像狗得到了主人扔的一塊骨頭那樣高興。［3］書娟父親雖然迫不得已當了漢奸，但不是壞人。他為日本人服務不為升官發財，也沒有仗勢欺人。人本主義觀點認為，生存是每個人的基本權利，求生是人最起碼的生存本能。書娟父親性格軟弱膽怯，但有著強烈的家庭責任感，他默默地履行著對死去妻子的承諾好好照顧女兒。南京失陷，戰火紛飛，倔強的女兒不肯獨自跟他離開，他沒有舍棄女兒自己逃走，而是留了下來，面臨著隨時都有可能死去的危險。書娟父親用行動兌現了他對女兒說的話，“爹爹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你”。書娟父親不顧一切把生的希望留給了女兒，女兒曾經不領情，厭惡當漢奸的父親，直到最后女兒才知道父親的良苦用心。約翰遺憾沒能安葬書娟父親，他告訴書娟“你的父親是個好人”。書娟父親用死表達了一份深沉的父愛。

影片中的書娟父親有軟弱怯懦的一面，但影片又自然轉換展現他無私、勇敢的一面，性格行為轉變的契機是對女兒博大的愛。書娟父親為了在日軍橫行的南京城存活，昧著中國人的良心當了令人唾棄的漢奸。他當漢奸，舍出全部家產賄賂日軍，抓住任何進入教堂的有限時間，躲避日軍的監視，為約翰提供幫助。他明知日軍已經對他產生懷疑，還孤注一擲弄來了稀缺的修車工具和通行證。他把心愛的女兒托付給約翰，絮叨地交代逃離細節:“離開教堂時，記得往西走，那里有離開南京的路……”內心里已經做好了死亡的準備。他當漢奸，沒有為自己謀一點私利，最后還倒在日軍殺人滅口的槍下。書娟父親身上凝聚了中國普通父親的特點，善良和藹，有著強烈的家庭責任感，無微不至地照顧女兒。這份父愛在戰亂時期顯得那樣壓抑和苦悶，在殘暴的日軍面前，書娟父親只是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小人物，他既無名聲也無權勢，背后也沒有援軍，他一個人在孤苦地支撐，為了女兒，他不得不與現實妥協，不得不忍受女兒對他的誤解。女兒和同伴安全離開南京，九泉之下的他瞑目了，死是他的解脫和升華。

《金陵十三釵》中的書娟父親“漢奸”形象顛覆了以往影視劇中慣有的漢奸模式。傳統影視劇中的漢奸，幾乎都是容貌丑陋，仗勢欺人，比如《平原槍聲》中的漢奸楊百順，是肖家鎮有名的無賴，長得賊眉鼠眼，干瘦的腦袋充滿了餿主意，老百姓給他起個外號叫“楊大王八”;又比如《野火春風斗古城》中的高大成，長得五大三粗，鷹鉤鼻子，一副變色眼鏡遮住右邊的大瞎眼。以往影視編劇對漢奸形象的塑造趨向類型化、符號化，這樣容易讓觀眾了解漢奸丑惡的內在本質，激發對漢奸的痛恨。書娟父親一開始出現在銀幕上是一個四十開外的中年男子，帶著紳士帽，身材微胖，胖嘟嘟的臉上掛著謙卑的表情，人物出場確實沒給觀眾帶來什么好印象，但他誠懇的話語，冒著生命危險積極無畏救女兒的行為，讓觀眾一點一點感受到了他的勇敢和無私的父愛。書娟父親在片中始終是苦悶的，日軍層層包圍的教堂他每一次出入都極為謹慎小心，急切、短促的言語更顯得怯懦。女孩們上車赴宴前，他哀求日軍，執意要見女兒最后一面，在疑惑寬慰間，殘暴的日軍給他當頭一槍就轟然倒地。他的死來得那樣突然，觀眾為之揪心，不禁為他掬一把同情之淚。他的膽小、平凡和慈愛拉近了人物與觀眾的距離，他就是中國普通民眾一員，仿佛就存在我們父輩中間。

《金陵十三釵》塑造了一個“漢奸”父親形象，雖然這個漢奸不可恨，帶給觀眾那么多感動，但“漢奸”身份畢竟是不光彩可恥的。是什么讓一個有家庭責任感、慈愛的男人變成漢奸，確實是一個不得不思考的問題。電影開頭南京城一片混亂，到處都是死人，全副武裝的日軍在坦克的推進下，手拿機槍肆意掃射平民百姓，抵抗重重逼近的日軍只有十幾個國軍將士，國軍教官毅然違背上級撤退的命令，指揮部下抗擊鬼子，保護柔弱的女學生。國軍將士義無反顧用血肉之軀抵擋鬼子的坦克、機槍，場景慘烈。秦淮河的14個妓女擅自翻過墻頭跳進教堂，只為尋得暫時安寧。無所依靠的百姓拿什么保護自己?國難戰亂前，老百姓的生命如同螻蟻。在這種形勢下，書娟父親為救女兒委身日寇確實是沒有辦法無奈的選擇。聯系史料記載，抗日戰爭時期漢奸大量出現，為日寇作戰的偽軍超過百萬。［4］“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毀，然后人毀之，國必自伐，然后人伐之。”(《孟子•離婁上》)漢奸的出現主要是由中國自身原因造成的，國力衰微，政府腐敗，社會矛盾不斷激化，當外敵入侵時，相當一部分普通老百姓因無法生存以致不得不去做漢奸維持生計。結合多災多難的中國近現代史，電影書娟父親的形象令人痛心，發人深省。

電影《金陵十三釵》把南京大屠殺中國民族記憶深處的痛苦直接展現在觀眾面前，一切故事的存在都具有直接的歷史性，導演張藝謀講了一個好故事。書娟父親的形象是那樣沉重，他承載了民族、戰爭太多的內涵，他的形象又是那樣真實，深沉的父愛無需渲染鋪墊，他是影片中刻畫很成功的人物形象。美中不足的是，影片對原著小說中書娟父親與妓女玉墨關系的完全淡化，讓片中書娟對玉墨的刻骨憎恨成了無源之水，顯得不合情理，書娟的行為舉止在女學生群體中也沒來由地顯得怪異和特立獨行。既然電影中書娟與玉墨毫無瓜葛，書娟何以會超乎尋常對玉墨好奇，又何以會痛哭流涕懺悔內心曾對妓女的憎恨?這是影片對原著小說中書娟父親的改編留下的明顯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