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兒中家庭危機的意識形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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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蔣華 單位：重慶師范大學傳媒學院

恐怖電影《孤兒》正是涉及了這個問題。一對夫婦從孤兒院里領養了一個9歲的小女孩，至此之后，不尋常的事情就不斷發生，孤兒院的嬤嬤在家訪后被殺，女孩學校的同學被人從高處推下致傷，整個家庭對領養女孩的態度產生分歧，和睦的一家似乎要分崩離析，家庭因此而陷入危機。

電影里的這個家庭堪稱一個完美的美國家庭。作曲家妻子，建筑師丈夫，擁有一對可愛的孩子，住在郊區的別墅，這是典型的美國中產階級家庭代表。可就是這個看似無懈可擊的完美家庭，在遭遇“真正”的家庭危機之前，其實就已經危機四伏了。對于妻子凱特來說，在看似完美的生活背后，則是她曾經酗酒的過去，疏忽大意差點傷害自己孩子的不堪回憶，處處對自己諷刺挖苦的婆婆以及剛剛經歷意外流產的痛苦經歷。丈夫約翰曾經的背叛讓他們兩人之間總是有所疏離。兒女們雖然精靈可愛，卻因為年齡的限制無法真正理解母親的痛苦。甚至是她自己的心理醫生，這個普遍被美國人視作救世主的職業，也不相信她的自我陳述。

不僅凱特倍感孤楚，這個完美家庭的其他人似乎也處于“孤兒”的狀態。丈夫，這個典型的美國中年男子，在家庭中看似強者而實際脆弱。妻子與婆婆的針鋒相對讓他變成了左右為難的夾心人，而妻子拿過去不忠經歷來咄咄相逼讓他時刻都感覺不被妻子信任。在家里，能與他溝通的似乎只有那個外來者。這是被預謀的溫馨，但對于不知情的丈夫而言，這小小的、持續的親情感已足夠深深打動他。兩個子女在一個完整的家庭中，也有類似孤兒的處境。兒子丹尼爾在收養孤兒的問題上十分被動:流產的媽媽因為想彌補自己的精神缺失，帶來了素未謀面的艾斯特作為自己的“妹妹”。他的烏托邦就是他的樹屋，這個完全懸于空中的小空間，是他與朋友相聚，享受私密的世外桃源，而就是這一點地方，也被父親鎖起來懲罰他。小女兒馬克辛是使用助聽器才能與世界溝通的聾兒。哥哥與所有美國青少年一樣，沉湎于電子游戲與成人雜志，甚少與她交流。夫妻關系的破損，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隔閡無疑才是這個家庭的真正危機。

這也是電影真正的恐怖及焦慮所在。“恐怖電影反映了現代人的一種恐懼焦慮心理。對人類在宇宙孤獨地位的焦慮，對社會道德的焦慮，對工業化時代科學技術的焦慮和恐懼，對恐懼的恐懼，對焦慮的焦慮。”②威脅不是來自于外在，而是來自我們自身。

作為國家意識形態的商業電影，必然以其意識形態腹語術的方法，來對社會的種種裂隙進行縫合。其中重要的一種方法就是制造“他者”。從某種意義上講，恐怖電影就是一種關于“他者”的電影類型。美國學者歐內斯特•瓊斯在《論惡夢》一文里，對電影史上的恐怖片進行了開創性的心理分析，指出:“恐怖片是在最原始的無意識的層面上表現‘他者’的。”③可以說，通過電影的方式尋求“邪惡的他者”，訴諸觀眾的本能，宣泄其與生俱來的內心脆弱感和恐怖體驗，進而反省置身其中的社會語境及其意識形態氛圍，是作為類型的恐怖電影最根本的文化特征。④依照福柯的論述，任何社會都內在地需要它的離軌者。離軌者的命名與放逐，是社會權力得以正常運作的重要保障。社會通過對離軌者放逐，象征性地純潔了社會機體，同時使未被驅逐者確認了他們社會主體的地位，增強了社會的向心力。而離軌者的選擇與命名則是依據不同的社會需要來更動與確認的。一部敘述文本中離軌者的命名，本身便是一種明確而有效的意識形態行為，其放逐式變成了阿爾圖塞所謂對無法解決的社會困境的“想象性解決”⑤。

電影中的“他者”，家庭的首先威脅者是艾斯特。這是一個神秘、缺少前史的“女人”。因為患有一種特殊的疾病導致內分泌失控，致使她永遠無法長大，一個成熟的女人靈魂將被永遠禁錮在一個9歲的女孩身體里。身體的異常導致她精神的變態，這個主要體現為性的壓抑。她無法像一個正常女人一樣戀愛，享受性的快樂。這是她試圖侵入家庭、破壞家庭的根本原因。影片在凱特夫婦去孤兒院里探訪尋找合適的兒童時，采用一個俯視鏡頭，呈現凱特夫婦駕車來到孤兒院中的情景。無疑這是一個主觀鏡頭，有一個窺視者在注意著他們。這個叫做艾斯特“小女孩”，用歌聲引起了約翰的注意，讓約翰循著歌聲來到了她畫畫的教室。并以與她年齡不太相符的禮貌和聰慧贏得了凱特夫婦的好感，從而被選中收養。是她選擇了凱特夫婦，而不是凱特夫婦選擇了她。從這個意義上講，這場家庭的滅頂之災就消除了偶然性和不可知性，而成了一個預謀已久的陰謀。

凱特夫婦幾乎毫無保留地善待這個家庭的新成員，小女兒非常高興自己擁有了一個姐姐。兒子雖然對艾斯特有所嘲諷，但那不過是青春期叛逆的表現，而不是什么真的惡意。但艾斯特很快就對這個友好的家庭發出挑釁。她一次又一次地破壞凱特和約翰的親熱，對于后兩者來說，這些正是修復關系的舉措。她嘲弄凱特的善意，將凱特用來紀念死去嬰兒的玫瑰花割下，殘忍地送給凱特作為禮物。并使凱特和約翰之間產生誤會，使約翰差點離家出走。在她的引誘、威脅下，善良純真的馬克辛變成了殺害孤兒院修女的幫兇。因為懷疑丹尼爾知道殺害修女的內情，她制造了事故假象，試圖燒死丹尼爾，并因引誘約翰不成，而將約翰殘忍殺害。

種種行為表明，艾斯特是一個邪惡而瘋狂的惡魔，是她將這個家庭拉入了風暴中心，置于分崩離析的邊緣。她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精神病人。她來自的薩瓦學院不是一所學校而是一所精神病院。在這所精神病院里，她是病情最為嚴重的狂躁病人。這是一種非常態的特殊的惡的因素，而且，她來自美國社會之外。人們一開始以為艾斯特是俄羅斯人，而真相揭曉時，我們得知，她來自愛沙尼亞，一個更為遙遠的異國。當艾斯特沉入黑暗的池塘深處時，觀眾似乎可以松了一口氣，家庭的威脅似乎已經解除。

作為影片的基本情節(懸念)設置，艾斯特這個9歲的女童其實是一個36歲的成年婦女。艾斯特的形象在某種意義上，仍然是蕩婦和巫女形象的翻版。那么，影片的另外一個敘事策略就是，將家庭危機演變成了兩種女性的斗爭———好女人和壞女人的斗爭。如果說，一部影片的片頭段落常常像一場夢，而影片的主部則相當于釋夢。那么，這部影片在一開始就向我們展示了這是一個女性的噩夢。影片以凱特的一個噩夢開始，凱特陣痛發作，被丈夫攙扶著來到醫院。在陣痛中發現自己的兩腿之間不斷滴下鮮血。恐怖的手術室里，醫生們不顧自己的反對，用碩大的手術器械將自己腹中的死嬰取出。朦朧中，凱特耳邊傳來醫生的聲音:“恭喜你，是個女孩。”一個血淋淋的怪嬰被舉到她的面前。凱特在尖叫中驚醒。這里所顯示出的凱特潛意識的危機是來自母親能力的喪失。就如凱特面對心理醫生講述這個噩夢時的自覺:這個夢境并不簡單反映流產事件的創傷，而是凱特對于做一個母親信心的喪失。因為酗酒使得小女兒差點喪生于結冰的池塘，也許因為酗酒而使嬰兒胎死腹中，她似乎沒有資格和能力做好一個母親。這是她最大的夢魘。而整部影片所展示的，似乎就是凱特的回歸和拯救之路。正是在與艾斯特斗爭的過程中，她擔負起保護家庭的重任，是她而不是丈夫約翰拯救了家庭。影片的最后段落也是影片的高潮部分，凱特在女兒馬克辛發生意外而差點喪生的結冰池塘上，將邪惡女人艾斯特踢入冰窟深處，消滅了威脅家庭的危險因素。她在冰面上與女兒緊緊擁抱在一起，這是雙重的救贖，一方面她拯救了她和女兒的生命，另一方面，她拯救了自己的靈魂。她重新拾起了母親的責任和能力，而這個，似乎才是解決家庭危機的根本因素。盡管女性主義運動開展以來，美國女性權力得到很大的提高和保障，在好萊塢電影里面，也與時俱進地出現了掌握自己命運決定自己行動的女性形象，甚至在這部影片里，母親凱特也具有這樣的“英雄”特征，但我們發現，女性在本質上仍然是作為“他者”形象出現。在影片的鏡頭語言中，她被呈現為“被看”的狀態，影片不時用特寫及中景鏡頭來展現她美麗的容顏及曼妙的身體。這無疑是一種被“物化”的結果。她曾經執教于耶魯，是一個高學歷高收入的職業女性。她并非一個家庭婦女，而這正是美國婦女的傳統角色。她的酗酒，似乎正是事業與生活沉重壓力的結果。女性獨立，走向社會，似乎并沒有給女性帶來真正的幸福，相反，而使女性瀕臨不幸。女性主義運動，才是家庭危機的罪魁禍首。“在女權主義運動最激進時刻，這項運動將家庭視為女性缺少自由的焦點所在。”⑥那么，讓女性回歸家庭，讓女性擔當起母親的責任，這才是解決家庭危機的方法。這正是好萊塢運用意識形態的腹語術，對于家庭危機的想象性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