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學建構大學教育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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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學教育與文化戰略

20世紀90年代，教育部已經將“中國文化概論”類的課程列入了高等教育課程。由張岱年先生和方克立先生主編的國家規劃教材《中國文化概論》，提出“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批判繼承，綜合創新”的文化觀，為中國大學開展中國傳統文化教育確立了理論方向。作為對通論性知識的展開與補充，還有一些大學以經典閱讀的形式開設此類課程。但是作為文化學意義上的中國傳統文化教育是否已經形成？其中應由哪些知識或學術內容組成？隨著21世紀的到來，文明沖突與對話日益激烈，能夠面對時代問題的文化觀應該是什么，傳統文化的教育與此文化觀有何關系？知識不是憑空創造的，因此，大學的傳統文化教育，要重新梳理和借鑒中國現代學術中有關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成果。文化觀念關涉文化共同體的生存與發展，因此，要結合當代世界多元文化的格局，確立新的文化觀。

二近現代中國文化學的建構

中國現代文化觀念中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事實上根源于近現代中國文化學的建立。近代中國的大門被西方的艦炮轟開之后，天朝大國的政治與文化秩序走向崩潰。面對強大的他者和新的世界秩序，中國喪失了文化的自主能力。重建、復興中國文化成了中國知識分子迫切探求的課題。中國的學者開始借助西方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說重新審視自己的文化，希望在世界的文化秩序中確立中國文化的地位，體現了近現代中華民族的文化自覺和對文化戰略的規劃。因為史學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為發達和深厚的傳統，因此中國文化學的主體是20世紀興起的中國文化史學。1902年，梁啟超就發表了《新史學》，他認為西方通行的諸多學科中“，為中國所固有者，惟史學。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今日歐洲民族主義所以發達，列國所以日進文明，史學之功居其半焉”，提倡開展中國文化史的研究。自20世紀20年代起，中國文化史和中國文化的專門史撰述層出不窮。比較有影響的有柳詒徵撰寫于20年代的《中國文化史》、陳登原撰寫于30年代的《中國文化史》和錢穆撰寫于40年代的《中國文化史導論》等。

30年代，商務印書館王云五、傅偉平開始編纂《中國文化史叢書》，計劃編成八十種，因抗日戰爭中止，共計出版了四十多種，多為中國文化專門史的開山之作。這些著作大都體現了對中國文化的歷史憂患意識和融匯中西、與時俱進的學術取向。如柳詒徵《中國文化史•緒論》表明其書宗旨“一以求人類演進之通則，一以明吾民獨造之真際。”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弁言》認為：“中國文化，表現在中國已往全部歷史過程中，除卻歷史，無從談文化。”以文化作為中國歷史的總體觀照，突破了以善惡褒貶和評判興亡成敗為主的的傳統史學疆域。中國文化哲學的建構也開始于20世紀初新文化運動時期。在新文化運動中，推崇西方民主與科學的知識分子與推崇中國文化的知識分子之間就產生了論戰。此后又連續發生“科玄論戰”，西方文化派、馬克思主義派和東方文化派之間的文化論戰，直到抗戰爆發才告一段落。在這場論戰中，現代中國新儒家思想逐漸形成，熊十力、梁漱溟、馮友蘭、賀麟等都以復興儒學為己任，同時熔鑄西方哲學的學理，構建新的文化理論，如“新唯識論”、“新理學”、“新心學”等。40年代末，梁漱溟完成了《中國文化要義》，以“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為宗旨，探究中國文化的個性特征與精神內涵。1949年以后，新儒家主要活動于我國臺港地區和海外。20世紀80年代大陸地區“文化熱”興起后，新儒家的文化思想在大陸也得以發展。新儒家既反對全盤西化，也反對文化保守，而是主張通過復興儒學來重建中國的民族文化。可以說，中國文化哲學的主體是新儒學思想，旨在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傳統。西方文化人類學的傳播和中國文化人類學的建立也為現代中國文化學作出了重要的貢獻。20世紀初，中國創辦的一些新式大學已經設置了人種學的課程，西方的考古學家和人類學家也在中國開展調查與研究。“五四”運動前后，一大批中國留學生在歐美學習人類學，受到系統完整的人類學教育。他們在國外就已經發表了中國民族學研究的成果。如李濟的博士論文《中國民族的形成》、吳文藻的《民族與國家》等。1926年，受德國人類學和文明史學影響的蔡元培發表了《說民族學》，系統介紹了民族學的概念。1927年，傅斯年在廣州中山大學創辦國立中山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設置考古、語言、歷史、民俗四學會，從事調查方言、民俗和古代文化遺址的科學研究工作，是中國第一個人類學研究機構。1934年，中國民族學會在南京成立。黃文山《文化體系學》、孫本文《社會學原理》、陳序經《文化學概觀》、費孝通《江村經濟》、林惠祥《中國民族史》、凌純聲《中國邊疆文化》等，都是在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涌現出的代表性學術成果。

由于中國文化人類學者受歐美不同的文化人類學派影響，他們的學術取向異彩紛呈，對人類學和社會學也各有偏重，但大都主張廣泛吸收西方人類學理論，深入到中國的社會、民族和文化遺址中去調查研究，創立中國的人類學、民族學和社會學。以人類學的文化理論為根據，融合中西方文化，加強中華民族的向心力。在一個大的世界文明體系中，為建立多元文化民族國家而努力。進入21世紀，費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覺”的命題，提出：“文化自覺是使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他的意義和所受其他文化的影響及發展的方向。不帶有任何‘文化回歸’的意思，不但不是‘復歸’，但同時也不主張‘西化’或‘全面他化’。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發展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情景時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這一文化觀念，超越了中國知識分子長期關注的諸如“文化本位”、“全盤西化”、“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西學為體，中學為用”、提倡“國學”等問題，在全球文明對話的視域中深入闡釋中國文化，提出對策，體現了文化人類學思考、應對世界文化格局的能力。可以說，文化史學、文化哲學、社會文化人類學是中國現代文化學的三大學術構成，在此系統中，中國文化的歷史、中國文化的精神和中國文化的結構與功能等問題得到科學的研究和思考，中國文化的話語體系得以建構。盡管他們的解釋方法和價值判斷不盡相同，但由于中國文化既是他們的研究對象，又是他們的鄉土家園，所以他們無不以復興中國文化為己任，以探求中國文化的出路為課題。即使是那些批判中國文化的知識分子，也大都出于對中國文化前途的深切擔憂與重新設計。他們科學而冷靜的剖析是對中國文化的現代洗禮，他們的文化思想同樣構成了中國現代文化學的重要內涵。因此，大學教育中傳統文化知識體系和思想內涵應該總結、研究、借鑒上述三個學術領域的內容。

三多元文化時代的文化觀

西方啟蒙思想家常常用文明作為判斷人類社會是否擺脫野蠻狀態的標準。受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的影響，以西方文明為標準和理想，建構單一的文化演進說。隨著20世紀世界格局的變化和人類學、歷史學和社會學的發展，人類文化和文明的單一演進學說遭到摒棄。不同民族的文化是具有獨特性和差異性，其文化模式和文明演進途徑各不相同。蘇聯和東歐政治格局解體之后，冷戰意識形態不再籠罩國家、民族和文化，各種文明再次登上世界政治舞臺。正如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所言：在冷戰后的世界，文化和文明既是分裂的力量。又是統一的力量。世界上的重要國家絕大多數來自不同的文明，全球政治已經成為多極的和多文明的。但是，人類文化的多樣性也受到新的威脅和挑戰。首先是全球一體化進程加快，時空、語言的文化的障礙被沖破，人類文化和文明同一化的進程加快，強勢文化又往往以普世文明的身份自居，希望統一或整合其他文明，甚至否定其他文化享有差異性的權利。其次是根源性的危機，即人類生存的問題。人類的現代化進程正在導致地球上生物多樣性的破壞和資源的匱乏，許多適應某種特定自然環境的人類文化，特別是一些原住民的文化，隨著現代化和全球化的進程，連同他們的生態環境一起遭到侵入和破壞。面對這兩大危機，一方面我們應主張多元文化共存，因為“文化多樣性是人類共同的遺產。”“世界文明不會是其他的，只能是世界范圍內的各自保留其獨特性的文化之間的聯盟。”另一方面，我們要積極參與世界文明的進程，因為主張文化多元性和多樣性并不意味著文化相對主義和文化孤立主義，“孤立的文化無法獨自構建真正累積的歷史條件”，“各種文化應該自愿或不自愿地加進他們各自的份額，從而在偉大的歷史舞臺上才最有可能使延續得以實現，使歷史得以進步”。因此，當代中國文化面臨的主要問題，已不再是如何是對待中外、古今的問題，而是全球化時期的文化轉型和文化戰略建構的問題。中國文化如何與全球各種文化和文明之間解決沖突，實現對話？中國文化憑籍什么樣的資源與內在力量才能在世界文化聯盟中加入自己的份額？這些時代課題，首先應該在傳統文化教育中尋求根源性的答案，大學應該首先承擔研究的任務。中國傳統文化與中國大學教育的邏輯關系與共同命運正在這里。

作者：徐興無 單位：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